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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回顾“非典”时期: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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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小队长 发表于 2020-1-24 00:32: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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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
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来源:C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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