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外情报社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伊朗已经向可能的核武器生产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开始着手建立一条装配线，制造核弹头的核心关键材料。
此前不久，伊朗宣布将浓缩铀的丰度，从2015年“伊朗核协议”规定的3.67%提升至民用浓缩铀的最大丰度20%。
制造原子弹需要的浓缩铀丰度为90%以上，要知道，浓缩铀丰度从20%到90%并不存在根本性技术障碍。
2019年11月4日，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内的设备。图|人民视觉
伊朗核研发，再次成为焦点，不免让相关国家对其真正意图存疑。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加速了伊朗核开发的进程？
伊朗为何选在美国总统换届之际宣布这个消息？
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的决定，在更大程度上是国内强硬派影响力做大的结果。
伊朗和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开始的对话、在2015年签署“伊朗核协议”，是在以伊朗总统鲁哈尼为首的温和派政治力量当政时实现的。
温和派认为，核武器研发毫无意义，只会使伊朗在中东地区更加孤立，同时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制裁。因此，他们主张通过与美国和欧洲对话，放弃核武器研发、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改善民众生活。
强硬派和保守派认为，美国对于伊朗的敌对不可改变，即使签署了“伊朗核协议”，美国依然可以随时撕毁并重启制裁。因此，只有发展核武器来震慑美国、在谈判桌前压迫美国做出让步，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他们看来，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并非伊朗退让的结果，而是伊朗核技术即将取得突破，美国不得已做出的让步。
2018年以来，美国重启制裁加剧了伊朗经济困难，以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交部长扎里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式微，保守派和强硬派话语权增大。2020年议会选举，保守派和强硬派大获全胜，温和派失去了多数席位。
2020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相继遇刺，加速了伊朗核开发进程—— 12月，伊朗议会推出“反制裁战略法案”，要求政府加速核研发进程，提升浓缩铀丰度至20%。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2021年，伊朗将迎来总统选举。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其继承人的人选将成为相关方争夺的焦点。
上一次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变更（1989年），是由伊朗总统继任为最高精神领袖。温和派和强硬派都希望能够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通过舆论和议会造势，推动“反制裁战略法案”的实施，提升强硬派和保守派的影响力，也就成为了重要的竞选策略。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沙漠地区，大部分建筑位于地下，可生产浓缩铀。图|人民视觉
此前，拜登多次表示，将很可能改变特朗普时期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战略，转而谋求双边战略对话，进而解决伊朗核问题。
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到20%，有意给未来与美国对话预留下伸缩空间，在拜登上台执政并与伊朗展开对话前，伊朗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关键的20%节点，做到“可进可退”，掌握核问题对话的主动权。
不过，拜登政府和伊朗的接触，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障碍。
首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存在“先决条件”，短期内难以弥合分歧。
拜登的立场是伊朗停止核研发活动，无条件地回到“伊朗核协议”框架下，随后美国才会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则认为，美国需要对制裁伊朗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程，必然给未来美国伊朗对话，设置新的障碍，也增加拜登团队与伊朗对话的难度。
其次，拜登的外交团队很可能主张继续对伊朗施压。
拜登任命的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在对外政策上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痕迹。他认为，应当在对伊朗关系上设置一定的“底线”——伊朗应无条件停止当前的核研发活动，将核研发进程重新纳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2015年核协议实施核研发活动。
另外，他表示，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以及导弹研发活动，已经成为了中东“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应当约束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不难猜测，以布林肯为首的美国新一届外交团队，将会继续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
第三，拜登的中东政策将面临来自于中东盟国的掣肘。
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反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些国家认为，伊朗一直试图发展核武器，而且积极地在中东地区扩展影响力，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也门等地区事务上，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应予以遏制。拜登与伊朗的接触和对话，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无法复制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订时的经验。原因不难理解，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大为不同。
2015年以来，伊朗导弹技术实现了较大发展，在地区事务（如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的话语权大大增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涉意愿下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大规模撤出驻军和力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改善，共同应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伊朗核问题”谈判，已经变成了“伊朗综合问题”的谈判，因此必然更加复杂和棘手，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2012年2月15日从伊朗新闻电视台直播画面截图的电视照片显示，伊朗在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启用新型离心机。
欧洲国家，一直夹在美国和伊朗的对立之间，扮演着“减压阀”和“传话人”的重要角色。对于欧洲来说，解决伊朗核问题，不仅需要伊朗能够放弃强硬立场，也需要美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和敌意。
2003年，在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查问题陷入僵局之时，欧洲国家试图弥合伊朗与国际社会的矛盾。10月，英、法、德与伊朗签订了《德黑兰联合声明》，劝说其同意接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暂停浓缩铀计划。随后，伊朗履行承诺，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保障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国内核设施的检查。
2004年，上述三国和伊朗签署了《巴黎协定》。在协定中，伊朗承诺将会在自愿的基础上暂停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计划和活动，换取欧洲国家支持和帮助自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国表示将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且向其提供轻水反应堆及相关的技术帮助。
此后，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不再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查，同时提出要求伊朗积极全面地履行协议义务。
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期间，英、法、德和欧盟代表，作为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参与方，积极游说美国和伊朗。特朗普承认，曾通过法国向伊朗高层传递信息，希望能够将“导弹技术”和“地区扩张”补充进伊朗核协议之中；2018年，特朗普曾通过法国外交官向伊朗代表团传话，希望能够与伊朗总统鲁哈尼直接会面。
来自欧洲国家的投资和项目，是伊朗坚守“伊朗核协议”的重要外部动力。事实上，美国于2018年重启相关制裁后，欧洲企业畏惧美国“长臂管辖”，担心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纷纷从伊朗撤出投资和项目。尽管欧洲国家反复向伊朗保证，将继续坚持“伊朗核协议”，但是各国政府无法强迫欧洲大企业重返伊朗。
失去了坚守“伊朗核协议”的经济红利，伊朗也就不再有动力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的相关框架下。
当然，欧洲国家对于“伊朗核协议”的坚守，并不能被视为欧洲国家对伊朗的无限同情。如果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到20%甚至以上，欧洲国家很可能会采取措施，与美国联手开展针对伊朗的新制裁。
伊朗此举很可能将自己置身于更加复杂的形势之中。
首先，地区国家，如以色列和沙特，对伊朗核研发忧心忡忡。
在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看来，伊朗是中东地区的最大“安全威胁”，因此反对其核研发，要求国际社会进行约束和干预。以色列可能通过间谍组织对伊朗实施破坏活动，甚至可能直接发动袭击，以阻止其获得核武器，如：
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网络病毒攻击，伊朗方面认为病毒极有可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研制并植入的。
2018年1月，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伊朗窃取其核计划的几乎全部存档并运回以色列。据悉这些资料包括5.5万页文件和163张光盘。
2020年12月，以色列情报机构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暗杀了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
2020年11月28日，伊朗学生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抗议活动，以抗议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图|人民视觉
而以色列的破坏活动，很可能招致伊朗的强力反制，进而造成地区冲突升级。
其次，伊朗核研发活动的加速，很可能刺激地区国家开展“核竞赛”。
当前，在中东地区，除了正在进行核研究的伊朗和已经获得核武器的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也有意愿开展核研发活动。
如果伊朗的核研发继续实现突破，尤其是它为90%的浓缩铀丰度作出的努力，势必将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和警惕，进而刺激中东多国开展自己的核研发，引发地区核竞赛。
若噩梦成真，将极大削弱国际社会核不扩散机制的效力，冲击已有的国际控核体系。而且，一些国家很可能不具备有效维持核设施安全的能力，发生核泄漏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
最后，伊朗核研发活动很可能给伊朗国内带来新的危机。
持续进行核研发，势必将加剧伊朗在地区的孤立局面，进一步提升强硬派话语权，使军事、情报机构和宗教团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眼下，伊朗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容乐观，伊朗强硬派和保守派影响力上升，将会给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加剧伊朗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甚至引发政治与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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