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与中国梦 文、图 / 言破空（蒙特利尔） 编者注：此文原稿写于2013年底骆家辉提出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际，新近作者又稍做了修改和增补。 2013年底，骆家辉请求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引起纷纷舆论。这里不谈大使自述为孩子升学，或者外界捕风捉影说无法忍受北京天气、筹划候选总统、甚至骆或其妻婚外恋。玩政治会有暗箭中伤，媒体则喜爆料。要说的是，骆氏驻华经历提供了研究文化冲突的标本，从中可窥见中国官场的排异，以及中美文化上的冲突与官员间的折冲樽俎。 血缘、姓氏以及理念 姜太公有子姜骆，其后以名为姓。历史上有骆宾王，作讨武则天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武女拍案叫绝，责备臣下让这等人才流落民间（古代专政者也有爱才而非赶尽杀绝异议人士者）。骆姓源头尚有其它说法，但古来不乏改姓者。司马炎篡魏，大杀曹魏后裔，曹操众多后代改姓操。年前曾见报道，湖北一党官名操尚银（何不尚金？）因受贿获刑13年。当年汪精卫做了汉奸，不少姓汪的就改姓王。还有少数民族归化后改汉姓，如苗族姓兰，回族的白、马两姓。所以血统与姓氏未必相关。   刘备逢人便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他这么说，人就这么听，没人去考证过。靖王与汉武帝同辈，与刘备隔了多少代？靠这张口头名片算起来，眼下汉献帝是其侄子，凭此混得人称“刘皇叔”，无形资产哪。盖因古代重血统，按生物学规律办事，子宫是走向王宫的第一步。史料里你查不到谁封刘备“汉中王”，自封，后来还称帝。自封特别要自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脉相承又如何？孔子77代孙孔德成，嫡系长孙，1956年其子考不上大学，向蒋介石求情，免考，改为保送大学中文系，入读后学业差而校方不敢令其退学，次年另一子考大学也名落孙山，再度求保送。鲁迅这点上值得敬仰，发觉其子并无才气就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生物学已发展到在基因层次作研究。通常子一代有父母基因各50%，孙一代为25%，以此类推。更何况，遗传中会发生变异，甚至返祖如新生儿有了个尾巴。几十几代孙这种说词只有招牌意义了，而且不如“李记王麻子”、“周记张小泉”来得诚信。硬把祖辈抬出来颂扬，乞灵借光，正是缺少自信。 美国官员在中国官场   骆姓如今多分布于粤、黔两省，骆、罗粤语保留古音入声，故两姓广东人移居海外爱套用发音相仿的Locke。字母K透出日耳曼渊源，而这一姓氏出了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洛克的思想造就了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骆家辉这位locke的经历可资比较文化研究。在此不谈茶与咖啡、山水画与油画之类外在表象，而是内在的思维理念等。骆氏公开说过：我要向中国人民展示美国的价值观。   2011年夏，大使抵北京，几张照片叫人刮目相看：西雅图机场，背负双肩包、手持减价券买咖啡，已是先声夺人。坐经济舱、妻儿们肩担手提，哪里是大使到任？简直在跑单帮。无警车、加长礼宾车，打了部面包车，说是一家人和行李一车就解决啦。后来索性乘巴士、开易拉罐招待记者、陪副总统小巷品小吃、不住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全家不带随从外出……   罢了，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叫中共官员情何以堪？简直是面照妖镜，不是习总的“照镜子”。官媒惊呼“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进而教训他“当好大使”。CCTV记者 公开场合第一问就指骆：是不是因为美国欠中国钱，所以大使坐经济舱?     骆家辉与副总统在陋巷小吃，这在美国及其平常，而且这样才能有选票。香港毕竟是英国经营了百年，政府公用小车一直保持在30辆左右，其余公务外出实报实销。不必唱什么“接地气”， 脚踏实地，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梁上君子！   但中国媒体亮出照片，沿街一排警车与保安（加便车和便衣），道是你巴登街头吃碗面的安保开支，远高于在钓鱼台国宾馆享用美食。事先告知，或事后开帐单给美方？不会，所以叫潜规则，只是暗中骂“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按美国规矩办，总统请同事街头吃麦当劳，我们啥级别就啥享受，决不走邪路。包装是西装革履，骨子里是朝廷命官，只少了“肃静”、“回避”大牌。   前驻法大使赵某就说：国家之间观念不同，我当大使，国家出钱，肯定头等舱，我是代表国家的。听明白吗？代表国家靠的不是德与才、办多少事，是钱多排场大。若还有特等舱，这位共官也肯定坐，有国家出钱，共产党的官有几个不贪图享受？     即便如公布PM2.5那档子事，稍后被恶化的雾霾证明做得很对，但不讨好。而今大城市污染加剧，出门就腾云驾雾，未到共产主义，先到蓬莱仙境。自称代表先进的政权，行事弗如帝皇，从前朝廷设言官，左拾遗、右补阙，万岁爷日理万机，生怕挂万漏一。中共即便自知有错，就不准别人讲，谁讲就枪打出头鸟。官民冲突，问题可解决，但领头的必遭整肃。骆到任不久就公布使馆测得的数据，中方抗议，美方回驳。而2013年“两会”上习总要人用“淡定去面对”，理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PM2.5但有PM250”。这毫无逻辑的语言，居然博得代表们大笑，麻木到拿民众健康开玩笑。老百姓以往不知PM2.5为何物，今后会念着骆家辉的好。   在上海与九岁女童交谈，大使跪单腿。这还了得？男儿膝下有黄金，何况全场地位最大的官，下跪九岁小女孩？小女孩懂事，说“美国大人都这样，这是教养”。中共官员自视甚高，总想万民仰望。   有人骂骆大使忘本、不爱中国。 无真才实学而当上官的，都很刁钻，整不了你个老外，就刁难让你呆不下去。倘若骆是纯种洋人，中方倒不至于，即使宾馆酒店，也把人分三等：洋裔洋人、华裔洋人、本土华人。所谓媚外，媚的是第一等。   骆家辉是美国人，因为黄皮肤就要接受中国价值观？十足皮相之见。   血统是天然，价值是文化。一是Nature, 一是Culture。官员不懂文化，只有属本能的饮食男女与物欲享受，所以一查就露馅。   黄种血统照样可具有普世价值观，骆家辉并非孤证。马英九穿旧西装、吃盒饭、住公寓楼、用电子表、骑自行车上班，其妻坐巴士上下班等等，尽人皆知。   就骆而言，加快签证速度、促进两国贸易、公布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等，似乎已是极限，对中国就爱莫能助了，何况不获信任，更兼王立军与陈光诚两案中，已开罪中共。    骆家辉怎能看得惯中国的游戏规则、潜规则？2012年12月，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的一次论坛上，骆说“中国是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统治的”、“很难预料习近平要做什么”，在另一场合他说：在中国当大使这几个月，感觉办任何事情，能够很顺利办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有钱的人；二是有权的人。委实一语中的。但对如此这般的规则、潜规则，骆家辉觉得困惑无助。   美国梦    美国媒体如何评价？试看《大西洋月刊》与《西雅图时报》两种：有史以来最棒的美国驻华大使、这样的软实力花钱买也买不到；骆是好样的，代表美国价值观简直再好不过了（simply too good at representing U.S. values）；无须置疑，他在为美国选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银行帐号卖力（serving American voters, not his bank account）。前者为美国最受欢迎杂志之一，讨论政治与学术，后者华盛顿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它众多媒体也多有口碑。   早先骆的祖父飘洋过海来美，骆家辉对其第二任太太李蒙说，他要实现美国梦。这位肩荷手提，夫唱妇随的，系1986年美国亚裔小姐。在此提一笔，因为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大陆有人研究过，经济收入男女须成 1.5比1，方可无情变或婚变之忧。而当年李女收入是骆男的两倍。论家世，骆的爷爷替人当仆役，李女祖母蓝妮是苗族公主，而蓝女系孙科第二任夫人，国父孙中山儿媳。一个惨淡，一个显赫。李小姐必然彻底抛却门当户对、郎财女貌的观念。骆由华盛顿州长、联邦商务部长而任驻华大使，得力于贤内助良多，自不待言。在中国不具备美国梦的社会因素，此其一。   骆氏仅以两代的时间，从中国穷乡僻壤迁入美国州长官邸。骆说：我的故事就是美国梦的故事。奥巴马称道骆家辉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主角。  五月花   17世纪，英国一乡村的信徒们认为，英国国教步当初天主教的后尘，逐渐腐败并崇拜偶像，决定投奔新世界。有位商人垫款备两条船Mayflower与Speedwell。出发不久，因后者漏水而返航。大家挤在Mayflower上，时已近风暴季节。此船排水量仅180吨，原用作酒与干货运输。 惊涛骇浪中的“五月花”号   1620年11月再次扬帆，共载102人。为避开海盗，起锚后先向北绕弯。途中一人经不起颠簸晕船而丧生，另一被巨浪卷走，命大而得重返甲板。苦海两月余，抵达彼岸，不是预定的弗吉尼亚，而是今天的麻省。Plymouth(普利茅斯）是启程的英国港口，登陆处也就以此为名。   41位成年男性在船上立约，后来被称为Mayflower Compact（五月花协议）。In the name of God(以上帝的名义)开头，落款一串签名。概要为：自愿结成自治团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为此一殖民地利益而制定之公正、平等的法律、规定、宪章。这就是互相提醒，不要出“毛泽东”，不要唱“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船上签署《五月花协议》   这便是美国梦的来源，第一批理想主义者相信，经过努力能在新大陆获得更好的生活，靠自己勤奋、聪明、创意等迈向富裕，而非依赖血统姓氏、门第地位或他人援助。此后欧洲移民很多是抱着美国梦而来。美国梦一是靠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二是机会均等（公平），两者同样重要。12月4日，奥巴马就警告：贫富差距问题将根本性威胁美国梦。  中国梦？   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梦也拿得出手？技穷矣。要百姓按党的要求做梦，还告诉了美国总统：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得见《什么是中国梦，怎样理解中国梦》一文，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载《人民日报》，该是官方注解了。但标题有“怎样理解”，便知道这个中国梦不好懂。通篇满是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末两段算揭晓，引用习的解释：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一条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义这条路，但又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最根本的梦想（仍回到老地方，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先国家，后民族，最后不是你我他，而是“人民”）。   谁理解这是什么梦？怎么同美国梦相通？一大堆“主义”加些空洞修饰词。比如“梦想成为现实”就写成“使这一梦想最终成为伟大而光辉的现实”，长得读一口气回不过来。未练过气功的朋友，可服用补中益气丸试试。   某虽学识浅薄，但对学术界甚为关心与担心，曾著文提及两人，那社科院副院长写的东西，算什么玩意？由官方网站见其职务一箩筐：党组书记、党委书记、此处组长、彼处副会长、某某会顾问…… 其人出身军界。同样是军人的刘亚洲倒有点看头，却诡异得很：谈改革的新思维，又不像戈尔巴乔夫，策划《较量无声》重唱冷战老调，片子公开几天就停播。听说其人长相清瘦、生活俭朴、谙英语、爱思考，该是体制内的异数了。 在此摘抄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一段：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普世价值无不涉及社会关系，而官方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赫然将“富强”放在第一。富强，谁富强？少数权贵如周永康们富强起来？ 贵党不正是号召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吗？压迫是政治，剥削是经济，两个层面缺一不可。 而由美国梦的产生、发展、实现可见，社会公正不可或缺，譬如：不需要大救星。 最近央视毕福剑事件便是一例，也是舆论纷纷，但在下以为，诸如批判告密者之类并未涉及要害。要害在于：至今仍借尸还魂于一个什么领袖，本身就荒谬而可悲。先请看有案可查的一宗公案：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会议，有人报告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区，生活极为艰苦，很多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能够穿出去的裤子，只让大闺女出门时穿。江青立刻插话：那是极个别现象！邓小平立即打断江青：极个别现象也不能容忍！ 当年毛死，笔者居闭塞深山，一位数学教师对我说：如今这片大地上不知有多少人私下咒骂毛呢。今日看来，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乃至习仲勋、习总，哪个不骂毛？ 既然如此，问题就变成：私下骂可以，公开骂不行？但政治、社会问题是公众事务，难道要人们倒退到古老童话“皇帝的新衣”时代？ 而今当局进退两难，不追究，怕开先例；若追究，怕引起争议，而一切争议将聚焦在毛是救星还是灾星上。随着时间推移，档案的解密（你不解密，不能阻止别人）、资讯的普及、民智的提升，毛越来越经不起争议，毛这个坑，越掏越臭。

文 / 子健（蒙特利尔） 要说德国佬造的这“宝马”车，其 实素来表现也平平庸庸，难说有什么出类 拔萃之处。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这儿”， 到了堪称时代弄潮儿的伪大人物们手里， 突然就展现出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在这种 精神的鼓舞下，英雄事迹那是层出不穷， 惊心动魄。虚话少说，但捡三五件不起眼 的小事，根据真实报道缩编而成，罗列如 下。您若不动容，算您豪壮 ： ●一个奶奶和孙子从德克士出来， 孙子不小心擦了一下宝马车，结果车主下 车扇了孩子一下。奶奶打电话喊来孩子爸 爸，孩子爸爸问这辆宝马多少钱，车主说 一百六十万。孩子爸爸就让带来的人砸了 那宝马车，然后对宝马车主说，我儿子一 巴掌五千万，拿来。李某某15岁的儿子李天一被曝无证驾驶宝马，6日晚上在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殴打一对夫妇，并叫喊：“谁敢打110！” ●梁大爷、张婆婆夫妇，准备穿过路口斑马线回家。就在即将穿过斑马线时，一辆宝马轿车呼啸而来，车轮几乎沿着他们的脚尖碾过。“咋个开车的？慢点嘛！”豪车刹在了路边，下来一名年轻男子，抬手便打人，连帮梁大爷说话的路人都给打得满脸是血。 以上几条也不知您有没有受到感染，是 否准备投身到这要命的大熔炉里。反正我们 是落后时代了，总是搞不明白事理，费尽心 思，胡思乱想，归纳出几点，冒昧排列如下： ●宝马车制造过程中，针对市场，掺 有一定量的霸剂，足以让人意气风发，斗 志昂扬——故而有了人仗车势之态 ； ●英雄配宝马，宝马赠英雄——所以 没有宝马的，必然都是些 P 民 ； ●宝马车制造过程中，针对市场，还 掺有一定量的磁剂，足以让 P 民们见宝马 就兴奋，以身试车，往上乱撞 ； ●要么就是 P 民们故意惹是生非，玷 污人家英名，故而被英雄们所可怜，打骂 一二，那是教育…… 想法不成熟，不知道能不能成立。也 请您帮忙看一看 ；若能把您的宝贵思想贡 献出来，则更不胜感激。

啊，大不列颠！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夏末秋初，2014年9月16日到18日，我逗留在牛津大学的Merton College（莫顿学院），为的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历史意识和史学》。这是一个关于很久以前的人类文明历史的会议，古埃及、古亚述、古巴比伦、古赫梯、古希腊、古中国都在其中。但是，我这里要写的主题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对英国和世界都同样重要的在苏格兰刚发生的事件，那就是苏格兰就其是否脱离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举行的全民公决。 按照国人的理念，在国家面临分裂之时，不可能有比这个事件更为重大的事情了。按照这个道理，与这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件相比，我所参加的牛津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但是，从17日开始的会议到18日公投，居然这些与会学者们没有任何一个在任何场合提起这次公投，似乎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全民公投并不存在，更没有距离我们5000年前的公元前3000年的外国的历史重要。（那真的是外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没有英国本土什么事情。） 17日傍晚，整个英国的政治家都在为苏格兰的独立与否做最后的奔波的时候，我们这个会议却在牛津的古老建筑边的草地上喝香槟聊天，然后是晚宴。酒会和晚宴上居然没有一句关于苏格兰全民公决的话，从组织者到参加者都沉浸在历史之中政治之外。 18日早餐时，我实在忍不住，在餐桌上挑起了这个话题。我身边坐的是英国资深教授RichardBuxton，这位英格兰人这才和我聊了起来。他是不愿意苏格兰离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但是，他显然觉得那是苏格兰人的事情，他不应该多管。我周围的几位与会者也接着参与了这个话题，基本上都是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但也都觉得这是苏格兰人的事情，他们尽管很不赞成独立，但是不能多说什么。很快，这个话题就淡出了，回到了会议的主题甚至日常小事之中。 这样的漠不关心绝对无法让中国人理解。如果我不是在加拿大待了20多年，我也不可能明白。即便我在加拿大待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不得不为英国人的淡定由衷钦佩。 18日投票当天的下午，我从牛津逃到伦敦，然后在晚上逃到巴黎，不是为了躲避全民公投，而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在伦敦到巴黎的“欧洲之星”列车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时，我再次回顾了这几天的经历。短短几天，从希思罗机场，到长途汽车站，到牛津大学，然后是会议，聚会，宴会，然后又是汽车站，伦敦，火车站，英吉利海峡，我居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有什么人在关注苏格兰全民公投。难道这个国家的分裂和他们这帮英格兰人无关？这个在别的地方看起来天大的事情真的和这帮英国人无关？ 我在加拿大参加过全民公投，那是决定魁北克省是否留在加拿大而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全民公投。至少加拿大人对此的关心是溢于言表的，只是都很理智罢了。所有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在那段时间都在谈论魁北克独立的事情。我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大骂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或者叫“民族主义”分子。 加拿大那次公投的结果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公投的当天晚上就公布了结果，公投双方的得票差距只有1%：反对独立的得票50.58，赞成独立的49.42%。几乎就是平局。可以想象，胜利一方的感觉是死里逃生，而失败一方的感觉则是失之交臂。结果公布后，有欢庆，有眼泪，有振奋，有无奈，但是没有骚乱。 第二天早上公共汽车和地铁照常运行，银行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开课，公司照常做生意，政府部门照常办公。投票反对独立的和赞成独立的都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很显然那些失败者泪水未干，那些胜利者惊魂未定。尽管如此，他们都按时走上了正常的工作岗位，一切照常。 事后我对自己的行为深刻反省。我觉得我距离加拿大人的水平差得实在太远。这样的人民真的很“可怕”，这样的民主真的很“恐惧”，有这样的公民和制度，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为我的那些行为觉得无地自容。我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差距。 正是由于我所经历的加拿大魁北克公投，使得我可以理解这次英国人的淡定。但是即便这样，我仍然被英国人的淡定所折服。英国人的淡定真的比加拿大人更胜一筹。那淡定简直能够把我这样的已经自认为脱胎换骨的东方人急死。你不生气但也说点什么啊？要不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否在乎大不列颠。 他们当然在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投前夕的激情讲演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篇应该让中国人特别是官僚们都认真阅读理解的文字。 卡梅伦恳请苏格兰人不要由于政治理由而离开英国：“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里；你们不喜欢这个政府，它也不会永远执政。但是如果你们离开，那就是永远了。” 他希望苏格兰人理解英国的伟大和苏格兰密不可分。他谈到了几位苏格兰历史和现代的知名人物，如伟大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休谟，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写《哈利·波特》的罗琳和网球运动员穆雷。 他指出英国真正的伟大不是由于其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而是其价值观：公平、自由和公正。这些理念保证了每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身处何地都享有尊严和尊重。正是这些价值，使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分裂。 他当然也阐明了独立的利害关系：独立的苏格兰将会经济受损，英镑不再作为货币，国际地位下降，养老金受到负面影响，房屋抵押存在风险……你可以解读为“威胁”，也可以解读为“忠告”。这是政治家的手段，事实如此，无可厚非。 确实如此，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与平和的思想革命，也许我们都还记得另一位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法国的革命理念不同，其是以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形式进行了人类思想的深刻革命。 卡梅伦的恳请，证明了对话比武力更有历史地位。不管公投结果如何，这篇讲演都将作为伟大的演说载入史册。这并不是因为这篇演说有多么新的理念，也不是由于这篇演说有多么高超的文字技巧，而是由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面临分裂的时刻，一位政治家代表他的公民们如此表达了他和他们的心情。 对比一下卡梅伦的这篇讲演和普金在吞并克里米亚后的讲演，任何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胸怀坦荡，一个贪得无厌。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看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再看看英国对自己国土上的全民公决，你顿时就领会了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 普金的讲演不能说不精彩，他论述了克里米亚的古希腊历史，说到了在那里居住的俄罗斯人，他谈到了将来，还有他和俄罗斯的责任。但是，他所说的其实和人没有多少关系，却和版图很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的价值的版图到底是谁的版图？在他的相对真实的对古代历史的陈述和严重扭曲的对近代历史的搪塞中，我们看到了普金的恶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民族的不成熟。他们还在按照丛林法则行事并为此喝彩。 我突然想到，一个不敢正视历史的民族是没法淡定的。历史，是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我再次回到了这次牛津会议所关注的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历史。那些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民族都淡定，而那些不淡定的民族都不愿意正视历史真相。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看历史就如同看镜子。我们努力看镜子其实并不是为了看清楚镜子，而是要看清楚镜子里面的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由于我们需要一面可靠的不变形的镜子，从而看清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变形的自己。你今天照镜子了吗？你从苏格兰公投这个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你自己了吗？看到了你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了吗？你看到了你脸上的缺陷吗？你看到了你心里的缺陷了吗？你的镜子本身（历史记载）有缺陷吗？ 一个丑陋又没有勇气的人决不会喜欢一面没有缺点的镜子，因为这样，他在镜子中就丑陋毕露。他要制作一面扭曲的镜子，或曰哈哈镜，从而把丑陋变成美丽，当然也把别人的美好变成丑陋。为此他要篡改历史，他不能直面历史真实，他痛恨历史真实。 一个真实的不恐惧历史真相的人总是淡定的，因此一个真实的不恐惧历史真相的民族肯定是淡定的。这也许是英国淡定的理由吧。 回头看看香港回归，英国和中国在谈判时，撒切尔夫人希望能够将香港的回归时间延迟，但是邓小平坚决不同意。英国没有办法，谈判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谈一些回归后的事情吧。英国人为香港人争取了很多权利，至少当时是写在文本上了，至于最后是否执行那是中国和香港的事情了。撒切尔夫人离开会堂时还在台阶上摔了一跤，这居然被无限爱国的媒体幸灾乐祸为撒切尔输掉了谈判而心神不定。看看今天的英国，也许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当时的撒切尔政府。连苏格兰都可以谈判，都可以让他们公投以决定他们是去还是留，那么香港真的让英国不淡定了吗？既然在苏格兰独立问题上都是可以淡定的，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根本没有不淡定的理由。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得到一分钱的税收好处，而确保香港的繁荣却是需要英国操心的，如果英国担心香港，那也是一种责任感，绝非利益。 香港人为什么会追随英国人，为什么对英国治港这么放心，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这个。那个唱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是中国心”的为什么要拿英国护照，理由也就是这个。 欧洲之星列车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抵达巴黎时已近午夜，公投已经结束，等待的是公投的结果。 我想起来我在餐桌上对那位教授做的预测，反对独立56%，赞成独立44%，我也把这个预测写在了我的微信上。我要看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于是把巴黎住所的电视机开到BBC（英国广播公司）频道。点票还没有结束。我想，我也要淡定去了，凭什么英国人都淡定，我在这里操心？想想伦敦Pancras国际火车站的18日报纸，尽管封面图文并茂着苏格兰全民公投，却还有一些在报架上没有卖出去，我觉得我比英国人还操心了，于是我肯定要淡定去了。 早上起来却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BBC的报道：反对独立55.3%，赞成独立44.7%。 我又想起来刚刚参加的牛津会议，我理解了为什么历史如此重要，而正视历史的民族如此坦然。一夜之间，苏格兰公投已经成为历史。前几天还在翻天覆地的选战，昨天还在提心吊胆的公投，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历史。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能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确定，那就是一切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物质的，都将随着岁月而老去，而只有精神的，才会超越岁月而永恒。这就是坦然和淡定的理由。 大不列颠，国旗不夜！日不落帝国早已是历史，但是大不列颠的理念却风靡全球。那几个不持有这些理念的地方也感到不寒而栗寝食难安，或曰：山雨欲来风满楼。大不列颠本身肯定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或通过分崩离析，或通过欧盟式的融为一体。但是我确信，只要人类还崇尚文明，大不列颠的历史就永远是一盏明灯。 牛津会议的晚餐会前的鸡尾酒会。没人关心苏格兰公投。 会场 Pancras国际火车站的报摊 艾略特剧场，会议举行地 莫顿街区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夜景 牛津夜景 牛津夜景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关于面包自由和幸福 文：萧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9章“宗教大法官”，借伊凡之口，提出所谓自由与面包的悖论，是我和太太经常讨论的话题。 确实，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时，自由的结果并不总是幸福的，因为自由意味着独立地选择、独立承担后果，这后果既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对有些人而言，没有自由而有面包也可能幸福，伊凡甚至认为，绝大多数人只需要面包并不需要自由。 1882年，易卜生在致友人斯卡乌兰的信中说：“具有奴隶的灵魂的人，是不会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的。挪威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居住着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他的意思是政治自由并不必然带来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具体到个人，即使无人妨碍他们，是否愿意去实现自由，如何实现自由，都并不比自由本身更容易，甚至可以说，在拥有自由前提下，各人实现自由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具体人来说，自由是否必然幸福是个待决问题，而不是个已决问题。在任何地方，自由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这是将自由作为幸福的前提条件。 问题是自由是否必然是幸福的前提，这能否成为人生公理，却极难论证。若以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看，美德是幸福的前提，而自由是美德的前提。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幸福是否必须是伦理学的对象？2300年前，斯巴达人嘲笑雅典人，说雅典的奴隶甚至比自由人过得还好，在雅典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自由人谁是奴隶。那么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是否幸福取决于当事人个体自己的感觉，而不取决于旁人的观感。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们主人的感受，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许有的奴隶觉得虽然身为奴隶，但安逸地活着很幸福，而有的奴隶却可能宁可落魄也要自由，认为当奴隶不可能幸福。 但问题到了这儿还没结束，即使孱弱的灵魂只需面包无需自由，但制度不能假定所有灵魂都是孱弱的，它必须假定既有强悍的灵魂，也有孱弱的灵魂，假定灵魂的多样性是制度的义务——制度由人操作，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的灵魂强弱，否则，被决定者也就有权决定决定者，因此两者无法共存。因此，专制制度在伦理上无法成立。 那么，自由和面包是否必然冲突？恰恰相反，各国历史证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由与面包不但不冲突，还互相促进。有自由必有面包，有面包也有自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由与面包的冲突是专制者为专制所需而伪造的命题，他们伪造这样的命题，目的是建立一个维护他们抢劫权和垄断分配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以障蔽人们对自由与面包之间的正确关系，让人们在对失去面包的惊恐之中双手交出自由。 倘若在自由社会里，有人虽然拥有各种基本的政治自由，也拥有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但他们却把自己过得非常糟糕，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幸福，自由完全是虚幻的。那么这就要考虑这些人是否真正地享受到了自由，是否独自承担了自由的后果，即使制度上有种种小问题，但如果不是基础性问题，那么，可能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体自身的原因，而不是自由本身的问题——这是人们没有正确行使自由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本身的结果——至少不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因为还有无数人在行使自由之后，既获得面包，也获得幸福。 至于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度，由于统治者强行剥夺了人们的各种自由导致的贫困、奴役以及诸多不幸福，恰恰是自由匮乏或完全没有的产物。此时，存在着大量虽然没有自由，但有面包，甚至因此而又无数人觉得幸福无比的现象。但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我们都无法得出结论说，奴役比自由好，恰恰是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由比奴役好。世界上有哪个自由国家比朝鲜人过得更差？世界上有哪个专制国家的人均经济状况、幸福指数、安全程度超过自由国家的平均水准？即使这种比较不是自由必然高于奴役的充分证据，但至少有一点，自由国家所赋予每个人的自决权远远高于任何奴役国家，而这种差异与上述罗列的差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当一个生活在专制奴役国家并且自由渴望与冲动觉醒之后，他们往往并不安于受奴役而意淫幸福，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幸福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没有保障的，上到高官、下到普通民众，莫不如此。此时，一个觉醒的奴隶，可能为了自由而抛弃虚幻的昙花一现的伪幸福，宁可深受各种磨难也要争取自由，对于觉醒的奴隶而言，没有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们会为了自由付出各种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看各种历史都可以发现，哪怕是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奴隶，即使他们反抗的结果无非是换一群人来奴役，至少他们自己是想成为奴役者，而不是受奴役者。在没有被欺骗的情况下，在不是糊涂的状态下，可以说从未出现过为了受奴役而历经千辛万苦的人类。我们从未听说过，自由人为了遭到别人的奴役而艰苦奋斗的，即使结果是被奴役，但他们奋斗的初衷绝不可能是受奴役。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自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才水落石出：人的幸福感与欲望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若无法满足，幸福感是很难有的，虽然幸福可能远远超过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自由，因其与面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自由为幸福提供了高于没有自由时的概率。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这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一般性描述是：自由比奴役更可能带来幸福。这就是许多伦理学家视自由为幸福前提的人性依据。正如可能有人天生异能，如《百年孤独》里丽贝卡习惯于吃吃泥土，但这种低概率现象不能否定人得吃食物而非泥土才能活命这一般性命题——丽贝卡吃泥土的习惯也被治好了。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不仅仅作为概率性描述而有价值，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正是自由珍贵的地方：如果自由必然幸福，那么选择自由而不是奴役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选择自由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如此选择必然幸福，那就不能叫自由，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自由首先表现为对自由本身的自由选择。正如并非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选择善才是因善本身，而不是因为善果。 因此，我只能说，自由、面包、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少从概率上说，都是正向关系，个别的现象并不能否定普遍状态。

什么功？谁之罪？ 《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文：康正果 康正果，美籍华人，现居于美国康涅狄格北港，，中文教师、作家、文史研究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 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 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 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 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 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 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 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 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 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 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 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 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 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糊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 你就被坎陷（疑为“嵌陷”之误——老高注）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 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 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摒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 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 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 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 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 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致力于改良革新的倡议和行动，直至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革命， 则不难清理出民族主义正面表现的清晰脉络。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在大陆读书界颇受关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晚清的洋务派主张技术现代化，并力争与列强建立外交协议；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则倡导反清革命。周锡瑞因此特别强调说，“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显地看出， 当时的革命党人多是从新学、新军和强学会等从事改良活动的团体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均属于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 正是在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时也联合仍拥有实权的保守势力，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举终结了帝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此动向当初若能顺利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即有可能渐进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良性转型。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孔复礼/孔飞力（Philip A. Kuhn）更关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内部动因，他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与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相通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question）以及相关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孔复礼尤其关注知识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驱作用，他在书中检讨了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十九世纪知识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王朝危机及应对之道，孔复礼总结出解决此“根本性问题”的“建制议程”：一是把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竞争同公认的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三是把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对比上述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的“建制议程”在英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斗争及“谈判”的过程，是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事务上不断纷争和磋商后最终达成的妥协及解决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条陈及议政言论早已朦胧浮现出这类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吁求。只可惜帝制终结后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孔复礼所谓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的不成文的“宪法”，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激烈的政治竞争最终闹得从西方照抄来的成文宪法变成一纸空文，梁启超痛斥的“乱暴势力”随之燎原而起。本书要还原的毛共赤祸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荡时势搞起了苏维埃武装割据，再经过日军侵华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最终以血腥的内战彻底断送了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逐步健全起来的建制议程。 中共武装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反民族主义路线的全面得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就是“以夷变夏”之举在现代的诡异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义意义首先是完成了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在同盟会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之前，明亡后的反清活动一直都局限于“反清复明”的臣民意识，其中毫无现代国家的观念。随着民国成立，最初的五色国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权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的乱局中勉强保 持了满清留下的领土完整。当初仅作为鼓动性的排满口号也立即作废，民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是主张各族共存共治，统称中华民族；对外是一致反对侵略强权，其反帝路线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过外交途径，“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尽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了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的努力，算是赢得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不少权利。 不幸在国家尚未统一，国力又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国家既要抵制侵略强权，同时又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又都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分别谋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强权与依赖外部支持的运作便如此吊诡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像苏俄这样反西方列强的近邻，在最初又特别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态，急欲建立其党军的孙中山为获取苏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组国民党，履行起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孙中山当初作此谋划，本以为可以把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容纳到国民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幸他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很快就让中共的跨党活动把那一切搅混得变质变味。 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孙中山只想借助苏联的支持和引进列宁主义的组党方式来强化他的国民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政治立 场；中共则自成立之初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执行的乃是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苏俄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 欧洲帝国主义，进而推翻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最终将各国被解放的红色臣民统统整合到新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主义”宏图 ——之中。这就是苏俄搞所谓“革命输出”的本质，是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下一种“以夷变夏”的险恶策略，它的原教旨本来就排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同世界最终要消灭种种差别，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早期的中共组织正是在此一反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把苏俄政权奉为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其四中全会的文件即明确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个口号，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 利的唯一保证。”这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行动纲领就是，按照莫斯科传来的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一系列暴动，试图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一举夺取政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暴民式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劫的事件，一时间祸及由长江沿岸到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华列强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 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当初也都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追随者，无疑属于周锡瑞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流。这群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后来却出现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萧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学业优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国的行列，均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或因学业较差，或因谋职艰难，正好从俄国人革命成功的那套办法中看出了适合他们伸张怀抱的途径。本书第一、二章即以毛泽东其人的个案为主探线索，勘查追踪失意者升级为职业革命家的归化过程。价值阶序在人文光谱上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像李四光、丁文江、李仪祉、茅以升等数以千万计的海归人才学有所成，均能以他们卓越的才干服务公共事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国计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什么另一些缺乏专长，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识分子却铤而走险，甘愿受共产国际的雇佣，充当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的行为和选择基本上是其天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生性好胜逞强，他本想在读书治学上出人头地，不幸他那个薄有资产的父亲急欲发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让儿子受一点初级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纪才读上新式学堂。论他的学业，可以说旧学并不十分扎实，西学仅通过滥读懂些皮毛。这就造成他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绩均很差的实际情况。好容易摆脱了父亲的压制，没想到进了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及学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诸多反感。毛泽东因此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校外的社会活动，做了一系列请愿和声援，以及鼓动风潮之类的事情。失意者总是比常人更急于推动社会巨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苏俄的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便于把失意者的个人私愤提升为理直气壮的革命激情。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原版中把那么多财产、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划入敌对阶级的情意结根源。他当时的理论修养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搬马列词语做标签，遂把他必欲颠覆的价值阶序硬套进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框框。落后的俄国人对他们追赶不上的欧洲先进文明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这种“羡憎交织”（ressentment）情意结产生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向更加落后的东亚国家推行其“反西 方的西化”路线，图谋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纳入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毛泽东一伙实际上并没能跳出“全盘西化”的迷思，他们比他们 所羡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苏俄走卒的地步。 倘若更进一步透视毛泽东发动的暴力革命，则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贴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泽东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一直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太放心，多次强调要突出工人阶 级领导的主因。本书第三章即重点叙述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如何把农运搞成了“匪运”，红军的幸存和壮大如何祸害百姓，破坏了他们世代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参与共产党早期组党活动期间，毛泽东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圈外，接下来他到国民党党部热心从事跨党活动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势力排挤。经过好几次挫折，毛觉得待在机关部门摇笔杆根本成不了气候，遂动起“逼上梁山”的念头。“逼上梁山”这句被“小说教”推广的“话语移植”确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让毛泽东找 到了解难应急的出路。国民党的恐怖清党甫一开始，他即果断告别那一帮在上海租界内坐镇办公室的布尔什维克先生，只身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后来暴动失败，毛 泽东带残部逃到井冈山与山上的土匪合并，遂闯出了打土豪筹款项这条活路。这是一种寄生在容易落脚的穷乡僻壤，靠当地农户来养肥红军的生存方式，至于搞土地 革命，不过是通过运动搜刮富裕农户的浮财，又从分得土地的农户手中过量征收粮食，从而解决红军的补给和财政问题。红军的确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却严重地危害了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在贫富之间以及苏区与国统区之间制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杀戮。更为严重的是，在抢劫富裕农户的财产以充红军的军需之同时，乡村的绅士阶层被诬以“土豪劣绅”的恶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与维护地方利益之间的中介力量从此被摧残殆尽，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价值根基和民德资源也随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无道乱世的动荡中，贫穷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恶俗之势力猖獗抬头，让中共的苏维埃运动激化为革命的动力，纳入了党的领导，被提升到无产阶级光荣而正义的行列。毛泽东颠倒价值阶序的工程由此打下奠基，迈出其一损再损的步骤。 土匪或帮会须结帮成伙才干得成他们的大事，熟习“小说教”的毛泽东很早即怀有明确的团伙意识。从读师范时发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和创办自修大学，直到入伙共产党，领军啸聚井冈山，毛泽东都表现出他凝聚团伙的组织能力。自打上井冈山，毛便开始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因他的贪图抓权和一味逞能，搅扰得红军队伍内不断发生党权和军权的冲突，直至他仗着在握的党权压制住官兵的民主诉求，贬损了职业军人的武德素养，党——也就是他——指挥枪的制度才逐渐确立起来。 本书第四章详述毛泽东及其红军如何进一步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利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摆脱了中共自身的危机。正是紧抓住这一投机抗战的机会，毛泽东才给共 产党立了大功，但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谓“抗日”，不过是打起旗号，先四处拉拢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统一的效 能，然后大钻抗战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军后面抢占地盘，不断扩大他们的敌后根据地。在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争论的，那些还没完全丧失民 族良知的军政领导人的确有协同国军作战的意愿，他们也确实在抗日前线打过一些应予称赞的小仗。但毛泽东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夺权的军事实力，坚持要仿照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办事，任凭长期的抗战把国民党拖垮。从他下达给前方的很多电令即可看出，为提升他个人的党权军权，为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从来都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后来正是在毛所主导的方针下游而不击，大搞摩擦，为日后打胜内战养精蓄锐，打下了雄厚的备战基础。 中共不但是多变的，而且是多形的；他们一面凶残地祸害百姓，一面又显得十分亲民。特别像周恩来那样态度亲和的人物，中共集团中应该为数不少， 他们多具有富于魅惑的做戏能力，在当时的救亡总氛围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游说得晕头转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热血青年，为他们的夺权事业前仆后继地献身铺路。通过他们努力推行的文宣统战工作，红军不只扭转了原有的流寇形象，还浪博得抗日中坚力量的名声。这当然也与美国在援华事务上做了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美国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均有某种程度的左倾，他们发表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更以亲善的姿态访问延安，他们的很多动作不但为中共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还催发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批评。那一切反倒映衬得早已不抗战的中共更受舆论欢迎，閧抬得他们在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桌坐 席上屡屡占了上风。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过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阵营，一面装扮出民主爱国模样的诡变形态。 本书第五章集中叙述毛泽东如何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内同志施行报复，发泄其积压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国际派的势力，如何顺势整治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如何树立起他在马列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如何反复打磨，炮制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导了中共七大的召开。在这个名为团结而 实属独霸的会议上，毛泽东收编各派势力，整合出他定于一尊的“毛共”。经过肃反审干的折腾和处理，中共集团从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记。 在中共党内，比较而言，留苏回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线上表现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语，比较熟悉马列理论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握有党内文教宣传工作的实权。就因他们有这些经历，又显示出训练有素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也就对比得毛泽东相形见绌。这种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称这些人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泽东小心眼的事情日积月累，积压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 成为毛最羡憎交织的人物。共产国际解散后，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看到边区平安无事，便趁机大搞起整风运动。他任用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做打手，对国际派及相关的一批干部实施了无情的打击和全面清洗。对毛泽东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带到延安的不只是从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权势和理论， 另外还有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布尔什维克教养，他们身上的这种“西化”成分才是让毛泽东特别难以容忍的东西。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更加增强了边区的文化反差，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和所显示的学术文艺品味立刻活跃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光照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被划入打击的对象。整风审干的结果是，国际派和外来的文化人及知识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斗和凌辱，运动中积极表现的一群则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干部群中，这一类党棍尤其平庸和恶俗。整风运动清理了中共集团的队伍，加强了全党的党性，但却损伤乃至抹煞了每个成员固有的人性。 本书最后一章详述了毛泽东作为头号战犯的多重罪责，从他摩拳擦掌，提前布置中共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讲起，直讲到他给解放军将领下达死亡指标，大搞人海战术， 不惜以部队的惨重伤亡赢得迅速歼灭国军的血腥战果。中共能够最终打败国民党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自从雅尔塔三巨头敲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密约，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响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丧钟。罗斯福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可谓自贻伊戚，它给二战后本可由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引入了凶险的变数，为苏俄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开启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战尽管是旨在打天下夺取政权，但实质上却为苏俄从欧洲到亚洲构建的冷战格局完成了搭桥铺路的工程。因此在占领东北期间，苏军多方援助急速潜入的中共势力在各地稳步落脚，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大量转交给解放军使用。解放军在装备上若没有经此鸟枪换炮的改观，而单 凭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与美式装备的国军作战，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的用兵实际上并非后来的党史书写及其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真如神”，他确实在整个内战中参与了主要的战略决策，但很少真正参加战役指挥。从本书详述的各大战役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在决策和指挥上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经不起推敲的败笔，按照他电令执行的军事行动多害得解放军损兵折将，有时候指战员没按照他的军令办事，反倒打了胜仗。统观毛插手的大小战役，他指令给军队有效的制胜方针，大概就是让各级将领舍得死人，这一点有他常开给前方将领必须死伤多少 官兵来换取歼灭多少敌人的清单为证。像他那样的用兵如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之处，只能令人惊叹地看到他不吝牺牲，并有足够的硬心肠充当中共的战争死神。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的确断定了中国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共的政权完全是靠千百万农民军硬打死拼获取的， 内战的最终获胜来自千百万农民的流血牺牲，還有为支持前方补给而在农村全面进行的军事动员。此外，美苏的插手不断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再加上 国民党方面弊病多端，频频失策，平白给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阴差阳错，对中共的获胜形成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势，以致把他们激荡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顶峰。这里面并不存在正义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所谓赢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类的事后追赠。纯粹是一场胜仗扭转了乾坤，从而由胜利者铁定了历史。 犹太人自奥斯威辛之后再不写诗，中国人却在千百万倍于奥斯威辛的战争焚尸炉之后大唱赞歌，与贼共舞，致使中共武装夺权的成功及其至今犹在肆虐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令普天下热爱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唤奈何。 我写这本书，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场穿越“时空之窗”的演练，追踪到被官方党史掩埋和扭 曲的史料陈迹中清理那荒谬的孽债，做一点纠正是非观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国人可悲的宿命，为推动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和重整被颠倒的价值阶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 量。 注： 1、见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附录，远流出版社，2005，页299-356。 2、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128。 3、《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见《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4、参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译者导言”。 5、参看余英时为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6、王学泰在《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对谈中说：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如果 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 汉”。……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他们为什么害怕“占中 文：梁文道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仿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于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吁。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製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 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叠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于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于“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占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占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占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占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像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占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占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占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布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占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像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占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于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占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占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占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于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占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占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更多精彩文章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中国影片《自画像》参加“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节”展映 已经有43年历史的"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节"是加拿大最前卫的电影节，也是目前蒙特利尔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他们一直关注和支持加拿大和国际上最富有有创新精神的电影和实验影像以及新媒体艺术。德国电影大师文德斯等著名电影导演都是该电影节的艺术顾问。 该电影节今年第一次设立加拿大电影院校学生短片栏目，拟定每个学校选出一部作品参加，还特别邀请王水泊教授来选出一组中央美院电影与影像艺术系硕士研究生的实验影像作品做专场展映，并参加电影节的短片栏目评奖。组委会对中国学生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央美院电影与影像艺术系成立于2006年， 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古根汉姆学者奖获得者王水泊教授在他负责的实验动画与实验影像专业的基础上创建而成，曾经和美国著名的加州艺术学院共同合作实验影像 研究生大师班，是中国最早开设实验影像教学和研究的学校之一。中央美院研究生的实验影像作品代表了中国学生短片的最高水平。这组题为《自画像》的短片，是 从历届研究生毕业作品里精选出来的代表作，它们以独特的角度和自由的表达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自画像》系列实验影像短片展映将在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康考迪亚大学电影馆举行，该大学和中央美院是友好合作伙伴，他们的电影学院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设有电影学、电影和动画制作三个系。 http://www.nouveaucinema.ca/ 王水泊教授 《自画像》展映信息： 英文名称：Self Portraits: Fresh View onChina时间：2014.10.18 星期六，17:15地址：1400 de Maisoneauve O., Salle J.A.de Save (Concordia University)票价：成人$13，Opus卡2for 1。影片结束后观众将有机会与王水泊教授面对面交流。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弥漫在秋光里的法国香颂 文：枫子（蒙特利尔） 每到十月，每见落叶，就想起几首关于秋天的法国香颂（Les Chansons Francaise）。而每次聆听，每每唱起，又联想到更多的人和事。于是，这些歌曲，这些记忆，便由这个季节串起，扑面而来，把大西洋那边旧世界的秘密向我们娓娓道来。 《十月》（Octobre） 在我的心里，曾将法语香颂：Francis Cabrel 的《十月》（Octobre）视为描绘巴黎情调的最佳代表作。比起艳阳高照天舒气爽的巴黎，我其实更喜欢有一丝阴沉，有一抹清寒，当男人们披着风衣扛着落叶与风雨的凄凉巴黎。Octobre这首歌带来的就是这种意境：一把成熟的男声，一把忧伤的吉他，就那么顾自哼唱着，呢哝吟哦，娓娓道来，直到把梧桐叶子也催黄，把塞纳河水也唱寒了。我心中巴黎的迷人之处，就是那种悲悲戚戚、萧瑟清冷的忧郁氛围。 是在一个秋天里，从法国过来的朋友带来了这首歌。那些留法的学生们毕业后移民来到魁北克，心中却仍眷念着留下他们青春记忆的巴黎。于是有幸听到他们唱了许多“思乡”的歌曲，其中就有这首灰蒙蒙的Octobre。 灰蒙蒙的声音，灰蒙蒙的曲调，正是想象中巴黎的灰暗气质。要我说，巴黎就像四季中的秋天，像一天中的午后，像人生的中年时段，也像一个有担当的绅士。这个时令，这个年龄的男人，有点慵懒，有点倦怠，有点闲散，有点逸致，其间却也不乏自然平实的真情流露。Octobre的旋律抒情又忧伤，优美且流畅，加上民谣歌手Francis Cabrel那把略带苍凉且凄婉的声线，一丝丝颤音，一点点调侃，深深地揪着听者的心。 “风将折断树枝，雾将她白裙缭绕，落叶飘零满地，睡倒在石头之上：这个十月很严峻……” 其实这首歌曲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也没交代什么细致的情节，就是将十月份里眼之所见的那些事物一一罗列细细道出： 风啊，雾啊，落叶啊，阳光啊，围巾啊，毛毯啊，花瓶啊，喷泉啊，云朵啊，天线啊，鲜花啊，长凳啊，窗户上的雾气啊……一幅幅白描，漫不经心地，兴随所至 地，就把巴黎的秋日风景活生生细密密地勾勒了出来。有那么一丝惆怅，不多；有那么一点感伤，不重。似一篇流水般的抒情散文，又似老旧电影里的慢镜头，带领 我们踯躅于凸凹的石板小路，穿行在古老的街头巷尾——巴黎的秘密就藏在这里。 喜欢这首歌很久以后，才得悉它曾作为一档电视栏目《巴黎感觉》的片尾曲。没错，Octobre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意象，淡淡的，惆怅但不忧伤；悠悠的，绵长却不拖沓。我心目中典型的法国香颂就是这个味道！ 香颂，即法语Chanson的 音译，就是歌曲的意思。可直译过来的汉字却为它平添了可叹可闻的美丽内涵。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当想起法国香颂，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就联想起浪漫，抒情，美 好甚至忧伤。法国香颂不以高亢振奋的节奏来吸引你，却似民谣小调一般浅浅淡淡，平实直白，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如那穿石的滴滴泉水，轻轻悄悄地就渗进了人们 的心田里。不驯服，不炫耀，不自诩，不菲薄，不经意，却也不简单，颇有“坐看花开花落，笑望云卷云舒”的气度和心态。这也颇似那高卢人的性情，套用一句法 语就是que sera sera，爱谁谁，爱咋地咋地。这样的去留无意，宠辱不惊，反而增添了法语香颂既浪漫且实在，既慵懒又怡然的别样内涵。 Octobre朗 朗上口，容易学唱，能够成为一首闻名世界的经典法语香颂，我想这也要拜潜藏在其歌曲里面的一种无为的气质所赐。无论词、曲，都是心随所至、自然流淌出来， 闲闲散散的，看到哪说到哪，走到哪唱到哪的任意发挥，很意识流的感觉。说到法国香颂的这种随性气质，倒让我忽然有所顿悟：怪不得绘画中的印象派，电影里的 蒙太奇，小说中的意识流，统统都源自巴黎，法国！只有将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机地统一在骨子里，和谐地揉捻在血液中的民族，才能够创造出这样依稀迷离、婉 约朦胧的艺术形式。 除了Octobre，Francis Cabrel还创作演唱了大量的优美香颂，如：Jel'aime àmourir，PetiteMarie等，深受全世界歌迷的喜爱。 歌曲October MTV 中的画面1 歌曲October MTV 中的画面2：Francis Cabrel 《落叶》（LesFeuilles Mortes） 这首歌唱的是秋天里的落叶。 叶子落了，水不流了，太阳累了，你也走了。一切也该谢幕了，是时候回忆了。 最喜欢1981年一个演唱会的版本：60岁的Yves Montand穿着简单的衬衫裤子，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闭着眼睛，嘴角泛着微笑，不痛苦不仇恨，心平气和地唱着： “你瞧啊，我都没有忘记，那回忆，那悔恨，与枯叶一起，都聚拢在那铲子上呢。 那时，人生美丽得多了，连阳光都比今天的还灿烂。你曾爱着我，我曾爱着你。然而生活却拆散了这相爱的两个。” 这首歌已被Yves Montand唱足了35年，在不同颜色的舞台上唱，在不同际遇的情爱里唱，对着一个又一个的娇颜在唱……过 去了，都过去了，那些纠缠过的人和爱，那些执着过的事和情，那些留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印记，都如云烟般散尽了。而如今，没了煽情的小号，没了华丽的 乐队，只一台钢琴，一束追光灯，他安详从容地站在舞台上，闭着眼睛，对着黑暗里的虚空，朝着时光隧道里的往昔与未来，用那把磁性而略微沧桑的男声，顾自絮叨地吟说着： “现如今，你还记得吗我们相爱的那些日子？那时，人生美丽得多了，连阳光都比今天的还灿烂！” 从容是拥有后的放下，千帆过尽的释然背后必定是丰富和深厚。 谁能否定呢？在他深情演绎的歌声里，Yves Montand不是在追忆自己爱的往事：也许是那年少时被恩典的爱情吧？18岁就结识了年长他6岁的一代香颂女王EdithPiaf，跟着她初开了情窦，渐丰了歌唱事业的羽翼；或许也是正当年时郎才女貌的恩爱吧，与电影明星SimoneSignoret的婚姻美满幸福快乐自足；又说不定还可能是那段偷来的情爱，在北美大陆与玛丽莲·梦露那一段雾水情缘真可谓电光石闪激情四射…… 如今，当那些爱情故事里的女主角一一退去，只余他一个人站在这舞台之上，顾自回味。他追忆的又是哪一段情事，哪一个爱人呢？ Les Feuilles Mortes太柔情，太绵长，太忧伤，太惆怅，具有一首杰出香颂该有的一切特质，再加上由一张帅气的意大利面孔亲自来演绎，更具有说服力，从而当之无愧地被听众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语香颂的前20名。 这样优美的香颂怎能不打动全世界人民的心呢？英语世界为这首曲子赋予了新的含义，题目叫做《秋叶》（Autumn Leaves）。爵士乐之王LouisArmstrong，黑人歌王NatKing Cole，女歌星DorisDay等，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演绎过这首秋歌。世界各国的香颂迷们也争相着用自己的语言来把它传唱。 就因着每年踏秋寻枫时必定有这首歌曲的陪伴，今年夏天，我专门来到巴黎的拉雪兹公墓，来看望他——为的这个出生在秋天里的有情郎，为着他送给我们的这首永恒难忘的秋之歌。 Yves Montand与Edith Piaf 《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 与Yves Montand的感情毕竟短暂，这个香颂女王有自己的玫瑰人生。 我不喜欢频繁地使用“荡气回肠”这个词，总觉有被滥用的嫌疑。可是除了它，还有什么词语更能准确地形容这首歌吗？如果当你知道，这首号称法语香颂NO.1的La Vieen Rose是由一个曾在蒙马特街边卖唱的穷丫头、一个身高不足1.5米的小女子亲自作词并铿锵演绎的，你会不会也跟着她从歌声里看到那璀璨夺目、光芒万丈的玫瑰色光束在空中闪耀呢？ 说来也巧，这首法国史上最伟大的香颂，与那首次级伟大的Les Feuilles Mortes，都是在同一年里诞生的，就是在两位原唱者（EdithPiaf和YvesMontand）相爱的年代，1946年。那时在二战后的法国，到处充满了对平静生活的满足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那时候的爱情，那时代的颂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真切切地发自人们的心坎和肺腑。当迷死人的YvesMontand眯着深邃的眼睛，用那把磁性的嗓音唱出LesFeuilles Mortes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他那些关于爱情的告白是真的；而当从生活的坎坷中一次次爬起，坚强又倔强地对抗命运捉弄的EdithPiaf告诉我们La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时候，我们也毫无疑问地选择了相信。对歌迷们来讲，La Vie en Rose既是一首悠扬悦耳的经典香颂，它同时也是EdithPiaf那百折不挠光辉绚烂的玫瑰色人生。 2007年上映的法语传记电影LaVie en Rose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Edith Piaf：童年时被弃，妓院里长大，马戏团里献艺，街头酒吧卖唱，唯一的女儿夭折，经纪人被杀，最爱的人儿坠机身亡，一而再再而三的车祸意外，酗酒，吸毒，……这林林总总戏剧性的波折和动荡居然全发生在一个仅有48年 生命的女人身上，而这个女人的肩膀却是那么狭窄，她的躯体竟是那么弱小，如果她抱怨世事的不平遭遇的不济也是情有可原理所应当的。然而这个女子瘦小的躯体 里却装着一副无比坚强的灵魂，似蓄满沸腾岩浆的火山一俟爆发便势不可挡。她无视命运的不公，坚定地为我们唱出这首传世励志歌曲：“爱的夜永不终结，幸福悠 长代替长夜，烦恼忧伤全部消失，我看见玫瑰色的人生”——La Vie en Rose。她没有被爱人空难的噩耗击倒，亲自写下这样绝决的誓言:“就算天空在头顶崩缺，就算脚下的大地塌陷，都不要紧，只要你爱我，我不理会整个世界”——《爱的颂歌》（L'Hymne àl'Amour）。而在人生的尽头，当她回看自己走来的路，坚定地告诉大家：“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无论是对我遭遇到的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不后悔”——不，我不后悔（Non,Je Ne Regrette Rien）。这些又坚强又倔强的铿锵话语，经她实践，由她道出，我们真的相信！ Edith Piaf倾心为我们唱出了一首又一首生命的赞歌，尤其这首骨灰级的La Vie enRose已经成为了比马赛曲还出名的法国经典香颂第一名，还被很多外国人视为法国的国歌。 今年是她去世50周年，在巴黎拉雪兹公墓，她一点也不寂寞，身边有家人陪伴，不远处还躺着曾经的恋人YvesMontand。灰色的大理石棺木上是歌迷们献上的鲜花，还有来自全世界热爱她的人们的祝福。我在她的幕前蹲下来，轻轻地摩挲着那几个字：MadameLamboukas, dite Edith Piaf（Lamboukas夫人，人称EdithPiaf），希望能以我的手温带去对她的敬爱和谢意，也希望能够从她那里获取一点顽强生命的勇气和能量。 电影《玫瑰人生》剧照。女主角扮演者MarionCotillard因此荣获第8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4）文：林炎平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SKG7LkHSdnLjDT365AvNsFMYXznab9CXia781E3vuagT0HNibkH2tK6Q/0?wx_fmt=jpeg 图1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aZ5V3Wicg49kMglfMMEHnRyAdibzQJNZj4uGjzrgyMoKybkZ8dkjibI6g/0?wx_fmt=jpeg 图2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VdwIZzFJvvFceZaXT1gbeBWIQs90iaOfdX0qDrjwawE5iaYveUKOLEZA/0?wx_fmt=jpeg 图3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nicRCnXgg4S6Ljs7wfmG77JUplaicm221ibEHgD94ZGnuIQWibNNFn6zOA/0?wx_fmt=jpeg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QjXekPWKic6gBTAt7Q8gepm6SXAsLAJeqOsD5rw18WxqAz6ia2iaKEOQ/0?wx_fmt=jpeg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PuxFExPSCRGlzW8wOaTnicQMVVuxZDsMhQgicIibzqlzxGibDFsjDL8twg/0?wx_fmt=jpeg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wxibfLdcSpjPicxKibWT6TEjNQCgNP69IR5icwNuk1UawvcKuXWDx32egQ/0?wx_fmt=jpeg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新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账号”添加关注。

骄 阳 舞 者 文：Eileen 201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短暂得让人欷歔，夏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路上开始看到有房车拖着一艘船，准备到码头下水。拥有一艘船是多么快乐，多么酷的事呀，扬帆出海，无拘无束。 是这样的吗？是吧……也许不是。 每一年，当然是买船之前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去看船展，这在蒙特利尔是一个盛会，几乎每一家生产私人游艇的公司都会参加，门票不便宜，会场里人山人海，拥有一艘船看来是不少人的梦想。像所有的梦一样，梦在梦着的时候更加令人快乐。2004年，当看到SEA RAY 这个牌子的24 呎的小游艇“骄阳舞者”（Sun Dancer）时，S就再也不能够自持了。这艘小船，外观精致时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个足够睡四个人的内舱，加上起居室，带八个人出海绰绰有馀。它有一个有冷暖水，自动存贮脏物，可以淋浴的小卫生间，还有一个品味出众的客厅，一个设备齐全的小厨房 。 虽然只是工薪阶层，我们当年的消费习惯是互相怂恿，只要其中一个人看中了什么，另一个就会说好呀，好呀。甚至生怕对方打消念头，还会帮忙分析利弊：在能力所及下，我们每个周末都可以一家人在一起，荡漾在碧波蓝天之间，享受天伦，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还有，李嘉诚说过，他在自家孩子小时候就常常带他们出海，孩子无处“可逃”，只能俯首受教。哗，拥有一条船的意义太重大了，只要打着“家”的旗号，无坚不摧，任何困难都算不上困难。 销售员说，买船跟买车一样简单，银行给船的按揭年期最久可以达到10年，利息低而且固定，船的折旧跟车一样，有类似 “Red Book”的价格指引，客人不用一次性付一大笔钱，只要每个月付几百元的贷款。玩厌了，就把船卖掉。 Is that simple? 对，就如此简单。 于是，我们拥有了一艘全新的小游艇。S得到一个大玩具，心里美得不知所以。他之前曾去参加帆船的驾驶训练并且取得执照，但其实驾驶游艇当年是不需要牌照的。第一年，我们把船停在南岸的一个Marina,这地方在香槟湖畔，离美国很近。香槟湖名为湖泊，其实150公里长的水面和大海差不多，香槟湖常常起大浪，曾经有一艘30呎的帆船就被湖浪拦腰折断在半空中。 每逢星期六，我们一家人就起个大早，带着肉菜水果，枕头被套和各种杂物，开两个小时的车到南岸的游船俱乐部下船，然后出发。从香槟湖往南，一路经过许多别有风情的小镇，我们可以把船停下来，上岸吃喝玩乐。玩累了，就回到船上休息。晚上，把船抛了锚，在船尾巴煮食烧烤，吃着钓来的鱼，或畅游在稍微寒冷的滑滑的湖水里，看着太阳下山，仿佛置身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画面里，说说笑笑，仰望着满天的繁星，摇摇晃晃地进入梦乡，清早被鸟语虫鸣唤醒……这些感受是何其美妙。 我们喜欢把船停泊在老港码头，这个码头只容许短租一星期，把船停在那裡，游客们向下看我们，我们向上看他们，有一种 Real Life Show 的感觉；夏天的老港，热闹精彩，还有烟花比赛，我们会把船开出圣劳伦斯河，停在水中央观赏烟花，一朵朵彩花在头顶上绽放，如从天国掉下来一般，虚幻美丽得使人眩呆，万籁俱寂，只有天地与人的相拥。 过水闸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加拿大的湖泊跌宕起伏，水面高度不一致，船不能顺利通过，遇到这样的地区，小船就要被引进一个小木闸，一般来说一次开闸要等四五艘船，闸满了，两头的木门就会关闭，工作人员从岸边抛下一条粗麻绳，这时候，我会身手敏捷地把绳子紧紧拉住，往上游时前闸灌水，水涨船高，遇到下游时就要后闸放水。 在Chambly 镇的Richelieu湖，湖面水位相差达到80呎，因此要连续过三个闸口，非常刺激好玩。驾驭游艇，需要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如何把船控制着，尤其是船驶入港湾靠岸时的考验更大，必须两人配合，其中一个人负责开船，保持方向，确保不要碰撞到旁边的船只；而另一个人要在船将近岸边的时候，跳上岸把船拉扯到自己的停泊位子，如果船靠得太近就容易被刮花，这时要用大脚把它稍稍踢开，然后打上水手结把船捆绑在一边的石墩上。杂志上那些俊男美女穿着华衣美服，喝着红酒吃着鱼子酱，坐在船头穿梭水上的景象，在现实的香槟湖上并不常见，更多的是晒得像渔民似的，头髮被风吹得像鸟窝，穿着短裤叉的大叔大婶。 每一次从香槟湖开船去美国都是一次挑战, 除了被没收食物，除了遇上大风浪，你不会知道等待你的还有什么。美国海关关员永远一副晚娘的嘴脸。我们在船头船尾上插上小旗子，船头是要访问的国家的国旗，船尾是船的登记国家的旗帜，也可以在船中间再加上船主祖国的国旗。 美国海关居然没有电脑，只靠电话查证资料，有一次，我们刚从简陋的海关出来，还没正式开出海域，大儿子摸着船的方向盘，问了他爸爸几个问题，说时迟那时快，突突突，从我们船边冒出一艘快艇来，艇上的人迅速地把他们的船跟我们的船绑在一块，然后五六个身穿防弹衣，手持长枪的彪形大汉跳上了我们的船，凶神恶煞地用枪指着S，报上自家名号“美国海上巡逻警察”，大声喝问道：我刚才看到这个小孩子开船了，这是违法的！S赶紧解释，说孩子只是好奇地在问问题，并没有真想要开船；大汉又说：你们两个孩子没有穿救生衣，被吓傻了坐在一旁的我抢着回应：在我们国家过了八岁的孩子在船舱里是不需要穿救生衣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警察就大步蹦到我身前，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巴掌了，却只听到他歇斯底里地在喊道： This is my country ，it is not your country！！！这是在我们的国家，你要遵守我们的法律！！！ 事已至此，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看着他们在船上到处乱翻，扰攘半天，像老大的那个警察对S说，我要给你开两张罚单，罚孩子们没有穿救生衣。此时他态度有点缓和，接着说，如果你们觉得不服，可以回来上法庭，但我劝你们还是老实交钱吧。惊魂甫定，继续行程。回家之后给美国法庭写了一封诚恳的认罪书，法官回信，罚单减价一半，只需付150大元。 跟粗暴的美国不一样，加拿大这边的香槟湖上没有一个确实的关卡，过了一个模糊的水上界线，就会有关员站在岸上高坡，朝我们友善地挥手，亲切地问道：Tout le monde est Canadian？（都是加拿大人吗？）我们嘻哈着回答 Oui，是的。海关就快乐地说声OK让我们通过，并且一直笑脸相送。 外国人有一句揶揄拥有船的人的说法：买船的人只有两天是快乐的，那就是买船那一天，和卖船的那一天。 拥有一条船的烦恼很多。对于当初买船的决定，想来是Too naïve （太无知了）。当时的船价是7万5千美元，而美元对加元的汇率是1比1.35左右，加上购买各种配件，销售税，总的价钱就在10万加元左右。我们首付3万元，每个月还贷款580元，停船月费400元，每一次出海，用掉汽油费大约200元，牌照费，保险费，过路费，冬夏两季的维修保养，保存费，和一些不可预知的费用等等，加起来平均是每月大约1300元的消耗。费用不算多？但如果一年里，只能在6月底到8月初的周末出“海”，而且还要保证这两天不会刮风下雨，这样子一平摊下来，付出与收获就不相符了。一年付出去的钱，足够一家四口去坐几次豪华邮轮。 第三个年头，S的工作有所变动，孩子周末的活动也渐多，我们决定卖船。广告打出去，许久才来了一个买家，出价5万加元，考虑我们还要付7%的经纪费用，拒绝了。来看的人不少，但没有真心想买的人。又过了一个冬天，换了一个Marina , 再有一人出价4万3千元，还要付10%的佣金，无心力恋战之下，只能受斩；原先以为卖船之后可以从首付的钱里取回少许安慰一下自己，可是最后结账时，还要倒付3千。看到兴高采烈的新买家，我不怀好意地希望他笑得太早，可是后来知道人家经验丰富，这已经是第三次买船了，半价不到拿下了几乎全新的Dream Boat ，当然笑得开怀。 S 黯然与宝贝诀别，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心： 当我退休时，我一定要再买船，买一艘30 呎的船，向那些初次买船的傻子们买。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骄阳舞者。

文 / 林炎平 ( 蒙特利尔 )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也可能上当受骗；如果我们不信他人，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无从合作。相信他人可能受到他人的伤害，但是不信他人将受到自己的伤害。 相信他人可能会被欺骗而一败涂地，但是不信他人将会孑然一身且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宁可上当受骗，学会在怀疑中相信，在相信中怀疑，而绝不应该由于害怕上当受骗而不信他人。 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魔鬼的人，每日生活在魔鬼之中；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天使的人，虽不能生活在天使之中，但是至少远离了地狱。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和天使的一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这两面，能够批判他人和自己魔鬼的一面而赞赏天使的一面，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会逐渐减少魔鬼的成分而增加天使的成分。 正因如此，直言不讳的批判极其有价值； 正因如此，相信他人的善意给自己的成功带来了可能。 相信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批判！批判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欣赏！

谁把谁关在笼子里？ 文：一沙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职期间，曾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话：“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这段话，既彰显了自1789 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立国延续而来的宪制精髓，又不失小布什一贯的诙谑。在赞赏之余，我们不由得要问﹕几千年来，身份永远卑微的中国老百姓，可曾有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 一件沦落民间的玉玺，此时此刻，决意要向世人透露某些讯息。此方玉玺青白玉质，卧式螭龙纽，圆面径 9 厘米，通高12 厘米，造型浑厚高古，气势夺人，颇有西汉皇家玉玺丰韵。阳文线条的章法稳健匀称，文曰﹕“朱由检柙”。朱由检，即明思宗崇祯，是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276 年的大明王朝，随着他自缢在北京那颗歪脖子树后灭亡。他绝对不是昏君，相反，是一个出类拔萃、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年轻有为的明君。 1944 年 3 月19 日，在明朝灭亡整整三百年后，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公开发表，遽然引发一场国、共两党翰林的公开论战，两大集团都不欲背上类似朱由检亡国亡族的千古骂名。1945年7 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踌躇满志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果说，华盛顿总统因毛泽东这番宣言而老怀堪慰的话，那么，华盛顿总统必将为朱由检的那个“柙”字而倾倒。柙，古文象形，本义关闭猛兽的笼槛，亦指押解犯人的囚笼或囚车。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对笼子的概念从来就不含糊。那么，莫明其妙的朱由检“柙”，究竟暗藏着何等扣人心弦的天机？玉玺那只龙，兀自仰望星空，任后人如何去评说。 朱由检未登基前，虽有其迂腐的兄皇朱由校庇护，但随时都会被魏忠贤控制的东厂鹰犬斩成肉酱。他早就对魏忠贤和客氏一群祸国殃民的阉党恨之入骨，但又不得不以“柙”字明里向魏示弱， 暗中忍辱以铭志：“ 我把自己关在笼子里！”。17 岁就被历史推向风口浪尖的崇祯皇，登基三个月内，迅即干掉魏忠贤及其余党；执政17 年里，总共换了50 个大学士，讽刺的是，这些被崇祯贬谪的文臣，又偏偏多是魏忠贤的死对头——东林党人！他还没来得及把大西王张献忠镇住，就被大顺王李自成攻入京城。当他亲自擂鼓急召百官救难时，竟无一官员临朝，只有一个贴身太监相随。他逼后宫妻妾自尽，亲手砍杀最痛爱的几个公主，随即去煤山上吊，陪伴上路的就是那唯一追随他的太监。 当欧洲开始摆脱中古愚昧、大步跨入文艺复兴的光明大道时，郑和的舰队七次下西洋。世界为此惊呼：郑和发现了世界！遗憾的是，三宝太监偏偏就不曾发现刚开始走向文明的欧洲，号称文明古国的华夏大地，时钟从此比西方文明慢了4 百年。 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果然没有忘记朱由检的惨痛教训，他实践了朱由检、华盛顿以及小布什共同开发的笼主义，他把国家主席关在牢笼里，把打江山的哥们关在牛棚式的笼子里，把治下所有的人都关在无形的笼子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没逃出那个“周期率”，就被人成功地关在水晶笼子里，永世不得翻身。 到了该找人写一篇《甲申三百七十年祭》的时候，笼主义与时并进了，笼子“量化”了，也“宽松”了。君不见，这笼子，可能就是你自己的车、你自己的家、你熟悉的胡同、你热爱的土地，甚至是你喜洋洋地搭上的奔向死亡的和谐号…… 好一个朱由检的“柙”！那似笑似哭的螭龙，似乎在嘲笑我们至今仍然不能破译一个“柙”字。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本来就是在同一时空下起跑，很多理念，本来就是相对应的，相交融的，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像 cage( 笼子) 和柙一样，两种文明所不同的地方，并非搞不搞笼子的问题，而是究竟谁把谁关在笼子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有一篇《甲申四百廿年祭》，但是，我们坚信，如果有的话，它一定不会漏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叫做正义。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文：粱治平 其实，原无所谓“希腊法”，有的只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法律。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特征是它们共有的，人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法，也在这种意义上把雅典的法律看作希腊法的代表。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关于苏格拉底案的叙述，主要参考该书，包括译者撰写的“提要”和“译后话”）。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之前提及的那本书，之后将反复出现 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和引进新神，二是蛊惑和败坏青年。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一名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一名赖恳，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一名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审判者是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典型的雅典审判方式。 苏格拉底被控的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而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宗教生活与公民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根据雅典法律，对包括这类罪行在内的一大批刑事犯罪，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控告（甚至这还是公民的一项职责）。这种规定不但体现了古典城邦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雅典城邦政体的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精神，自从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以后，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真正被发扬光大，臻于极境了。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时代造就了他，又遗弃了他。透过苏格拉底的死，我们可以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些曾经养育过他，后来又夺去他生命的法律的特质。 至少，是苏格拉底的画像 论及雅典的民主制，自然要提到行使直接民主的公民大会，提到行使间接民主的议事会。但是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它的陪审法院。亚里士多德说过：“民主政治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它通过它在其中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Assembly）和法院中的选举执掌一切。”这里说的法院正是陪审法院。这是一个很难为现代人理解的概念。因为，雅典的陪审法院并不仅仅是个法院。它不像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些法院，只能就比如具体的民、刑案件作出司法上的判决，它的权力要大得多，职能也复杂得多。它实际是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它可以利用不为现代国家所知的各种方式，审查当时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审查“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它的判决照例总是最终的，没有通过上诉加以改变的可能，因为在理论上，法院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实际上，它是个像“议事会”那样的民主机构，是雅典公民聚集在一起直接行使其审判权的庞大机构。在伯里克利时代，议事会保持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旧制，由五百雅典公民组成，而陪审法院的规模则从数百人到千余人不等。通常，民事案件由201人或401人的陪审法庭处理。刑事案件则视具体情形，由501人、1001人甚或1501人的陪审法庭审理。根据雅典法律，凡年满30周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充任陪审员。他们每年经各市区提名，由选举产生，人数达六千人之多，然后经抽签分派到各个法庭担任陪审员。（关于评审制度的详情，包括陪审员的产生、指派、法庭组织、审判程序、宣示判决等事项，可以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显然，如此组织起来的陪审法院不仅是雅典公民行使审判权和接受民主训练的场所，而且还是“为了雅典人民行使控制权这一目的而设想出来的一种手段”，“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拱顶石”。（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30、29页。商务印书馆，1986）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有数千人之众的庞大机构，除非遇有节日或者战争，总是长开不闭。而在雅典民主政治达于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充任陪审员甚至成了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据说在当时，这样一笔收入差不多够一个人维持生计的了。自然，我们不能把这类措施看作雅典人的好讼，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佐证，证明陪审法院制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由数百乃至数千民众陪审的审判，乃是雅典政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构成了雅典公民生活中最持久的特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有这样一幕：一个云的访问者在有人指给他看地图上的雅典城时回答说：“我不相信那是雅典，因为我没有看到陪审团在开庭问案。”由这个并非夸张的情节可以想见，陪审法院制度于雅典公民生活的影响是多么之大。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些制度，保卫了雅典的民主，造就了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昌盛。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人民，享有在当时可能是最充分的自由，而他们在这自由氛围中的游戏与创造，不但树立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民主楷模，而且向人类贡献出了第一流的雕塑，第一流的建筑，第一流的悲剧，第一流的演说，第一流的思想。自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事情往往还有另外一面。 和阿里斯托芬有点关系 在民主的雅典，至少在理论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参加议事会里的论争和法庭上的抗辩，在公共仪式上发表演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和参政热忱，磨炼了他们的智慧，增强了他们对于事物的敏感。他们探究自然，也关心人事，在思想的自由奔流中，涌现出希腊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一面充满了对于宇宙的好奇，一面是对于正义问题的关注，这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后人叫做自然法的正义学说。这是希腊人的法律哲学，也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和最重要的正义论。早在两千年以前，这种法律哲学就曾对罗马法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罗马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更多领域，甚至波及了人类今天的思维和生活状况。如果追根溯源，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希腊人的法律哲学，正像它的自由精神一样，同是民主土壤上生出的果实。但是，如果我们转而审视希腊的法制，考察那与希腊法律哲学生长于同一土壤的雅典法律，我们就会看到最最令人惊异的现象：尽管罗马人在制定《十二表法》时曾派专人赴希腊考察，尽管希腊法中某些契约形式如海上借贷等也曾流传于后世，人们还是面对这样的事实：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数百年间，人们耽于对人类“金色童年”的追怀之中，入迷地谈论着古代的诗歌、雕塑、戏剧、哲学和美术，潜心研读得于偶然的《国法大全》。然而，没有人提到希腊法。就是在人们对古代已有相当了解了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冷僻的历史书中看到关于希腊法的描述。那个时代依然令人向往，但它的法律的光辉早已消散。的确，与古希腊发达的艺术、哲学（包括它的法律哲学）相比，希腊法的影响是那么微不足道，几乎是个空白，以至于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 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众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亚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T.H. Wigmore,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第一卷，第358-359页） 搜“雅典民主”，出来了这个 真是这样，在众多杰出的古希腊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作为法官或法学家为我们所知。在流传至今且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里，跟这种人最接近的莫过于雄辩家了。他们在当时的活动，乃是陪审法院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他们为出庭所写的辩护状，不但是极为出色的演说词，而且是后人了解古代希腊法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雄辩家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而这些听众——陪审员，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陪审员，他们不是在一个富有经验的权威法官的指导下就事实问题作出裁决，而是按多数原则独立地决定事实与法律。当他们听完原、被告的控诉和申诉，走到投票箱前去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候，真是世上最最威严的法官。但这都是怎样一些法官啊。一方面，他们敏锐而智慧，他们出席公民大会，踊跃参与论辩，倾听最杰出的演说，借此磨炼其智慧；他们热心于公共生活，常常在市场上见面，传递各种消息，讨论种种政治问题；他们还时常旁听审判甚或作为陪审员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属于其中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能读书认字。虽然他们出席法庭之际也曾庄严宣誓要严守法律，但不是所有案件都有现成的法律可资援引。此时，他们就要依据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再者，他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设若群情激愤，多数陪审员甚至全体人民都倒向天平的一端，在这不可遏制的激情中表露出来的意志不也如同法律一般？苏格拉底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公元前406年对十大将的著名审判。十位海军将领因未能按惯例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受到雅典人民的控诉。原告方为置被告于死地，要求不必个别审判，而由人民一并表决。那天恰好是苏格拉底担任议事会值班主席，他以这一要求不合雅典法律为由拒绝将它提交法庭审议。虽然第二天由另一人担任主席时，原告提议获得通过，十大将终于被处死（参阅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69页译者注，以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5页译者注。商务印书馆，1984），苏格拉底还是因为他严守法律而遭人忌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获罪于民主派，以致他后来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这个说法有几分真实。至少，他不是死在僭主们手里，而是死在雅典的民众手中。雅典人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他。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危险之所在。他在他著名的申辩中把控告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出来控告他的那几个人；一类则是站在那几个人后面，从小就对他抱有偏见的民众。这些人受舆论影响而生出偏见，生出的偏见又变成舆论去影响他人和社会。在民主的雅典，他们是最有势力的人。苏格拉底坦白说： 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过于安匿托士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2页） 苏格拉底要洗清自己，必须获得这些人的信任。同样，一个雄辩家要想成功，就要设法打动这些易动感情的法官。此时，仅仅了解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动人的言词，富于鼓动性的演说，有时，甚至要有震撼人心的表演。大约在公元前340年有过这样一场审判。被告弗莱恩（Phryne），一个有名的放荡女子，被控以慢神之罪。为她辩护的是著名雄辩家海泼莱德（Hyperides），他是十大演说家之一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高足，他的有些演说，据说超过了老师。审判在进行，眼看陪审团就要作出有罪裁决，海泼莱德突然把被告拖至庭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去她的束腰外衣，把她的胸膛暴露在外，并以激越的言词去激发陪审员们的怜悯心。弗莱恩终于获释，但也因此引出一项法律，规定此后不得在审判时将被告置于庭前。 苏格拉底受审是在公元前399年，那时，这种风气还很盛。只是，苏格拉底不屑于使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他干犯众怒，招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原因。 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对有一类刑事案件须适用既定的法律，对另外的一类，由陪审团自由决定刑罚。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属于后一类。这就是说，怎样处断苏格拉底并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因此，辩护的好坏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苏格拉底的口才天下闻名，自然无须找辩护师。他之所以被判有罪，绝不是因为辩词不够出色，而是因为他不肯离开自己的立场，向众人作丝毫的让步。他不但自知如此，还要向陪审员们表明这一点。他说道： 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大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对我投一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2页） 这段话讲完后投票开始，结果是281票对220票宣告有罪。不过直到这时，苏格拉底还有足够的机会免受死刑宣判。他可以自己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处罚。（按法定程序，审判通常分作四个阶段：①原告提出控诉，被告申辩；②陪审团就被告有罪与否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有罪，则③原告提出他主张的刑罚，被告选择可以接受的刑罚，分别说明理由；④陪审团再次投票，多数人的意见便成最终判决）但是，苏格拉底只勉强认罚30命那。这太轻了，不但是对原告的蔑视（原告主张死刑），而且是对法庭的嘲弄。他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员，结果有更多的人投票，赞成判他死刑。判决宣布后，苏格拉底再次发言，说明了人们定要他死的原因：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7页） 希腊式的民主审判，恐怕只能是如此。 “恐怕只能是如此”，那副著名的画 威格莫尔指出，陪审法院的这种随意性削弱了社会对既有法律的尊重，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真正和持久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他列举了希腊法无以传世的三点原因：（1）缺乏职业的法官团体；（2）陪审团规模大体与立法团体一样；（3）缺少另一独立团体，维护既定法律，对陪审团或立法者予以钳制。（见前引Wigmore书，第一卷，第313页）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但是最终，恐怕还是要回到雅典政制中去寻找根本的解答。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社会是简单社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们也像现代社会一样复杂。它们要健康发展，要达到社会内部发展的微妙的和谐，也会产生同样复杂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可以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了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某些器官的正常发育，终于使它们变得萎缩和畸形了。每一种古代文明，都可以提供不止一个例子，希腊法的悲剧即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常常会为一些崇高的念头所激励。他们关心城邦，犹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们参加各种公共生活，从中学会治理的艺术；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创造了不朽的哲学。即使是在法律方面，他们也实现了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可能达到的正义，且不说他们还贡献出那么卓绝的正义哲学。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律不能为后人借鉴而苛求于他们。然而，希腊法的悲剧到底发生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为博物馆中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 一种早期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这样一个过程，便是它的形式合理化。罗马法因此而传世，其他许多古代法制却因为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终于失去了活力。希腊法便是如此。 梅因认为，法律以及由法律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其早期很容易遭受两种特殊危险，一种是原始法律的僵硬性，这种僵硬性会把大多数人在生活和行为上的见解束缚住；另一种是，法律可能发展得太快，以致失去它稳定的存在形式。希腊法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规模庞大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固然，大多数陪审员都不乏政治热情和正义感，但他们完全不懂法律；雄辩家们虽然懂得法律，但他们要迎合听众，因为是这些人在判定事实真伪，决定法律的适用和被告的命运，而他们事实上主要不是需要法律，他们需要动人的言词、雄辩的演说，需要能打动他们的一切，眼泪、哀求、壮烈的场面、感人的景象。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凭良心办事的，但他们所依循的正义原则，往往只是他们的个人好恶，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偏见。他们不是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行骗的智者吗？他们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不肯如他们想的那样行事而定了他死罪吗？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里面，有些迹近荒唐。普鲁塔克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亚里斯泰迪兹与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海军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争执不下。于是雅典人动用了他们的民主武器：陶片流放制。这是克里斯提尼的伟大创造，目的是去除可能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权威人物，这时被用来解决政治纠纷。据普鲁塔克所述，投票进行之际，亚里斯泰迪兹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近郊农民，此人因不惯于写字，便招呼亚氏，请他在陶片上写下亚里斯泰迪兹的名字。 “但为什么？”亚里斯泰迪兹问道，“亚里斯泰迪兹伤害过你吗？” “没有，”这位公民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嗄！老听人把他叫做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我实在烦透了。 亚里斯泰迪兹于是不再多说，就按这个人的意愿写了。（转引自赫·乔·维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2） 这也是一场审判，只是把法官的范围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让他们选择，究竟把流放10年的惩罚加到哪一个人身上。而在这里，决定了“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命运的念头不是很荒唐吗？的确，古希腊人中间没有现代人熟知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因为他们原本不需要这种人；他们到底没有能创造出像罗马法一般富有生命力的法律，也同样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古代社会粗糙的民主制的发达，抑制了科学的法律制度的成长。 古希腊人似乎注定只是一个艺术和哲学的民族，在务实方面，他们远逊于古罗马人。正好比他们对知识只愿作一种贵族式的探究，他们在法律方面，更多偏爱抽象的正义。这固然使他们的法律免于僵化的危险，但在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一种持久的法律学制度的建立。关于这一点，梅因的总结是精辟的：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合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梅因：《古代法》，第43-44页） 苏格拉底死了。他是被雅典的法律杀死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法的状况，却要到有关苏格拉底事迹的记载中去寻找，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本文原载《读书》1987年8月号，收录于梁治平先生《法辨》一书中。

学者朱学勤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 AcaDemy 的东西，柏拉图的 AcaDemy 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博洛尼亚大学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 张砚钧画作《孔子讲学图》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有真正的大学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历史比美国更长久的哈佛大学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冷雨后的秋 文：枫子（蒙特利尔） 如果说蒙特利尔的夏是一位性感的女郎，热力四射，随着爵士乐的强劲节拍起舞摇摆；那么它的秋就一定是位绅士了，一位纯粹的中年绅士，散发着成熟的魅力，优雅，沉静，却又性感魅惑。 低头疾行在Sherbrook，这条在九十年代聚集了全加拿大80％财富的街道上，辉煌已逝，然而昔日繁盛时期留下的物证还在：博物馆，画廊，咖啡馆，面包 店，雕塑，精品店，……他们的色调是灰暗的，一如今天的阴霾。可那坚实的石头壁磊，精致的雕花镂刻，仍旧一袭不肯放弃的昂然。 听着风雨，踩踏着落叶。本不是个欣赏佳景的天气。可当那些大衣风衣雨伞礼帽一夜之间出现在街头，却把我疾走的脚步也拖缓，冷雨中自有一番风景值得去窥探。 灰蒙蒙的天空中有乌云在移动，街道两旁是冰冷的古老城堡。秋雨中的男人迎风走来，大风掀起了衣角，步伐里是镇定与从容。性感的唇角微微上翘，线条分明的脸上 写着坚毅与豪迈。满树的红枫在风雨中飘摇，赤黄的叶子洒落满地，和着湿漉漉的雨水，绘出水粉的图画。这样叶自飘零雨自流的日子，是男人披着大衣，扛着风雨 的日子。 绅士的蒙特利尔，似怀旧电影中的某个片段，黑白的，却给抹上了几点橘红和赭黄。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鲜活的画面，即便近在咫尺，我也仍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似恍惚活在影片里。对我而言，那些风度翩翩，潇洒俊朗，只能是来自电影里的臆想，不像是活生生的现实情节。 十月底的最后几天，空气里分明隐约嗅到了暴风雪来临之前的气息。然而此刻，它是如此安宁。谁都知道，它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我们无法把它左右，只有宿命，静静等待。 想想好像就是昨天，人们还在忙碌着，倾城而出，无目地地奔波游走，空气里弥漫着一条暗语，大家秘而不宣，都莫名兴奋着，都疾走徐行着。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 走出户外，站在阳光底下，枫树林中，就不怕错过什么了。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繁茂，如今已经酝酿成熟。台阶上铺满了缤纷的落叶，旋转楼梯上缠绕的藤蔓已经红 透。一切的致美都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地出现在眼前，告诉你，辉煌就要匆匆落幕了。雪暴来临之前的恐慌与兴奋，使人们更加忙碌，忙着把这最后的璀璨用眼睛摄 下，用心思装满。 这一刻终于来到。湿冷的雨水弥漫了一整天，这灿烂的秋日小阳春将在一两场冷雨后，渐渐隐去，喧嚣了一整个的夏，也终于肯了归于沉寂。当枝头最后一片叶子滑落，算是尘埃落定，灿烂远逝了。 冷雨后的秋，格子围巾，薄呢大衣，或考究的礼帽将粉墨登场。那些笔直的身材更加挺拔，优雅的笑魇更加从容。蒙特利尔的深秋已经来临。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思维能力不足造成国人的劣根性 文：宋怀常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不知反省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好骂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神圣化与妖魔化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盲目崇古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注：本文选自宋怀常著《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一书。

皇家山十字架的典故和传说 文 / 王建刚（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有不少堪称地标式的独特景点，而最能代表这个城市历史的应属皇家山顶上的十字架。它不仅与这个城市同龄，承载和见证着这个城市372年的发展，也有着很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典故和传说。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234米的皇家山虽不高，但自从1876 年建成皇家山公园以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市民随时可以拥抱大自然的世外桃源。山上林木茂密，曲径通幽， 松鼠蹦跳，鸟儿鸣唱。 爬山者可以拾阶而上，自行车爱好者可以盘旋登顶，散步者可以将车开到山顶的停车场，步行至几个观景台，极目远眺。皇家山四时之景的美丽恐怕所有的蒙特利尔人都亲身体验过。但对东北峰顶上的十字架却不一定了解很多。 如今我们看到的皇家山十字架高31.4米多一点（103英尺），比当初法国开拓者树立的木制十字架要高大多了。山顶十字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 1643年。那时的北美洲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大陆，只有一些印第安原住民。雅克·卡迪尔在1509年首次沿圣劳伦斯河而上，抵达了这里，并命名了皇家山。此后，法国人在1609年登陆魁北克城，在那里开始创建新法兰西。 法国教会派遣迈松纳夫率领的一船人在1642年春夏之交抵达这里。他们一方面要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扩展新法兰西的疆土， 另一方面要向当地印第安人传播上帝的福音。迈松纳夫率领着40几名开拓者在圣劳伦斯河边如今称作Place Royal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一边砍树造房筑墙，准备过冬的食物，一边还要抵抗易洛魁原住民的频繁进攻。好不容易赶在冬季到来前建成了Ville Marie营寨，甚至还在村里盖了一座木制小教堂。 可那年的冬季有些奇怪，雨雪很多，天气很暖。圣劳伦斯河因降雨太多水位不断上涨, 眼看就有漫上岸淹没营寨的危险。焦虑和无奈之余，迈松纳夫带领众人在小教堂向圣母祈求保佑。为表示真诚，他还许下诺言，如果圣母能够保佑他们的营寨不被水淹没，他就会打造一个十字架，竖到皇家山顶上。 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就在新年的第二天，洪水开始消退。迈松纳夫欣喜之余赶快践行诺言，用木头做了一个十字架，抗在肩上，冒着风雪，穿过森林，爬上了皇家山顶，竖在那里。如今圣母大教堂彩色玻璃窗记载的蒙特利尔历史故事中，就有一个是迈松纳夫肩扛十字架，在风雪中跋涉的情景。 从那以后，皇家山顶的十字架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俯瞰护佑着这座由教会创办的城市，由玛丽亚村发展成为加拿大的最大城市之一。 1876年， 蒙特利尔市政府聘请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奥姆斯蒂德重新规划设计了皇家山，把它建成了一个城市中的山野公园。之后在1924年，蒙特利尔的St Jean Baptiste Society决定在山顶建造一个钢骨十字架，取代原来的木制十字架。该组织动员了85,000名小学生以出售邮票的方式筹集建造钢骨十字架的经费。而当时一张邮票的面值为2角5分钱。不知是经费没有筹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本来计划在钢骨十字架上镶上花岗岩，可后来却没能实现。钢骨十字架建成5年后，被转交给了市政府。 1978年8月6日，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因心脏病逝世，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领袖前往参加了葬礼。蒙特利尔市政府做出一个决定，让皇家山十字架放出紫色的光来表示哀悼。可当时还没有工厂生产紫色的灯泡。有人就提出可以用紫色的油漆刷在灯泡上。于是赶紧找人用手工给灯泡刷上紫色。可紫色灯泡一个个拧上后没亮几天，8月26日传来保罗一世登基的消息，又得把紫色的灯泡拆下来。当时没人觉得这些紫色灯泡短期内还会有用，又找不到存放的仓库，就随便处理掉了。可谁知道，保罗一世在位仅33天之后也突然离世（有传说是被人谋杀的）。于是，原先刷灯泡的那些人又被召集起来，再染出成百上千的紫色灯泡。 1992年，为了庆祝蒙特利尔建城350周年，市政府投资3万加元，用发光电缆取代了十字架上的白炽灯。从此十字架可以在红、白、蓝、紫四种颜色之间来回变换。当年春天安装好之后确实试验过， 工作得不错。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十字架展示它变换色彩。当时有人说，这是因为蒙特利尔的天主教会开会讨论并表决不允许十字架展示白光以外的任何颜色。可教会方面否认有这件事，并说欢迎十字架显示出色彩。 在十字架应不应该显示不同色彩的问题上，当时还有些争论。有保守派记者嘲弄当时的市长Jean Doré是想让十字架跳“迪斯科舞”，然后又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埋怨媒体在这件事上小题大做。 两年后蒙特利尔的“远见党”在市选中获胜，该党领袖布克出任市长。布克是园艺师出身，把植物园搞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皇家山的十字架闪烁不同的色彩，布克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他说根本不知道十字架还能展示不同的颜色。 2009年，十字架上又装上了LED灯并由电脑操控，可以变换出任何色彩。教皇逝世或选举期间仍是闪耀紫色； 6月24日的Saint-Jean-Baptiste那一天会闪耀蓝色；国际关注艾滋病日会闪耀红色；地球日那天则会关掉灯光…… 在十字架旁边的地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牌匾，那是埋宝的地方。蒙特利尔庆祝350周年生日时，曾邀请12,000名小朋友画出他们想象中蒙特利尔500岁时会是什么样。这些画作被装在一个容器里，埋在了十字架旁的地下。要到2142年庆祝建城500周年时才能挖出来，展示给将来的蒙特利尔人。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文：秦晖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 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 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 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而且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国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是在刘锡鸿那个时代，这两个人都是东方人，到了西方当大使，在西方他们就成了老乡的样子，因为都是东亚人。所以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在那里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在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宪是很难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讲了很多英国人很忠孝的话，他说英国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国人举行宴会，上演歌剧，前面都要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是不是女王，就是要为英国君主祝福。英国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关注，说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结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王子有病举国祷之，病好了，举国谢之。他就非常之感动，他又说，英国其实是个民政之国，就是民主之国，他说英王其实是没什么权力的，英国人忠于不忠于英王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害，你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给你什么高官厚禄，你不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杀你的头。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心，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看来英国人忠于国王是发自内心的，“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也就是说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慑，而是真的认为英王是个有德之人，他们由衷地爱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刘锡鸿卸任以后，后来又去英国的是张德彝，他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日记里写，英国的国王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你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坏处，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于英王。后来也有人说过，说中国改姓换代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英国也有dynasty，但是翻译成中国的王朝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个王朝和另外一个王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翻了。可是英国尽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个王朝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英国的王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位的英国女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子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王统从来没有断过的，所谓的Dynasty更换只是换了一个徽章而已。英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体制上比较类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东方的，比如说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日本也从来不换天皇的，所谓的万世一系，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大，日本天皇肯定没有传到一万世，但是的确没有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现象。 可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在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之残酷无情，一旦发生改朝换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前朝是斩尽杀绝，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人说王后将相宁有种乎?《西游记》里有句话“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一旦皇上的权力不太可靠，马上就有很多人想抢。当年曹操有一句话，人家都说他专权，他有一个反驳，他说你们都说我专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各个都想当皇帝，根本就不认为皇帝是一个具有什么神圣的人，觊觎皇帝的人会很多。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不要说把权力交给外姓人，就是交给自己家里人他们都信不过的，只要不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都有谋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国在建立秦帝国之前的两个大理论家，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再三讲过，作为皇帝，千万不敢相信别人对你是忠心的，不要说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谋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骨肉在内。你的权力只能靠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为你效劳是因为想得到高官厚禄，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你只能用惩罚和赏赐来建立你的统治。忠诚、道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出现王朝更迭，而且最严重的时候，唐宋之际的五代，大家如果看过《水浒传》都知道有一句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就是五个家族朱李石刘郭建立了梁唐晋汉周，在五十年时间内出现了十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帝都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 中国经常有末代皇帝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窝囊的，但是末代皇帝这个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我曾经提到，我说你如果去英国会知道最伟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白金汉宫前面就竖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直到现在英国人都很自豪的时代，也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你是很难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末代君主，她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我们知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贵族，就是萨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后，继位的爱德华七世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就把王徽换成了他父亲城堡上的徽章，于是汉诺威王朝就变成了萨克森-科堡王朝。可是这种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间换一件衣服一样的，从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英国所谓的Dynasty之间的演变通常来讲都不会成为英国无论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还有玫瑰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些东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中国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说中国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们所谓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们对皇上本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于道德的原因去对皇上这个人有什么忠诚，所谓的忠君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会杀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讲得简单一点，韩非、商鞅都说得很清楚，“君之于臣，非骨肉之亲也”，他和你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能够给你干活呢?是因为图你的赏赐，他为什么不敢反对你呢?是因为害怕你杀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搞了君主立宪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英国，他们的国王原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可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尊重皇上这个人格，我们尊重皇上只不过是怕他的权柄。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皇权，并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这个皇上一旦没有了权力，他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但是当初给清朝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对前代统治者是很残酷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全家杀绝满门抄斩。比如明清之际，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孙，清朝的统治者几乎见一个杀一个，逃到缅甸去还要抓回来绞死。 其实辛亥的清室优待条例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还是保留给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内清王朝还是可以存在，紫禁城里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统年号。关键是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什么保证，后来很快冯玉祥就撕毁了，而且撕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撕毁了也就撕毁了，没有人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即使当年实现了君主立宪，其实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除非实现了君主立宪以后中国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转入盛世大家都很满意，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实现君主立宪以后，中国仍然碰到一些问题，仍然碰到一些战乱或者困难，肯定就会有人提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彻底，还有皇上，就会越来越激进，最后还是把这个国王给搞掉。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因为儒家就讲天下为公，他认为秦以后的帝制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为公。法家其实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讲的就是毛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文革时候看的样板戏里的两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的枪多谁就是皇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忠君的道义而言。 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 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反而比较容易搞民主，中国搞民主的困难恰恰在于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忠君的。中国人其实就相信权力，权力万能，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经常会发生巨大震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反驳了，他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吗?这和西方总统轮流坐有什么区别呢?西方总统可以轮流坐，中国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轮流坐，似乎中国人讲平等比西方讲得还厉害，西方王朝从来不轮流的，英国从1066年以来就没有换过王统，包括从俄国到丹麦都是这个样子，一般都是不换的，包括波兰都是这样。可是中国就经常换，中国人历史上就经常换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经常换政党，不也是差不多吗?中国应该更容易才对，为什么说更难呢? 其实我们要清楚，民主制和专制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换不换，因为如果要讲换，古代那些人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王朝平均每个皇上在位时间其实并不长，罗马帝国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国总统短得多。所以不在于他的轮流不轮流，而在于这种统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暴力，我有枪，你不同意我就杀了你，你同意我就赏你。你跟我有好处，不跟我有坏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种同意是自愿的同意，不是凭暴力的。凭自愿的同意怎么去衡量呢?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因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从选票中体现出来，如果你得到了多数票表明有多数人同意你执政，你就可以凭同意建立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可是这个选票或者说民主制度这个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标志，并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这个人一票，你是为什么投呢?从投票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是认同他的政策，也许认同他的家族，也许是认同他历史上做过的什么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以后他长得漂亮，是个帅哥，甚至也许就是认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说爱新觉罗氏就是一个优等家族，姓爱新觉罗的人我就要选。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这个所谓的同意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把权力交给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当然不愿。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专制也是爱新觉罗当皇帝，民主选举，如果大家真的认你爱新觉罗家，民主选举大家不是照样投爱新觉罗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认你只不过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没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认你了，才会有这种现象。 爱新觉罗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孙就不那么害怕，我不是说威廉一世的子孙就很爱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欢民主，但是的确有一些君主是不那么害怕民主的，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爱戴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臣民对你根本就无所谓爱戴，所有这些爱戴都是装出来的，比如说你在位的时候，枪杆子在手，有上百万人对你山呼万岁，但是你一旦没有了枪，失去了权力，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有忠君的传统，反而不会有人那么害怕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忠君的传统，所以这个皇上就要死把住权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权力的情况。 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 我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比如说中国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别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孝顺，西方人有别的特征，假如这种特征确实存在，它存在的依据就是这些人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征，比如说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自然地表现出来对皇上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民族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可言，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区别。 可是如果有一种态度是在威胁之下产生的，你就很难把这种威胁之下的态度当做它的一个文化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有什么特色，西方有什么特色，也许这 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特色到底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价值偏好上有区别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爱什么，中国人选择什么，西方人选择什么，在这方面有区别呢，还是其实爱好什么的区别并不太大，只是他们有没有选择的区别?比方说你不能说在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都很驯服地走向死亡，你不能说犹太人文化就是喜欢进毒气室的，就是愿意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现代化或者再透彻一点讲就是民主化，其实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够得到弘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国人真的忠于皇帝，民主制度一点都不会妨碍这种文化的发扬，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受到阻碍，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忠于君，由于中国人的忠君使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损害。 我刚才讲的陈独秀讲的孝不孝，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孝顺，其实只有在没有父权威胁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忠不忠君也是这样的道理，甚至我认为任何文化倾向都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饮食方面，中国显然是有文化区别的，美国人喜欢吃西餐，中国人很多人对西餐不太接受，我个人就是非常讨厌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这种文化差别其实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么，如果我们在自愿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况下，有些人愿意吃中餐，有些人愿意吃西餐，那就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区别。可是你说现在我不吃麦当劳，有人拿着枪逼着我吃，我就吃麦当劳，你说我是具有西方饮食文化的偏好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不能够自由吃什么，和你在自由吃什么的情况下喜欢吃什么是两个概念，喜欢吃中餐和喜欢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后一种问题，并不是前一种问题，后一种问题其实无论在哪个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价值上有追求的正当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海的深处 文：李颖（蒙特利尔） 小时候的很多个夏日午后，我爹总喜欢拿着一本童话书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读给我和妹妹听。有一年一位作家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安徒生童话，于是他最爱读给我们听的故事，就成了海的女儿人鱼公主的故事。我们都被人鱼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但在没有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年纪，我无比诧异她竟然能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放弃一切包括让我羡慕的潜入海底的能力？ 我爹很不负责任地解释说，这是爱情的伟大和生命的勇气，我和我妹惊讶地看着他漫天抒发完全意识不到他的诗人情怀是造就了我和我妹以后的任性人生的罪魁祸首。藉着他的文学背景，他总能把故事解读的很美，那时候的我，对美人鱼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在我心里，大海的深处，就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12岁的夏天，我爹第一次带我去看海，看着有人好像人鱼公主一样在海里游泳，我非常倾慕。要求了几次，我爹却坚决制止我下海，我痛心失望地问他：游泳都不敢吗，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因为这句话，爆发了我和他有史以来的最大冲突，他花了很长时间的跟我解释下海会生病而且对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女孩该有很多危险，可我不想听我只想像人鱼一样在海里游泳。于是他又给我讲了韩信受胯下之辱也要活下去的例子告诉我勇气没有那么重要，我听了以后不屑地说：我为什么要变得跟他一样无耻。他终于失掉耐心，把我推进房间去面壁自首。几个小时后他把睡着了的我叫出来，在晚饭前不甘心地最后一次问我，你要勇气还是要性命？我倾尽全力，用了让他震惊的决绝说：我要勇气，我就是要在海里游泳！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夏天，我爹专门带我去海边游泳，夏日的海风吹着，还不会游泳的我躺在游泳圈上被他在海里慢慢地推来推去，他很幸福地问我：很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爸爸带你一起在这片海里游泳吗？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我盯着大海深处的海天交界线郁闷地想，在你看来，我这就算在海里游泳了吗？ 毕业后没有多久，脱离了父母和被他们严密监护的环境，我就在McGill的游泳池里自己学会了游泳，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每年冬天飞去南方拥抱大海的人群。加勒比海域常年是差不多快体温了的艳阳天，太阳总是热烈执著地把我们从北方冬天带来的寒气烤干。一汪海水明媚闪耀地诱惑着，让人忍不住有立刻跳进海里被水环绕的冲动。被这样温暖的海水拥抱着，有好像回到前世故乡的那种归属感，又好似婴儿一样重新回到子宫的安全感。 有一年在墨西哥的Cancun海域玩一个Hobie Cat帆船，一个大浪打过来，差点把船打翻。我跟着歇斯底里地大叫，朋友淡定地微笑着调侃说，你不像那么没有guts的人吧，怕什么呢。我说，听说深海区有鲨鱼，我怕会在我掉进海里的时候把我的腿咬掉。他大笑着告诉我，那只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童话传说，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鲨鱼和他们的家吧。看着加勒比海特有的碧蓝的海面，很久很久以来对大海深处的向往和对美人鱼的迷恋一起助长着我越来越强烈的潜入海底看看的决心，而克服恐惧和挑战自己极限的欲望，是我随时都有终生不熄的冲动，于是我欣然同意。 我们先去找宾馆的潜水教练 Leo在游泳池里帮我上几个小时的初级速成潜水课。Leo是个哥伦比亚男人，他在加勒比海阳光灿烂的下午，独自沉默地坐在碧蓝的游泳池边的一堆潜水器材边上，被阳光tan过的深棕色的皮肤，高棕的鼻梁和西班牙裔男人稍微带着的一点点婴儿肥的脸庞。他总是眼神里带点困惑，或者说淡漠地望着远处，跟周围那些来度假的习惯于只关心利益的城市男人脸上的浮躁世故或者松松垮垮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只看他一眼，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在一个瞬间，我甚至有种想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想什么的冲动。初学潜水的种种不适，和我所有关于水进了眼睛或者潜水瓶太重了砸到我的脑袋的小女孩式的担心，都被Leo温柔地缓释。 仿佛一面天天面对的墙上突然被Leo开了一道新的风景独特的窗，背着压缩空气瓶潜入水中的霎那间，我就把思维全神贯注地放在了活着的那一刻，开始从新学习和关注已经习惯到成了生存本能不再关注的事情：呼吸练习。因为深水中的任何一点呼吸上的差错，都是致命的。在岸上，那些潜水器械太重了，为了背起它们，身上常常好几处被器材撞得青紫。但是一旦进入水里，我就迷恋上失重的感觉，那些沉重的仪器在水的浮力下，一下子让人觉得身轻如鱼。我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一切。短暂的培训结束后，Leo带我们出海去潜水。机械船开出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到了一个火山形成的暗礁，我们抛锚停船，我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背着沉重的潜水仪器小心翼翼地扑进海中。 音乐，灯光和水中，都有在感官上让一切的世俗和平庸在瞬间洗净铅华的魔力，而潜入水中，好像在刹那间走进了一个一切都裹着淡蓝色调的童话，或者很远很远的另一个星球，潜水员们自由舒展着人鱼一样的优雅身体，和水中各种奇异的生物，都是童话里的主角。在海中既要密切关注压缩空气的用量和海洋激流的方向，但因为Leo在我身边，感觉到他沉静淡定的存在，我就能克服一切恐惧。我在深海中挣扎着追上他，自然而然地拉住他的手，全神贯注地由他牵着向我展示他的世界：天使鱼，Frogfish, 海马，水母， Eel, Ray，榔头鲨鱼……我们仿佛牵手一起游走在一个童话里。有一条puffer fish一直好奇地追着我们，匆忙诧异的样子，仿佛是童话世界里最可爱的回声和证明。其实大部分海洋生物和漂亮的鱼群，都集中在浅海30英尺左右的地方，因为那里阳光充足，有具备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的一切条件。在潜水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海洋深处是最没有可能进化出智能生物的地方，在水里做什么都不方便，我想告诉Leo他有多棒可是只能忍着，因为讲话进水。这让复杂的文字积累没有了可能。海洋生物大多居无定所，让持续发展没有了可能。海水中的氧气含量大大少于陆地空气的氧气含量，这让大脑的进化发展和一切的工业化没有了可能。所以，一直困惑我的美人鱼的故事，也只能永远都只是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了。但是相对于陆地上动物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和动物群政治，海洋生物其实是最没有阴谋的，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海洋生物中最聪明的海豚，却需要上岸呼吸和求偶。 仿佛阿凡达在另一个星球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个躯体，我痴迷于在水里的刹那间就进入另一个星球跟人世喧嚣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是两罐压缩空气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岸上。隔着海水的媒介，我肆无忌惮地凝视着Leo的脸，回到阳光灿烂的海面上，一切陡然变得拘禁怪异，在孤独的水中对一个人产生的感情，到了人声鼎沸的岸上，能持续多久呢？Leo望着远方海的深处，眉宇间依然是淡淡的忧郁，可是我突然了解了他的世界，看到了他的目光落在的远处所看到的一切。 加勒比海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穿过度假村里一个长满鲜花的花园去跟Leo告别，我拉他来我怀抱里作法式腮吻， 然后告诉他我还会回来，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他拍了拍我点头说会的。回家后我似乎还长久地生活在那种失重的感觉里，报了潜水班，然后级别越来越高地考了上去，我甚至动了考个教练证书去南方海域作潜水教练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黄昏落尽的傍晚，我都潜在游泳池的深水区回忆和向往海的深处，仰头看表面上一个个穿Bikini的女孩美人鱼一样缓缓地游过。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又是一年飞去南方的季节，我准备好了潜水器材和潜水证打算从新回到Leo做教练的那个度假村，走前不经意地在网上搜索了Leo的名字，潜水新闻里突然出现的一小段西班牙文，似乎有Leo的名字，帮我翻译的朋友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你认识他吗？他是你什么人？我说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原来Leo在加州跟一群人一起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潜水，入海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会有其他人留在船上，就都整理好器材迫不急待地跳下水去拥抱大海。潜水以后他们每个人都安全地返回，这时才发现渔船不同于潜水船，船体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在作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后，在船体上充满了他们尝试爬上来的划痕以后，因为缺水，因为疲惫，他们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抓着渔船的手，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一条毫无人迹的渔船，无声无息地在水上漂流。 终于还是没有等到下次见面，Leo就这么永远地留在了他深爱的大海。而我，却继续了我的潜水之旅，一年又一年。在Cozumel, 在Key West, 在古巴，在巴拿马，在Costa Rica, 在Belize蓝洞，在加州……在每一个可以走进大海的深处的地方，我都背着压缩空气瓶娴熟地翻身入海，去寻找Leo的世界。在古巴Veradero的海里，我凝视着一只从头顶游过的最大的海洋生物Manta ray, 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了百年孤独；在加州，两个迎面过来的姑娘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飘散着海藻一样的长发，好像真的遇到了童年童话中的美人鱼，在水中，她们流露出的那种我们同是人类的默契微笑，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在Key West, 我的diving buddy在潜水的时候突然感到不适吐了，一群彩色的热带鱼立刻环绕了他，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他站在水中，一缕阳光穿过他棕色的头发，阳光里的他，鱼群怀绕，云雾飘飘地站在逆光的地方，好像神仙下凡；在Cozumel,我和我的diving buddy被巨大的洋流冲散，在深海中，我只好孤身上岸，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时间等着他浮出海面…… 距离第一次跟Leo潜水的7年以后，我在牙买加海边穿着旧潜水衣带着怀孕5个月的肚子在风暴里把一只刚刚玩过的sunfish帆船费力推上岸。一群刚刚潜水回来的人从我身后的海里走过来。 想去潜水吗？一个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人看着我问。 现在不行。我回他说。 以前有潜过吗？他没有走，站在我身边一边帮我推船，一边问。 看着海洋的深处一片云被风暴吹上来，迅速地变幻着竟然越来越像极了望着远处沉思的Leo, 我怔住了，慢慢回答他说，曾经。 泊了船以后，我没有跟着沙滩上晒太阳的人一起散去。在越来越大的风雨中，我默默地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从大海的深处涌过来的浪似乎越来越高，风暴也似乎越来越近，但是，我想我已经到过海的深处，不用再困惑大海里有什么了。在远离人世喧嚣和人类文明的大海的深处，致命的绚烂后面，却充满了随时可以致命的危险。深海无际，时间无限，可是我们，却是如此脆弱，如此短暂地存在于自然的怜悯之下。向所有有勇气远离人世喧嚣，孤身探索自然，热爱自然的人致敬……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文：任不寐一 阳光暖暖地照在长冬的尽头，蓝色的天空首先降落在城东的小岛上。风运行在水面上，如爱沐浴，只身一人。“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汉•乐府民歌《古诗穆穆清风至》）。这样的天气确实罕见，雪是如此的温暖，太阳和冰在光中交织在一起。树木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我以google的方式在草地中间搜索到了2009年的第一片绿叶，激动不已。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吟唱的那首童谣：“……春分地皮干，小满鸟来全……”。雅歌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世人寻找春天的方法实在如此相同。曾有一位诗人在我生命的冬天里这样唱别：“我仍然年轻，长裙曳曳，长发飘飘”。这是杜审言的心境，“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与人分享自由是人生的早春心境；我们在孤独中被赋予了一种自我疗伤的能力。“禅静”是极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时间很残酷，时间也这样的贴心。时间就是一场希望。每个春天，上帝按一次回车键，象七天创造的节奏，让生命从头再来。这个岛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将两个句字连接在一起，让我在眼泪和歌唱之间的“转型”期间有思考和作诗的机会。我的岛上有条静静的小河，还没有解冻，可以让我走在水面上，那水在夏天曾潋滟着我无数的好奇和忧伤。这使我想起“耶稣行在水面上”，在和煦的风中，给我有 “写诗”的温柔。诗歌诞生在时空断裂的地带。在冬天和春天纠缠的河谷，在祖辈和子孙分手的村头，在男人和女人挥手的桥上，在人和神相遇的岸边，诗表达双方的仇恨和爱情。诗是语言贫困的产物，也是感情泛滥成灾的逃路。诗是冬天的河，给两岸架起一座可以交通的桥梁，让昔日无法通行的江河湖泊可以畅通无阻。诗是春天倾诉着的孩子，有的被神收养，有的落入虚无，再没有回来。 二陈家坪的诗使我想起李白在《早春寄王汉阳》的一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家坪对春天保留着敏感的记忆，这在我们这个没有灵魂的世代是比较罕见的。他在古老“寒梅”之下逡巡，至今未得“消息”。他倾诉，无人倾听。于是黛玉从贾府出来，将河边洒落的一切句字一一收拾起来，有条不紊地陈列在家坪魂绕梦牵的故乡老屋。陈家坪的诗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在“乡愁”中表现出来的。“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他早些年的诗试图穿越生命的意义，在那里，有海子一样清清白白的绝望：“要离开‘昏暗的森林’，只有下沉才是出路”。家坪对付绝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自己安顿在故乡，没有把灵魂全部交给北京及其城市广场。“早年的我，被留了下来”。面对城市，家坪从传统中支取了自卫能力，而海子没有故乡，就彻底返回诗和黑暗——那是人唯一的故乡。“剩余的陈家坪”就这样上路了。在进入北京城门之前，他敏感那里发生着一场灾变。20年前，天坛外有儿女经火的童年献祭和青春夭折。20年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摩肩接踵，麻木与无耻一色，无知共无畏起飞。这是进京付出了两种代价，陈家坪用他的诗在自己里面掀起了抵抗运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去？每一条路都是错的，它要诞生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感不断被现实处境入侵，我有些担心。最近这几年，家坪的语言开始和那农民城市和农民艺术家、思想家同归于尽。当然，诗人不能容忍彻底被埋，城市里死亡的仅仅是“另一个我”，“这绝不是我，因为他即将在人群中消失”；“但又近似于我，独自朝向荒野”。我在岛上看见他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小沈阳和清华大学以死磕的方式坚守的异乡，家坪要去哪儿？“我的村庄，我的小路，我所投靠的大地”。他“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他能否找到永远消失村庄？在那里，“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 三叶芝对史班德说：“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弗洛斯特在这样的恐惧中让自己坚守在乡村背景中，同时藉着这种炫耀与城市听众分享他的不安。就象一个保护自己的孩子，首先将自己和成人的喧嚣隔离，然后又在寂寞中渴望城市的爱情。人类所有的诗都是“可怕”结出的果子，诗人的优势是，语言之美本身成了故乡。艾略特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他说的是诗的语言。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公开死亡，但地下诗歌残留着生命的希望。此外，“生命意识的最高点”或“最敏锐的感觉”乃是死亡意识、死亡焦虑，或对死亡事实的记忆。《书•舜典》说“诗言志”，我赞成闻一多那个解释，“志”的主要含义就是“记忆”。从前，中国的诗更是对远西故土的记忆。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歌象中国诗歌泛滥着这样多的乡愁，李清照说“载不动“。中国人流离失所在地上，距离故土和生命乐园最遥远。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月球以下的边塞诗。西方的诗Poetry源于希腊字ποίησις，这个字的意思是make，最早上帝“造”夏娃（“众生之母”）的时候，那个“造”就是ποίησις。Ποίησις保存了诗歌所要记忆的内容：生命乐园里的一场爱情。人类最早的诗歌与死亡无关，只是赞美神和彼此相爱：“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记 2：23）。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诗拉开了恐惧之幕：“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 4：23-24）。诗歌是啼哭的斑鸠，从我们童年的春天启程，寻访母亲。她在拉麦那个冬天的背后，她在冰河的那一边。在离亚大、洗拉很远很远的岛上，夏娃在水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