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其一生，米塞斯告诉世人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 文：方钦 1940年8月2日，历经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几经周折之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然而，这位一年多前仍与欧洲政要谈笑风生，而几位弟子也早已就职于北美名校的犹太逃亡者却发现，自己在这异域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要觅得一份满足温饱的体面生计也希望渺茫。从1940年到1945年，从西海岸辗转到东海岸，最终方在纽约大学（当时该校还算不上一流大学）获得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教授”资格。落寞之余，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一方面开始学习语言、积极融入新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开始提笔回忆自己在欧洲的峥嵘岁月。待其去世五年之后，这本回忆录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时付梓。这位老人，就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这本书，就是《米塞斯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的伦姆堡，贵族、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地区，同时贴上这两个标签就几乎注定了此人一生将命运多舛。1900年米塞斯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他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奠基者门格尔（Carl Menger）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经济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米塞斯积极参与门格尔的杰出弟子、曾三度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所组织的研讨班，并成为主要参与者。1909年，米塞斯开始进入维也纳商会工作，直到1934年为止。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德文版原书名为《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该书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是米塞斯影响最大的时期。在学术工作方面，由于对货币问题的深刻洞见和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精准预测，米塞斯声名远播，甚至连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不远千里飞往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在社会工作方面，米塞斯则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二是尽可能遏止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如此，身处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米塞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圈外人：在学界，维也纳大学对他关闭了大门，他只能作为一名无薪讲师（后来升级成没有薪水的编外副教授）授课；在政界，作为时常为政要提供建议的非正式顾问，米塞斯的正式身份其实仅仅是商会书记办公室的一名小职员而已。1934年，意识到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的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职，离开了生活将近四十年的维也纳。1938年，纳粹军队进驻维也纳的当晚，米塞斯的住所就被查抄。等到法国沦陷后，米塞斯终于同意了他妻子的建议，移民美国。 如本文开篇所述，米塞斯到达美国的初期经历了一段阴郁的低潮期。一个年近六十的老者，失去了一切，还要依靠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接济度日，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米塞斯却并未放弃，大约从1943年开始，在他身边又开始重新聚集起一批新的学生、好友和仰慕者，同时纽约大学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两份工作也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米塞斯重振旗鼓，将维也纳的私人讨论班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1969年，在米塞斯年届八十八岁时，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米塞斯“荣誉会员”的称号，但也仅此而已。对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来说，米塞斯仍然是局外人。聚集在他周围、受到他思想吸引的，大多不属于学术圈，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士。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米塞斯 如何评价米塞斯，学界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奥地利学派学者心目中，米塞斯是“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怎样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好友兼同事，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将米塞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广博，“甚至连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而在奥教分子——特指那些丝毫不理解经济学，却热衷于意识形态、立场斗争的奥派粉丝——眼中，米塞斯更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社会科学理论到米塞斯这里就达到了完满，“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当下人类智识水平不可逾越的巅峰，任何对米塞斯理论的质疑都是异教徒恶毒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流学界，米塞斯依然默默无闻，甚至还有些声誉不佳。大多数正统的思想史教材中，根本寻不见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也仅仅是知道有这个名字而已；即便偶有少数教材提及米塞斯，说得最多的不过就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基本上沿袭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认为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米塞斯是输家。尽管该论断全然罔顾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全面衰退的事实。 公允地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有三。一是他在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理论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一套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补完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缺失的一章，将货币纳入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理论”中，并追随维克塞尔的脚步，解释看似中性的货币为何会产生非中性的效果。米塞斯第一次运用效用理论来证明货币的本质，阐述企业的投资决策、银行的信用扩张以及政府的货币政策等诸因素如何会导致社会系统性的经济波动，从而为宏观层面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起微观基础。二是坚持以动态方法来处理现实世界的经济事态，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竞争性市场。在米塞斯看来，竞争性市场的本质是每一位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之下，如何有意识地去发现“盈利机会”的过程。所以米塞斯反对新古典的静态均衡概念，认为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资源最有效配置，只存在某种短暂的“休憩状态”（state of rest）——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交换来改善自身的境况。计划经济计算正是因为试图以一种机械的最优化方式来配置资源才注定失败。而“价格机制”、“企业家精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规则并不等同于市场本身，它们只是行为人赖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三是米塞斯最早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博弈的思想。米塞斯在解释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时明确指出，凭借市场价格传递出的信号，能够让行为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也考虑到他人的决策，从而实现人与人交往行为的自发协调。二十年后，他的学生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一起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正式将博弈理论引入经济学。 时至今日，上述贡献早已被当前经济理论所吸纳，无论主流学者是否意识到这些思想其实最早都是由米塞斯所提出的。 撇开特殊的时代因素不论，米塞斯这种被主流学界拒斥的境况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性格，米塞斯通常给人一种刻板、严苛和教条的印象。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笔下的米塞斯就是一副挑衅式的形象，“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直到晚年也没弄明白为何当年在“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上米塞斯要怒斥他是“社会主义者”；连米塞斯的嫡传弟子有时候也要战战兢兢，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会导致米塞斯大发雷霆，甚至好几年都不再和他们说话。 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著作中那种异样的执着心生厌恶，“他的充满感情的风格并不为支持经济学学科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方法的许多经济学家所喜欢”。所以布劳格毫不讳言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简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眼中，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不符合当今的学术标准。 如果我们不了解米塞斯思想的背景，就永远无法理解他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米塞斯回忆录》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部回忆录中，米塞斯极少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向世人展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能够通过米塞斯自己的剖析来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世界：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诗。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面对那种处境，理性的深思熟虑完全无济于事；可是接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救赎随之降临。甚至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整部回忆录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透过这段内心独白，我们仿佛能触摸米塞斯潜藏于倔强外表下的脆弱灵魂，感受到他为何要以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战斗。 有些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遗忘米塞斯，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完全无视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样的评价并不能说有失公允，但只是道出了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米塞斯一直在拒绝二战以后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对运用数学方法工具的珍视远甚于对概念清晰度与深度的关心，对经验的可预期能力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对政府积极的、用心良苦的经济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强调要远重于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的规律的强调”。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相应地，知识生产也从曾经的手工作坊模式变革为工厂流水线模式。这种转变的优势无需多言，但也会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其消弭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当今世界各著名学府中“标准化的”学术生产线，活生生地将大批潜在的天才头脑逼成了工匠木脑。 按照当前标准化的学术考核程式，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必须能够学以致用、关注现实；倘若无法致用，也要能够方法上有所创新；如果连方法创新也不可得，那么就在形式上搞搞创意，博取眼球。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光怪陆离的发展。应用学科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要学学道士下山，小则可为顾问，大则可成国师。而躲在象牙塔中的少数派孜孜于搜罗各类自然科学“新方法”，从早期的数学、经典物理学和生物学，到热力学、量子力学和脑科学，乃至活体实验、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悉数收录，以期理论上有所突破，却完全无视数学、物理学背后的抽象逻辑，更罔顾自然世界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不济的，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也可以走网红道路，做明星学术：比如我不说“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讨论“为何毒贩子要和老妈住一块”；我不关注“需求和偏好”，而是关注“失足妇女如何对不同人种的嫖客定价”；或者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证明大众常识（common sense）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专家错得更多、更离谱。 这样的趋势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强调纯粹且普世之真理”转移到了“单纯描述现象”。曾经的李约瑟之问还要深究东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而今学者则沉迷于描述气候影响了社会制度、红薯减少了农民起义、土豆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且认为前者这类定性分析意义模糊、缺少证明，是不“科学的”；后者量化分析更为精确，有数据，有规范计算，所以是“科学的”。 然而这是错的。强调诸多外在因素的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曾经的“地理决定论”的升级版。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形形色色外在因素摆布下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有何区别，人和棋盘上的棋子又有何区别？更何况按此推论，适应能力超级无敌的“小强”岂不是早就应该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淘汰人类了？ 只注重可量化的现象描述，让经济学在充斥着无比复杂的数学公式、图表和计量分析的同时反而变得浅薄。世人哪怕再无知，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停止西进是因为基督徒的国王娶了穆斯林妻子；而大饥荒起始于革命后代谋求晋升机会，终止于个人生理健康原因——体质差的人都死光了；至于从河流支线的数量来估摸城镇数量这类把戏，数百年前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数伦敦城烟囱的时候就玩过了——他用烟囱的数量来估计伦敦的城市人口数量。 用米塞斯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经济学家的最低标准就是必须能够辨别种种谬误，并给予决定性的反驳”。所以无论世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个人生活如何波折，在他商会的办公室，在街边的咖啡馆，在阴冷潮湿的曼哈顿地下室，米塞斯始终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当四周无人愿倾听时，他默默地将之记录在回忆中：你愿意为真理——即便是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付出多大的代价？ 米塞斯尽其一生，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知识分子”，不是价值判断，更非道德评价，仅仅是说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将它们言明。 所以，米塞斯对人类思想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那一套至今仍然被主流学界所排斥的方法论原则。 米塞斯的方法论又被称为“极端先验论”，因为他主张经济学乃至关乎人类行动的知识整体，具有先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哈耶克也无法赞同米塞斯的立场。但是对米塞斯来说，一切又是如此的清晰：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仅仅在于人能够思想，并将思想付诸行动；而从思想到行动的一切环节皆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逻辑借着我们影响世界，或者世界借着逻辑影响我们”；所以，逻辑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生来就在这个游戏之中，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参与下去”，“逻辑充塞世界、现实，以及生命”；在此意义上，有关人类行动的科学的责任，就在于审查个人所要达成的目的与其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先于任何的经验范畴。 米塞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本质上是休谟法则（Hume's law）和现代逻辑的混同，而非单纯的“新康德主义”。根据休谟法则，“实然”推不出“应然”，我们观察太阳从东方升起亿万次，也无法百分百断言从今以后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仅仅依赖经验资料和数据分析，我们无法获得可普遍化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变而来，经由莱布尼茨、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一直到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发展成熟的现代逻辑，则规定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形式，凭借此，我们能够跨过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以及意义世界的阻隔，直接言说人类社会千变万化的表象背后一般性的东西。 所以，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以及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一样，米塞斯强调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能够为理性存在者所公认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结论随意设定的假设之上。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体系中，该一般事实被简化为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为了达成目的而去行动。 如果确立的一般性事实没有错误，由此所作的命题推导也没有错误，那么得到结论必然在逻辑意义上为真。此时经验材料的作用，只是辅助我们认识一般性事实及其结论：如果经验数据与理论相符，只是示例性地表明，该理论在特定经验范畴中得到了验证；反过来，如果理论与经验不相符，我们也不能断定理论发生了错误，除非我们能够证伪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所以星相学家观测星空千万年，也不能归纳出“日心说”；苹果自古以来都从树上掉落，却只有牛顿道出了“万有引力”；引力波实验失败了六十载，却不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 只有分析性的事实，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能为理性存在者所能接受的事实。就此而论，虽然米塞斯的经济学一直不使用数学公式、否定实证方法，但是却比那些标榜运用“科学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科学。而那些以学科规范为名、坚持僵化的主流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类似于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挂在嘴边的教条主义者。至于那些遗忘了休谟法则、背离了现代逻辑的所谓实证量化分析，反而让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米塞斯都是一个老古董，老到只有在斯宾诺莎磨着镜片的那份坚毅和执着中才能寻见。然而纵观古今，他们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神棍——故弄玄虚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不是跳梁小丑——标新立异所谓创新；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追寻繁杂世界背后不变的真义，并竭尽所能示之于大众。米塞斯用一生为代价做到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他都坚信，在这个时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存续—— 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是最近这几个世纪中一切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所取得之成就的基础。由经济知识所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是获得妥善利用还是被弃之不用，取决于人类自身。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他们也无法消灭经济学；将会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自身。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4期，2016年8月21日出版。

读《玫瑰的名字》的馨香 文：思羽 这是一本久闻大名，又一直没时间去读的大部头。今年夏天终于一气呵成读完，很有一种过瘾的满足感。虽然，不会认同书中的一些观点。 文本完全是学院派的风格。也可以看作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思想历史的百科全书。 作者艾柯是意大利中世纪历史研究学者、符号学家、大学教授，睿智又博学。小说是他48岁以后才开始的功课，也是一举成名。他的叙事从大结构框架的恢弘庞大，诸如，中世纪教会各派别的纷争、皇帝僭主和教皇的关系、关于基督守贫的辩论；到修道院日常生活的精微细致，修士们每天每个时辰的祈祷灵修，申正经、赞美经、晨祷、辰时经、午时经、午后经、夕祷、晚祷……他的思想让人看到但丁的精神和气质。尽管，他自己说第一语言是法语。他们同俱有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学者的博学敏锐，同在逻辑学，拉丁文法，修辞学上潜心研究、旁征博引、游刃有余，而但丁就是艾柯可以汲取的、丰富的、肥沃的土壤；还有，他把对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学、迷宫学进行知识和形而上的分解探究，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和借鉴。博尔赫斯写过《巴别图书馆》、《迷宫》，而图书馆和迷宫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意象。那句在微信上被到处转贴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就是《天赐之诗》里的诗句；最后，艾柯还借助侦探小说的线索与结构，就不用提柯南道尔了，成就了丰富、复杂、纷繁而芬芳的《玫瑰的名字》。所以，我认为，它会成为当代少数经典文本之一。 安伯托·艾柯一 开篇部分就是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煞有介事。故事发生在1327年意大利北部的一所貌似沉静寂寥，却充满了骇人听闻、无数死亡的激流暗涌的本笃会修道院。 序，是以《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开篇。把十四世纪前后的政教历史、世态风情、人文思潮、和科学新发明概述了一番。这里，我看到，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时代，而是一个闪光的、喧嚣的和沸腾的时代。现代欧洲的思想，语言，文化和国家孕育的土壤和摇篮。 德国皇帝路德维希和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教皇开除了德国皇帝的教籍，路德维希反告教皇是异教徒。一直以来，意大利神职人员的权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更爱炫富和贪权；这就导致了方济各会的传播济贫的理想，宣称基督的清贫是信仰所在。可是因为它的发展过快，加上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上的影响，而遭到了教皇的排挤，想把他们当异端清除；当然，也就因此得到德皇的支持。 小说开始就是教廷和帝国之间开展谈判之际。路德维希将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地点安排在了小说里的修道院（没有给出具体地点）。而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记得《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就知道威廉哪方人士），方济各会的修士，因作过英国和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显示出非凡的才智和高度的人道精神在当时闻名遐迩。他带着见习僧，梅尔克的阿德索，也是本书第一人称作者，肩负神圣的使命来到此地。 小说为了表现巴斯克维尔的威廉的博学、聪明、洞察力、超凡才智和逻辑推理，特意为他安排了不同凡响的出场。他们师徒二人在快到修道院围墙的山路上，遇到了一群僧侣和仆人，嘈嚷着、激动着、兴奋着。然后有人迎上问他是不是谁谁，威廉先温和地谢谢食物总管，然后说，不要为迎接我中断你们寻找马儿，那马很机灵，沿着右边的小路走了，它不会走太远，到了山脚的烂草堆就会停下来。他甚至知道那是院长最宠爱的马驹，名叫勃鲁内罗，乌黑，五英尺高，步态均匀，大眼睛，小脑袋……这一连串显摆、足智多谋把阿德索和所有人都惊呆了。 阿德索在午时经观赏教堂的大门，那些雕塑、绘画、宝座、神像，七灯台、人子出现、水晶般的流水、翡翠般的彩虹、四活物、老鹰雄狮公牛和人、二十四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坐在二十四宝座上、不断地匍匐敬拜……这些景象、甚至大段语言都是《启示录》的原文，是使徒约翰展示给世人的。很快，阿德索意识到,《启示录》里，未来国度里血腥的屠杀就像预表一样按顺序发生在这家修道院里。 二 修道院聚集着圣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众多僧侣们，还隐藏着从方洛各会发展出来的其它的小兄弟会教派的异己修士，异教徒，卑微者，也同时接待着来自全世界各修道院的访问学者、留学生。他们在此学习研究、启迪思想、著书立作，有的短暂逗留、有的终其一生。彼时，修道院里有一种邪恶的势力肆虐着，僧侣们正神秘地一个接一个地死人了。 七人死亡。 《启示录》里，天使吹响第一号角，下冰雹烈火夹带鲜血从天而降；天使吹响第二号角，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第三号响，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第四号响，太阳、月亮和星辰的三分之一将被击中…… 阿德尔摩，年轻的袖珍绘图名师。给书籍页边做装饰，画微型小图案。他善于自然发挥，从字母的结尾处巧妙地延伸出，美人鱼，欢快的鹿，吐火的怪兽……蜿蜒缠绕在书本页面周围，想象力丰富生动活跃让人赞叹。但是他身上有股女人味儿，欲望横生的眼波，撩惹得周遭男人们心神不定。第一天。他的尸体在藏书楼东南角的斜坡下被牧人发现，暴风雪侵蚀得尸体皮开肉绽，面目全非。 韦南齐奥，希腊语学者。他对知识渴望、大胆追求，喜欢学术辩论；他倡导诗歌，发现真理。他是生活在书本之中、为书而活着的学者。他有温馨的使命。第二天。他死得很恐怖不堪。两条腿倒插在一口大的猪血缸里。 藏书馆馆长助理，贝伦加。面色苍白紧张的年轻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阿德尔摩的亲密的关系，还有马拉西亚，使众僧侣缄默隐讳、又暧昧、欲言又止。他因为不慎说了暴露那本藏书的秘密，欲盖弥彰。第三天。他溺死在医务所的浴缸水里。舌头发黑，两个手指肚发黑。 药草师，塞韦里诺。医务室里收藏不少砒霜，没药，曼陀罗草皮，他理性又有学识，第四天。他被星球仪砸死。 图书馆长，马拉西亚…… 一切好像都按着《启示录》七号角吹起的顺序和预言…… 这个楼堡、迷宫，是那些死去的僧侣们的欲望之蔓延浸淫、乱象丛生之所在。 书中还塑造了形形种种的僧侣：厚唇，参差的犬牙，伤疤把宽大的嘴巴和鼻子连一起，丑陋邪恶贪食的萨尔瓦多雷；奸淫无耻邪荡的雷乔米；表面凝重豁达，却执迷于聚敛财富，骄傲于权利的修道院长；为了得到稀世之作，不惜犯罪的本诺；还有藏书馆的守护人，瞎眼的豪尔赫……“正如通奸乃是对凡人的诱惑，财富乃是对贪婪的世俗教士的诱惑，知识则是对崇尚求知欲僧侣的诱惑。” 其实，《约翰一书》里早说过了的，世界上的诱惑无外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一下子就概括了以上种种。没读过约翰的福音书时，就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里知道这句话了。那时的触动是，谁能逃脱了这些诱惑和罪呢。 1986年的电影版改编，主角威廉由肖恩·康纳利所饰 三 藏书馆。不许笑。 艾柯营造了一个建筑结构复杂诡秘的迷宫式的藏书楼堡。 楼堡里面有举世无双、气派十足的书柜，旋转到深渊的楼梯。基督教世界无人能媲美的手抄本、珍本、古籍，和真理谎言秘密，巫师的邪书，圣灵的智慧之光，等等。 多少世纪以来藏书楼的设计蓝图，唯有馆长从他的前任那里得悉。没人可以进入楼堡的顶层。它的形状是八角形。远处看是四方形， 而每一个角上还各有一个七角形的角楼。 可是，修道院的一系列死亡却是源于在藏书馆寻找和隐藏一本书。 一本假想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有关喜剧的 “笑”。缮写室里就有国精彩的辩论。希腊学者韦南齐奥说，如果“笑”能成为真理的载体，通过诙谐俏皮的语言来表达，也不是坏事。他反驳豪尔赫，认为诗歌不是低级的学科。如果是，怎么解释圣经里的赞美诗，也是诗歌，也用比喻。豪尔赫却说，主在他的教诲格言里，整本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引人发笑和令人恐怖的东西。“基督是从来不笑的”。所以，他也倚老卖老，不许年轻的僧侣议论谈笑。 缮写室。记得以前看过小说或文章常提到中古时代的僧侣们怎样在缮写室誊写古卷圣经、默祷冥想、和工作中度过孤独寂寞的一生。强调身心灵的互动。就是以祈祷的精神读书，在工作中沉思，使它成为灵命成长的助力。而僧侣们的工作就是祈祷和从事学术书本研究心得。这家修道院就有150名仆人服侍60名僧侣。 四 艾柯说过有两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另外，还有哲学上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 乔伊斯最后快失明，而博尔赫斯则全瞎了。 博尔赫斯的名字全称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位不准笑、还狂热执著地守护着那个藏书馆的瞎眼修士，也叫豪尔赫；而且也博学多闻，当过十八年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在《〈玫瑰的名字〉注释》里，艾柯曾解释道：所有人都会问为什么要用豪尔赫这个名字影射博尔赫斯，为什么博尔赫斯又这样存心不良。我不知道！我需要一个看守图书馆的盲人（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想法），而图书馆加上盲人，只能产生博尔赫斯。也不知该说艾柯太刻薄还是太聪明。 既然又说到博尔赫斯，引用一句他的话，“没有一个人有权主张文学的原创性，所有作家都或多或少是精神的忠实抄写员，是先在原型的翻译者和注释者。”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原创了。文学这活儿很久之前就已经干完了。 再回到艾柯。他精心设计的开篇，僧侣仆人们寻找马驹勃鲁内罗，原型就是伏尔泰的小说《查第格》。查第格在树林里散步，遇到了皇后的太监，问他可曾见到皇后的狗，查第格说：哦，那是母狗，不是公狗，很小的卷毛，耳朵长，左前脚瘸了……这时皇上的马又丢了，他又说：那马漂亮极了，深奥五尺，蹄子细小……太监们都怀疑是他偷的，要惩罚他去西伯利亚。好在最后狗和马都找到。 还有那个迷宫藏书楼的意象。阿德索和威廉第一次进迷宫，怎样用僧侣袍子上扯下的毛线团做标志，幸亏这线团最后出来。是来自希腊的神话传说。忒修斯在找到他的生父希腊国王后，怎么自告奋勇做献祭的童男，来到米诺斯的迷宫，借助公主的线团，战胜怪兽，逃离迷宫。 书中到处可见的符号，这里每一个数字都揭示着微妙神圣的象征意义。在基督教中，四福音。数字八代表着重生与再生。上帝创造天与地用了六天，第七天为安息日，启示录里有七灯台、七号、七印和七碗，第八天则是基督徒通过洗礼”重生”或”再生”的日子。还有三位一体，三个天使…… “非洲之终端”的秘密：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幻象是什么，第一和第七又是什么意思？ 数字也都是丹布朗《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地狱》里擅长的课题。 镜子，文字密码，一场大火，这些情节和意象，我们从来都不陌生。 艾柯说，丹布朗就像是他的《福柯摆》里的一个人物。是他创造出来的。多骄傲自大的意大利人哈。丹布朗分享了他的那些小说人物对圣杯，共济会，异教秘密的着迷和沉醉。 五 有关玫瑰。 太多读者粉丝痴迷于《玫瑰的名字》里玫瑰的诠释。害得作者专门写文章要大家不要过度诠释。他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我理解，玫瑰就是爱欲。人世间的那点柔情温馨交欢和颤动。在激情中癫狂堕落，在极乐中焚烧死亡。 巴黎评论记者采访作者，问他，为什么他的两部成长小说里（《玫瑰的名字》和《波得里诺》），仅有两段描写性爱的场景，他说做爱比写爱更爽。 第三天晚祷后。作者记录了此生惟一一次销魂的爱欲。 他的欲望的冲动，如痴如醉，软弱无力、难以抵御地盈盈满涨，两三页纸用的全是《雅歌》里的文字描写。也难怪，小僧侣能说出自己的什么性爱语言呢。“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异教女孩的美如晨光初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她的眼如鸽子，温柔甜美定睛；她的唇滴蜜，好像乳房滴蜜，散发出芳香；她的两只乳房如百合花中吃草的小鹿……我想这就是阿德索生命中惟一的、最后的一朵玫瑰。没有名字，只留下芬芳和馨香。 博尔赫斯的《弥尔顿和玫瑰》写到：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 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 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 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 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 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弥尔顿曾将它凑近眼前， 而看不见。哦你这绯红，橙黄 或纯白的花，出自消逝的花园， 你远古的往昔魔法般留存 在这首诗里闪亮， 黄金，血，象牙或是阴影 如在他的手中，看不见的玫瑰呵。 弥尔顿，最后也全瞎了。就像博尔赫斯自己。还有书里的修道院和藏书楼的真正主人，豪尔赫。 从藏书楼到对书本的掌控、从知识到对话语权的掌控，文本中的象征一览无余。掌握了知识就是掌握了话语权和叙事，也就掌控了世界。 可惜，从中世纪的混乱的时代至今，无论君王还是教皇，没人做到。

流放的灵魂 ， 高贵的圣徒——读《索尔仁尼琴 流放的灵魂》 文：阮永松 这本书，我读了三遍，觉得书中的人与事，是那样的熟悉，那些问题是如此相似，似乎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国，仿佛就在我们本国。 索尔仁尼琴，台湾翻译的名字是“索忍尼辛”，似乎更能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境遇：他真的能忍耐，他真的很艰辛，他忍受了各种非人折磨，历尽了千辛万苦。以后翻译外国人名时，大陆的同行如果与对岸的朋友切磋一下，必有裨益。 强大的洗脑机器 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出生于虔诚的东正教家庭。但是，在上学期间，母亲也接受了红色政权的洗脑，与同时代人一起以全部的热情疯狂地追随着无神论、反教权主义的潮流。1918年的变故将她拉入了教堂。婚后不久丈夫悲惨离世，红色恐怖与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所有这一切促成母亲重新燃起信仰的热情。 小索少年时代，旷野上到处是成堆的死尸，尸体周围是无家可归、自生自灭的野孩子，他们靠着偷窃和行乞存活。敏感的西方记者曝光后，苏维埃政府把他们抓起来，组成所谓“儿童共和国”，将他们培养成日后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维持秩序的那些残酷无情的监管者。 一个基本上是基督徒的国家，在大规模红色恐怖和无神论的绞肉机下，已经被改造成培养野蛮人的托儿所。 小索在上学时，国家开始全面推行无神论化。在家庭，母亲、外婆，舅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按照东正教的要求进行日祷、斋戒和敬拜活动。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母亲与舅母不断讲述内战的恐怖情景及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外祖父财产被没收，舅舅被判刑，但是在学校里，布尔什维克却受到赞美，同学们睁大眼睛听老师讲红军的丰功伟绩，大家敲锣打鼓，歌颂苏维埃。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一直令他纠结。在互相告发与谴责的氛围中，同龄人的压力与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使他拒绝了家人的“反动”说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条和被歪曲的历史教育。 外公家的私有财产被没收，还一再遭受折磨和审问。老人家希望将财产留给外孙，但是被洗脑的小索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财产是万恶之源。这让外公黯然神伤。 当时一个向秘密警察告发自己父亲的青年，竟成了苏维埃青年学习的榜样，在全国大力宣传推光。 索翁后来回忆说，我在基督教精神中长大，但是，苏维埃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却使我离开了宗教，每当我重新阅读青年时代的一些信件和文学作品时，我就会被一种空虚的恐惧感控制住。 无孔不入的监控机器 他在学期间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索翁参军抗击纳粹侵略。在毫无人权的环境中，他绞尽脑汁去学习服从那些“不值得服从”的人，后来他带兵作战，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获得军功章，职务也获晋升。正当平步青云、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突然被逮捕了。因为与一位朋友通信，二人在坚持列宁主义全然正确的前提下，讨论了斯大林的政策。 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瞬间变成了叛徒，象征军人尊严和职位的红旗勋章当场被撕下。开始他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不久就会有人向他道歉，他将会被释放，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此后监狱的折磨无休无止，睡在马桶旁边的稻草上。他亲眼目睹了被毒打后无法入睡之人的哀嚎，忍着恶心吞下监狱里动物饲料般的食物。即使是在牢狱中，红色苏维埃并没有放松监控。在被监禁的犯人中间，也有特别安排的线人，负责随时举报同伴的动向。 为了挣脱共.产.极.权宁愿加入纳粹的苏联人 苏维埃兴起后，对农民是强征暴敛，生杀予夺，对教会财产也是毫不留情、抢劫一空。 战争中，索尔仁尼琴他惊奇地发现，一些在共.产.极.权压迫下的苏联人（包括俄罗斯人），把纳粹德国入侵当作天赐良机，大批苏联人加入纳粹德国军队，甚至与纳粹签订了雇用合同，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他们对美英与苏俄结盟感到痛心疾首，期盼纳粹德国给他们带来自由，至少不要阻碍他们挣脱苏维埃共产极权制度。 当时竟然有数百万苏联人跟随德国人一起撤退了。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带路党，他们在与苏军作战中奋勇击杀，毫不留情，他们更要做苏维埃的掘墓人。苏联人民对苏维埃制度的非正义之痛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索尔仁尼琴对这些还无法理解，觉得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我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内心里非常感慨，这与国内某些人所说的带路党何等相似。谈国民性、素质论是多么肤浅的讨论呀。八国联军时期、抗战时期，不也有类似的中国民众吗？人性渴望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不分人种，不分民族，谁不渴望自由呀？） 从地狱到炼狱 在监狱，索翁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睡在马桶旁边的腐烂稻草上，与臭虫蚊子作伴，吃着动物饲料一样的食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这与今天一些天朝人.权活动家出狱时描述的大同小异。此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正确的，是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在监狱里，他依然为列宁辩护。索翁一次次给妻子写信，让她期待当局的大赦，他与美丽的妻子望穿秋水---他们的青春都耗费在徒劳、无尽的等待中。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失望，最终让他彻底放弃了对大赦的幻想。那令人绝望的漫长刑期，让他遭受重击，使他穿过地狱的核心，进入炼狱。 在监狱里，他遇到的东正教神父基普尼奇谴责马克思主义……基督徒帕尼讲述苏维埃政府摧毁教堂、抢劫民众财产，剥夺信仰自由，俄罗斯人民在极权政府重压下人格变得畸形，陷入了可怜的顺从，无神论的专制制度不仅会玷污一个人，还会令一个人变得丑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宗教信仰才能给他提供一个有力的保护层。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纳粹的异教信仰，都是同一枚邪恶硬币相反的两面。 教宗庇护12世指出：极权主义使政治权力超过了它应用的限制，并因此将所有合法的生命形式——包括个人的、地方的、专业的——都压缩到一个以民族、种族或者阶级为标签的机械统一的集体中。这位教宗还指出唯物主义教条的无用性：无论哪一种体系，只要这种体系本身从原则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实际上是机械的，那么我们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社会的创伤就得不到医治，深刻的分歧也得不到消弭。索翁经过与难友进行灵性与理智的深入讨论，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是被强行宣传灌输的结果，是在相互谴责与不断告发的氛围中接受的，许多人的信仰是在残酷迫害下放弃的。索翁与监狱中观点对立的难友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从来没有变成争吵，反而加深了友谊，索翁开始认识到监狱不仅是咒诅，而且也是祝福。 1950年，索尔仁尼琴被转移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狼犬虎视眈眈地巡游，全副武装的敬畏随时监视。他在空间上离妻子越来越远了，相互的通信中，索翁更多地提及上帝，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但是他的上帝信仰被妻子视为软弱，妻子接受的是苏联教育体系的无神论教育。妻子在经历漫长无望的等待后，在绝望中和另一个人（后来被证实是克格勃的密探）“结婚”了，从而结束了这段饱受折磨的十六年的关系。 索翁经历了不足果腹的粮食分配、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被强制劳动，后来却被另一种疾病击倒了。1952年1月，他被诊断得了癌症。劳改营的绝望心情，临终病榻钱的凄凉，从死亡边缘的挣扎，到最终战胜死亡，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医生科恩费尔德向他介绍了自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漫长经历，科恩费尔德告诉他：没有什么在尘世生活中临到我们身上的惩罚是不应得的。这次会面成为促使索翁皈依基督教的临门一脚。 索尔仁尼琴在Kazakh的劳改营 他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并超越科恩费尔德的普遍生命律了，为什么命运不惩罚加害者呢？为什么作恶者在享福？对此，唯一的答案就是：尘世生活的意义不在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发展。折磨我们的人已经受到了可怕的惩罚，他们正在变成卑劣的人、没有平安的人，他们脱离人性向下坠落。为义受逼迫的人则是发展着的人，充满喜乐、平安和希望的人。他认识到：照亮道路每一处转弯角的，既不是我的理智，也不是我的激情，而是一束有着更高设计的平静的“光”，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能把握住的唯一。而现在，当我用新发现的“节制”，品抿生命的水，我才发现，创造万物的主啊，我的信仰复原了！我曾背弃你，但你却与我同在。 为逃避苏维埃集体化宁愿与世隔绝的基督徒 皈依基督教后，索翁比以往更同情因宗教信仰受逼迫的人，在埃基巴斯图兹，他与许多因信仰而坐牢的基督徒朝夕相处，惺惺相惜。听闻这些基督徒在斯大林俄国的敌对环境中，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斗争，他越来越佩服他们。《古拉格群岛》中他详细介绍了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为了逃避苏维埃集体化的故事。整个村庄连根拔起，然后消失在茫茫的俄罗斯旷野深处，二十年来，这些绝不妥协的基督徒在波德卡缅纳亚—通古斯流域的广大盆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躲开外部世界的窥探，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 直到1950年，这种隔绝的生活状态被迫结束了。这个外部无人知晓的居住点，被人从飞机上发现了，并把它的位置报告了政府。当苏联的部队到达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但繁荣的村社，这个村社的人度过了二十年与野兽为伍、但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是悲惨的生活。他们都穿着自制的外衣和长靴，他们还特别强壮。整个村庄的人都被逮捕了，他们的罪名是进行反苏宣传和建立敌对组织，他们和索尔仁尼琴在同一个劳改营中。可见极权统治者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点微型的自治组织。 引爆真相 1953年斯大林死亡，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索翁被宣布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他由一个人民公敌变成了战争英雄、敢于批评斯大林缺点的勇士。索翁决心要将自己经历的集中营中各种苦难——全部的、毫无删改的真相，全部公布于世。 他要点燃这个炸弹。此时的索翁已经变得空前强大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他将单枪匹马，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谋，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在一个预料不到的文学世界引爆这个炸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揭发劳改营暴政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准出版发行，看见风向转变，真理报评论员，长期以来为秘密警察告密、揭发自由作家的、趋炎附势的共.产.主.义写手，过去批判索翁的人，突然将索翁描绘成人民的英雄。这些党棍文痞，在共产极权唯物论统治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苏俄、黄俄，不都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必要扯国民性呢？唯物主义、无神论才是可怕的刽子手！ 孤独的圣徒 索翁希望他的朋友在获得自由的同时，重拾斗争精神，但是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去看望青年时代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尼古拉，与他讨论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掀起的暴风雨般的争议，不料对方对人类灵魂、精神财富这些话题毫无兴趣，他只关心工作单位的权力斗争和个人的晋升前景。环顾四周，许多朋友都变成了谋求发迹的机会主义者。 后来他的作品也遭到查封没收，为了保存作品不得不东藏西躲，为了写作安全，他常常抛下妻子离家到远处写作。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不能意识到他丈夫的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也不能意识到它对索翁的重要性，她无法分享他的使命感。妻子娜塔丽娅在西方出版的回忆录，包含着许多使人痛苦的对真相的歪曲，这使索翁怀疑她被克格勃利用。 他一直多年来在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都是徒然。他与体制内的作家格格不入，不久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索翁告诉他的迫害者们，他们首先是人类，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敞开、诚实和完全公开，这是一切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如果有谁不让我们的国家拥有这种公开性，那么，她就完全不关心他的祖国，他考虑的就仅仅是自己个人的利益。谁不希望他的祖国拥有这种公开性，他就不想消除祖国的疾病，而是想把疾病引入祖国，使她溃烂。 开除出作协的做法，却使索翁成了国际性的轰动人物。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恼羞成怒，官方喉舌宣称，开除索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西方境外势力授奖是别有用心，诺贝尔奖是对苏联的挑衅。 1972年，他发表公开信，首次公开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此前，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他的基督教信仰，出于谨慎，此前他尽量避免提及他的宗教信仰。公开信发表后，在昔日许多盟友中引发敌意，由于【四旬期书信】鼓励牧首要勇敢面对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他的自由派朋友认为东正教是过时的、陈旧的东西，对索翁的观点感到意外和反感。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也开始破天荒地反对他，坚决拒绝为他打印这封信。 从此以后，由于基督教信仰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与他格格不入。他恍然大悟：人们支持我，是因为我批判斯大林，批判苏维埃，当我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就热血沸腾，满心支持我。人民的兴趣止于咒骂斯大林。一谈批判之外的如信仰回归、社会重建诸事，人们就兴趣缺缺。（这与今日中国何其相似！）索翁认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他为敞开自己失去了许多朋友，但是仍旧没有屈服。 1971年8月8日，索翁在商店排队时，克格勃用毒针刺入其皮肤，企图立即谋杀他。万幸的是，他全身剧痛、多处浮肿之后，上帝保全了他。迫害他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飞黄腾达，进入政治局，后来当上总书记了。 【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呼吁：停止污染土地，呼吁为下一代留下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克服短期经济思路，削减军事力量，减少空军飞行训练，减少噪音。保护信仰自由，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索翁不仅仅是揭发苏维埃过去的作恶，也致信苏联领导人，力图说服苏维埃政府，让它相信政府的职责是未来的守卫者。他在信中说，我们愚蠢地挥霍着我们的资源，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使我们的土壤贫瘠….污染着我们的土地。让我们及时醒悟吧，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动方针吧！为了保护未来，并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必须克服短期经济思路，放弃许多会造成有毒污染物的工业生产形式。 他还呼吁：削减我们的军事力量，使我们的天空摆脱成群的飞机令人厌恶的轰鸣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上帝创造的所有时刻，它们都在我们辽阔土地的上空无休止的飞行训练，轰鸣的噪音扰乱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休息、睡眠和千百万人的神经。请还给这个国家一个健康的宁静吧，没有这片宁静，你们就不会拥有健康的国民。 此外，他还请求当局公正地对待所有的思想和道德流派，尤其是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他说，从个人角度看，基督教是唯一能承担起俄罗斯灵性治疗人物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并不请求基督教有特权，只是认为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不应受到压制。除了信仰自由，他还呼吁有自由的艺术和文学，允许进行自由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将会给俄罗斯带来丰厚的回报。 呼吁悔改与自制 索翁就像当代的施洗约翰，他呼吁俄罗斯同胞悔改，并保持自制。他提醒说：我们俄罗斯人不是正在壮丽的荣光中跨进天堂，而是正无望地坐在一堆另行灰烬上…如果我们不会悔改，我们的祖国就会灭亡，还会拖着整个世界与它一同灭亡。只有通过许多人的悔改，俄罗斯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到洁净，一种新的、健康的民族生活才会成长起来。我们不可能在错误的、不健康的、不知悔改的土壤中种植出洁净的庄稼来。 他进一步阐述。悔改和自我限制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民族，也适用于每个人，因为任何民族的悔改都只能从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开始。我们总是急切地留心如何抑制他人的过度贪婪，但是，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断然抛弃了他自己过度的贪欲。正是这种潜藏在人心最深处的自私与骄傲，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然而，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一样冷落排挤他，无法接受他的思想。 1973年12月，揭发苏联劳改营黑幕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苏联当局怒不可遏，索翁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在家中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境。索翁从未想过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自己的国家。六个星期之后，家人获准前往瑞士，加入流亡生活。妻子临行前重复十二月党人的话：虽然我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但是，离开俄罗斯确实让人极度痛苦的。 《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在美国出版发行，索翁马上预测：苏联共产极权必将崩溃，而且即将崩溃，他可以活着回到俄罗斯。因为极权是靠谎言维持的。谎言一旦捅破，崩溃就不远了。所以他一再表示，回家近了，他可以活着回家了，对俄罗斯信心更足了。 对西方民主的认识 流亡瑞士后，他欣赏瑞士的民主制，基层民主、地方自治，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瑞士的一个地方城市可以决定接纳外国异议人士申请政治庇护，无需中央政府批准。索翁对此激动不已，他说：当一个城市可以自行决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出自基层的民主。 1974年索翁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对瑞士民主制度赞不绝口，认为：第一，瑞士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沉默的，悄无声息地运转着；第二，它是倒立的金字塔，地方级政府所掌握的权力比行政区政府更大，行政区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又比联邦政府更大。此外，民主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宁愿节制自己的需求，而不愿破坏整体的结构。 在索翁看来，瑞士的民主制度体现了他本人对自我限制的热忱信念。 西方的世故与势利 索翁虽然是流放寄居的生活，但是并不仰人鼻息，并不是对美国处处讨好。当美国试图与苏联缓和时，他婉转地提醒美国不要牺牲良知，不要与邪恶做交易。索翁对美苏缓和政策的含蓄的批评，令国务院基辛格深感不快，福特总统宁愿接见球王贝利，也不愿接见这位人权斗士。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开骂，认为索翁愚蠢自负。但美国人对此愤愤不平。1975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授予索翁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但是国务院再次干涉，阻止决议落实。这也是基辛格们采取报复行动的另一个例证。 1976年他造访英国，拜会BBC电视台，直言不讳批评BBC俄语节目质量每况愈下。他呼吁BBC向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播出节目，最重要的是BBC俄语节目应该包括宗教讯息，基督教是俄罗斯最有生命力的表达异见的方式，一些社区距离教堂有两三百英里之遥，BBC能够而且也应当将教会送到他们的家中。 索翁认为，东西方都患了同一种疾病：唯物主义的疾病，道德标准缺乏的疾病。正式这种道德标准的缺乏，才造成象苏维埃这样的极权制度的出现，才造成西方社会一样贪婪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他解释说，这一问题的源头在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型，这是唯物主义对于灵性在中世纪的过分扩张的一种反抗，从此人类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了，越来越忽视自己的灵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物质性的全面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灵性生活的衰落。他再次警告，让报纸大卖的是丑闻，不是灵性价值，因此占据早晨头条新闻的正是丑闻。 英国伦敦的柯莱特国际书店承认，由于担心冒犯苏联，暂时停止出售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的著作。作为补偿，书店收到苏联大笔资金。 芬兰当局禁止向阿兰群岛上讲瑞典语的居民播出索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瑞典语电视剧，担心损害与苏联的关系。 索翁在哈佛大学，直言不讳批评西方世界的道德败坏，在西方，已经到了该捍卫人类义务而不是人类权力的时候了，自由遭到了滥用。草率和肤浅，这些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疾病。 索翁夫妇在国外不仅勤于笔耕，揭发苏联黑幕，也积极筹款，向苏联境内的良心犯家属邮寄衣服和圣经，而苏联的打压阻挠，更是无孔不入，克格勃密探在海外四处出没，收集受捐者信息。 索尔仁尼琴流亡在瑞士苏黎世 中国人过于拔高了戈尔巴乔夫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过于高看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苏联当局依旧是封锁消息，高级干部从附近大学悄悄接走自己的孩子，火车站人满为患，直到瑞士气象专家发现放射性云团，苏联才承认真相。此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的时期。对出版索翁的著作，戈尔巴乔夫的党中央也持消极态度。戈氏还对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抗议活动进行过军事镇压。 重建俄罗斯 1990年索翁发表《重建俄罗斯》，表示稿费将捐给切尔诺贝利核灾受害者，表明对环境的关注是他的思想关注的一个核心。文章指出，苏联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强行追求盲目的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乌托邦，包括农民阶级及其村落的毁灭，土地失去了丰收的能力，城市被粗放工业的污染物所污染，河流、湖泊、鱼类都被毒化。水源、空气、土壤资源遭到破坏，核辐射加剧了污染的进程。我们砍掉了茂密的森林，掠夺了富饶的土地，这些财富是我们子子孙孙无可取代的遗产。 索翁警告，新俄罗斯面临的危险是，从马克思主义过度浪费盲目跳跃到唯物主义放纵无度的贪欲。 索翁认为，自治应该扩展到小村落，甚至家庭。分权的精神包括从中央计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利，各省应当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完全的自由，要有强大的地方自治政府。 耐心地、持续不断地扩大地方村落的权利，是整个国家有机体逐渐重塑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具有生命力的地方政府，真正的民主才能够存在。没有适当地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政府，就没有稳定的或者繁荣的生活，公民自由的概念也会失去所有的意义。 红色苏联七十年极权统治将私有财产宣传成万恶之源，这样的思想在苏联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索翁呼吁重新培育独立的公民，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的公民。他说，必须将拥有适量的、不压迫他人的财产看做人格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并且是有益人格稳定的一个因素。中国古人不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吗？ 他指出，健康的个人进取心必须获得广泛的活动自由，应鼓励和保护各种类型的私营小企业，它是确保地方快速繁荣起来的力量。对未受约束的资本集中，应该进行严格的法律限制；在任何领域都不允许形成垄断。 1990年之前，大多数俄罗斯人十分讨厌和厌倦政治，他们所要的就是摆脱共产.主义混乱状态的立竿见影的简易方法。当时，俄罗斯人梦想已经破灭，只想找到捷径。索翁的建议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当时的苏联人还是喜欢听各种预言家自吹自擂的承诺，他们承诺会出现有着无限的消费品的世界，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民族，几乎不可能被索翁自我限制的主张所吸引。索翁已经看到这种危险，并预知到他的后果：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能量已被耗尽，那么，即使是最完美的政府机构或者所有的工业发展，都不可能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因为一颗根基腐烂的树无法站立起来。 对土地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索翁主张，土地应该私有，而且只能是属于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阶层的财产，不是掠夺者或地主的财产。他主张应该无偿把土地返还给那些在苏联时代被剥夺了土地并被流放的人们的后代。这是平均地权论政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4年5月索翁重返俄罗斯，踏上俄罗斯土地的第一站，他选择了马加丹，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中心。激烈的政治变换中，俄罗斯人淡忘了数百万的受害者。他表示要向这片土地鞠躬，那里埋葬了无数被杀害的同胞。根据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埋葬无辜受害者的土地是要成为圣地的。 对教会的期待 索翁具有独自反抗暴政的无法抑制的勇气，但是，他却常常受到蔑视。这是当下浮华时代精神的悲哀。在一个懦夫的时代，勇气显然要受到贬抑。许多人对索翁的敌对态度，来自他们对他的基督信仰根深蒂固的敌意。他呼吁教会要在公共场合远离“虚伪的、以上电视为目的的政府皈依教会的活动，这是有损尊严、迷惑人心的活动，他还呼吁教会接受并发挥它在社会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当教会合法地分离与政治权力时，它却不应当远离社会及社会痛苦的需求。 对俄罗斯的忧虑 索翁认为，俄罗斯由政党主导立法机关，缺少实际意义的地方自治政府，继续困扰俄罗斯社会的大肆腐败，这是致命伤。俄罗斯缺少监督制衡普京政府的反.对.党，他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来说，强有力的反对派是必须的，也是令人向往的。此外，共产主义解体时，俄罗斯没有进行一个净化过程，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党政官员的一句忏悔的话语。他为此深感遗憾。索翁认为，不进行这种忏悔，俄罗斯人就丧失了历史净化的根本经验。 人类的出路 他在研究吞噬了六千万人民的俄罗斯革命史时说，如果要我简洁地概述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那就是“人们忘记了上帝”。 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对教会的激烈憎恨是大革命的典型特征，革命必然从无神论开始，对上帝的憎恨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根本的动力。 他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二十世纪的心理疾病，就是匆忙、仓促、急速、间歇性和浅薄。无限的技术进步，正威胁着有限的地球资源，它威胁着人类灵魂的生命。面对技术中心主义，及其带来的肤浅信息的海洋，人类的灵魂正变得越来越浅薄，灵性生活正在日趋退化。消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带来人类灵性的提升，反而是灵性的坠落，人类离上帝越来越远。人类必须过有敬畏和节制的生活，才有未来。 对民族的理解 民族灵魂的概念是索翁整个世界观的基石，既然文化实质上是灵性的，那么，从某种神秘意义上来说，它就拥有一个灵魂，既然每一个本土文化都可以提供给世界某种独特的东西，那么她就有一个自身独有的神秘灵魂。 他说，我深深地相信，无论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列邦列族的生活中，上帝都是在场的。近年来，主张在当代文明的熔炉中，消除个民族、各色人群之间的差异的说法，越来越流行，我不同意。列邦列族的消失，将会使我们变得贫瘠，就像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性格和相同的脸。列邦列族是人类的财富，是它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性。就是最小的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自身包含着上帝之设计的某种特殊恩典。 他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你要爱所有其他的民族，就像爱你的民族一样。 索尔仁尼琴在红色苏俄的监狱受尽折磨，但出国后也没有为五斗米折腰，没有刻意讨好西方，没有高喊“来生不做俄国人”。中国流亡海外的人士中，许多人满腹苦毒，自我中心，深陷在唯物主义的陷阱中，不知寻求上帝，不知认罪悔改，不知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比一下，灵魂与肉体层面，孰轻孰重？中国人该从索翁身上反思什么？继续怪东怪西，不思悔改？我们是继续寻找借口，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外部，推给历史，推给文化，推给体制，推给国民素质，自己不准备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 最后推荐大家迅速网购此书，优先阅读此书，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方向，找到出路。我读了三遍，知道以后我该做什么了。

孤独的鲁迅 文：邓晓芒 多年以前，曾听一位朋友谈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其实不过一个甲子，60年一循环。当时听后付之一笑，以为很机智，但也未必，夸张而已。不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时候，将先生当年所作文章翻来一看，大为惊异，竟如写于昨日。 　　 当然，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来说，这60年我们是大有长进的。从社会变革上看，这也是确实的。但就思想文化上说呢?的确，鲁迅时代最进步、最先锋的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但那“最……”之后又是什么呢?我很怕现在那些“新”、“后新”、“新后新”、“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以及“后哲学”、“后文学”、“后理论”等等的时髦，又要来一次对全部文化的“革命”（现在称作“解构”），而与这股势力相抗衡的，现在仿佛只有“国学家”和保守主义了。其实双方恰好是相通的：“后现代”的目标在我们这里正是回归传统。理论家们在那里争来争去，多半是为了抢话筒（争夺话语权），一旦真的抢到手，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在那里做姿态，趁机亮一回相而已。 　　 然而，正当看客们这边鼓几下巴掌，那边打几声吆喝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天许多人对鲁迅的了解，大不过道听途说的那几句话，旋即就淹没在各种新说旧说之中，间或看到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又大都是50年代的“胡风分子”和“右派”写的。年轻一代则多以为自己已超越了鲁迅老远，用不着再来捡这出不了风头的老话题了。不过，鲁迅之所以被人们忽视的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颇不合国民的口味。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如莎士比亚就与英国人优雅的绅士派头相去甚远，塞万提斯无情嘲弄的正是西班牙传统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对鲁迅有所了解，他一定会说，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 　　 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了。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平心而论，鲁迅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至今还是最受关注的一位。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16卷在15年内已印行9次，最后一次在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订货会上以580元一套（涨价100％）的价格一次就订出6000套。而且，在鲁迅生前和死后，海内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书也不在被禁之列，相反还被利用来整倒一些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鲁迅的不感兴趣，未必不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但这些其实都与鲁迅毫不相干。他自己历来都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他盼望自己的书真正被人遗忘的一天早日到来。 　　 于是，事情便成了这样：无论我们今天是冷落鲁迅，还是抬高鲁迅，我们始终都不能进入鲁迅。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和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孤独的鲁迅只和孤独的读者打交道。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鲁迅的思想与任何其他思想家都不同的特殊之处。 　　 一、自我否定的忏悔精神 　　 鲁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急先锋；但很少人指出，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到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本性、赤子真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袒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乐黛云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则用来吹牛。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参看《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80页。在同时代人中，唯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唯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快，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上，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性格。 　　 二、大无畏的“摩罗”性格 　　 摩罗，即梵语“魔鬼”之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谓世间人当莫不秉有魔血，但“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数”，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人是其精神楷模。中国古代也有屈狷、庄狂、济癫、八怪，但只是外部现象上的一种“乖戾之气”，而在内心生活上，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逍遥自在、率性自得的平和旷达之境，就是死，也觉得自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九死而未悔”，而缺乏性格内在的魔性力量。鲁迅不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态度，他向往着“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为此，他提倡“绝望的抗战”，在绝望中奋起，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 　　 但这样的人，必是狂人，多事的人。譬如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帕斯卡通过“打赌”而信仰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算出自己会稳操胜券；鲁迅却明白自己注定要输：人类若不能因此得救，他就是瞎折腾一番；人类即使万一得救了，也决不会感谢他，而会忘掉他，就像部落的人群踏灭了丹柯的心那样。但他不顾这一切而“举起了投枪”。依他的才华，他可以去埋头炮制鸿篇巨制，获诺贝尔奖，但他为了战斗而抛弃了这一切。他认为这样的土地只长野草，不生乔木。他宁可像一盏油灯，熬干了自己，照亮了虚空，“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他当然知道个人是渺小的，他决不是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但他偏要给这“太平”世道上，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在那些自认为正大光明的“君子”眼里便显出是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鲁迅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并说过“写这些无聊的东西”，“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还说自己“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即一种恶作剧式的玩笑。 　　 但这种恶作剧却正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这是人们至今未能发现的。 　　 三、爱人类的方式：批判 通常人们认为，爱人类只有一片温情、甘为孺子牛这一种形式。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即尼采的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这是他爱人类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国家的“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许多人抱怨鲁迅太尖刻、太偏激，对什么人都无情攻击，有怪癖。这正说明这些人的懒惰和麻木，他们正是合适的抨击对象。鲁迅的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要他们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自己在对自己的深深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他的论敌），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一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几乎成了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所以他后期的杂文热衷于打笔战，为一些速朽的事投入不相称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得罪了不少人。他在死之前还声明：“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有些人就此认为他是个心地狭窄的人，殊不知这正是他救人（也救己）的方式。他曾讲到他的解剖自己，也“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写在〈坟〉的后面》）。但可惜并无人做到这一步，人人都是无辜的好人、“造物主的良民”，不是枭蛇鬼怪，即使不唾弃他，至少也感到自己冤枉。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层次。 　　 这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阿Q也是批判自己，是批判我们大家，希望大家都对自己多多地反省。但许多人一开始疑心是专对自己而来的；后来排除了自己，又疑心是对某某人而来的；最后弄明白了，是批判“国民性”，却又怪他“以偏概全”，把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当作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把鲁迅本人排除在外，然后责备他太刻薄、不厚道。中国人不能接受这种“爱人类”的方式，以为是侮辱，就因为人们总是把自己看得太好，他们绝对想象不出一个人可以像鲁迅这样自己挖苦自己，只能把他的血与泪的忏悔解释为恶意伤人。 　　 四、对进化论的超越 　　20世纪以来，中国最激进的思想、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进化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往往掺入了强烈的进化论色彩。鲁迅在很长时期内，也相信优胜劣汰，新的总是好的，社会进步是必然的“铁的规律”。不过一开始，他就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而把进化的希望完全留给了未来。他早已看出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遵守进化原则，优胜劣汰只是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中毒太深，所做的只能是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常诅咒自己的恶劣思想，希望不要传给青年。所以，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念。 　　 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有的学生反过来暗算老师，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优汰劣胜。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描写青年责怪养育他们的母亲挡了道，成了累赘，小孩子刚会说话已能喊“杀”。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当然，对于青年他始终还寄予希望，但这并不是由于相信将来必定比现在好，而是由于有将来，毕竟就有不同于现在的希望，有再次努力的可能。 　　 五、对传统的批判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多读外国书，这很为现在一些研究“国学”的人不平，他们为此给鲁迅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只是建议“青年”不要读太多中国书，而要先接触些外国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鲁迅自己也研究传统，但他仍认为他对青年的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他也对魏晋文章、女吊和民间复仇故事（眉间尺等）感兴趣，但归根结底认为这些研究都是些无聊和无可奈何的事，因为传统中的这些反正统因素毕竟带有传统的局限，而这只有从“外国书”的眼光才能看得出来。 　　 鲁迅对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概括也令传统文化的鼓吹者大为不满，他概括为两个不断交替循环的时代：1．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但不满归不满，却只见人们摇头，不见有人去和他论理较真，因为若较起真来，恐怕还得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曾指出他们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只要我们认同他的从现实出发的立场，就可见出他的这些话从根本上来说毕竟是深刻的。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的《坟》、《热风》中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就可见出历史的确没有走多远。鲁迅当时所批驳的“爱国论”的五大论点至今还在流行着，它们是：1.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2．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3．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4．外国也有叫花子、臭虫等等；5．中国就是野蛮得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一驳，唯有最后这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同上书，第312页。。承认中国“野蛮”的事实，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今天在各种“寻根”、“回归”和展示中国野蛮风俗的“好处”和“美点”的文学作品中，看得更加分明。我们怎能说鲁迅已经“过时”了呢? 　　 但国人的无是非心，于今尤甚。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到21世纪的了。

梁文道：最想为读者推荐的一本书 文：梁文道 瓦西里·格罗斯曼，苏俄记者、作家，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74 年，在安德烈· 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 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引起巨大轰动。 本文是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先生为（俄）瓦西里·格罗斯曼著作《生活与命运》（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2015.8）新版所写的序言。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BFANvadicbAsc1cERVMDL7K75KvCCkC9VkX1JiarbNbkBLibIKYt7dNPkmFSMfbILbwI3zCibM4prg/0?wx_fmt=jpeg 《生活与命运》著者：（俄）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力冈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 https://mmbiz.qlogo.cn/mmbiz/pcX84Gtib2oiaVTGJJNTbCb8EkL8ETv7IC0qFApIyziaQVcjpPqCN0Ay5hJibicGBibEFOzzSKQrruofIGibp2vlUehpw/640?wx_fmt=png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全球化时代需要信仰“真爱”（附《希拉里、密和、我》小说节选） 薛忆沩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14年及2015年连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空巢》（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及《南方都市报》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2013年新版）、《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南方都市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伟大的抑郁》。 近日，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在国内出版，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死亡和生命意义的文学作品。9月3日，薛忆沩携新书做客广州唐宁书店，与读者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爱情”—— 《希拉里、密和、我》将读者带进一个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奇特故事：一位刚经历了妻子病故与女儿叛逆的中国男人，和两位与中国有着复杂联系的女人在严寒的皇家山上相遇。他们用一个冬天的情感纠葛，以及背后充满悬念的“生命真相”，展示了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也呈现了历史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影响。 以下是薛忆沩的发言（由唐忆霜整理）： 2011年的冬天，我正因为长篇小说无法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在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她们中的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一个是言行异常的西方女人，她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看起来精力旺盛，却是“健康的病人”。她们的行踪都有点奇特，她们的举止都有点古怪。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与令我绝望的现实世界那样遥远。她们分散了我对那个现实世界的注意。她们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脆弱和孤独是因为“失去”造成的，是因为爱情之死造成的……想象将我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 我在那个冬天结束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将写下一部以她们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在首次看见小说原型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了。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当然，我没有想到它会在五年之后就孕育成功。我以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是我对“失去”更为深刻的理解导致这部作品的早熟吧。 小说的三个主人公，“希拉里”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也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密和”是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原型来自皇家山上坐轮椅的东方女人，也融合了我少年时期的记忆；还有“我”，这是我最不熟悉的人物。这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 但是，这部作品遭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其“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和阅读趣味脱节，有的则表示文学恰好需要这种稀缺的“浪漫”，人生更需要“真爱”的信仰。在这个时代，我仍然用古典的方式在写作，我仍然想回到古老的情感之中，纯粹的快乐、纯粹的忧伤……这也是我在《希拉里、密和、我》中致力描述的情感，在这样的时代，这部小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中的“王隐士”，出场虽少，却是灵魂人物，他道出了作品的核心思想。“王隐士”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全景和意义。“王隐士”认为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王隐士”对全球化时代也有深刻反思，他谈到关于时代的各种悖论，甚至承认自己是“逃犯”——“王隐士”说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总之，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觉察，也就没有逃离的冲动和自觉，而他则是一个从现实的各种桎梏中逃脱的形而上的“逃犯”。“王隐士”还说要感谢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让逃离变得可能。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连超脱的“王隐士”也没有能够逃离这个时代。 小说里多次提到雨果与德罗埃（他们长达半世纪的爱情生活，留下了两万封情书的“精神遗产”），以及卓别林、卡夫卡、劳伦斯等文艺大师的感情经历，说明“真爱”往往是与创造力、与伟大的使命联结在一起，而不幸的爱情不见得都是摧毁性的，也可能是创造性的。我在最近出版的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中，还赞颂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这些伟大的女受难者甘愿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跟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们崇高的奉献是十二月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也成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给予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战胜人世间最深的黑暗。 注：以上文字转载自金羊网。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0eZTY0mU22Jav7VcH07rfMGqgQM1N0eJicqHjQGkuqfr3Z2MMdzUZdA/0?wx_fmt=jpeg 附录：《《希拉里、密和、我》节选 开始的开始 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直到现在，那个冬天围绕着皇家山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是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每当它们在睡梦或者幻觉中重现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被最无情的疑问惊醒：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我痛恨这如同绝症一样的疑问，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冬天割裂，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激情割裂。每次从睡梦或者幻觉中惊醒，我都会因为这残暴的割裂而感觉遭受了至深的伤害。 按照蒙特利尔的标准，那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它开始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于三月上旬，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而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只发生过四次雪暴，零下二十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就是说它也并不是特别冷……可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里，生活向我打开了那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窗口，那一扇永远也不会再打开的窗口。我至今都觉得我通过那窗口看到的风景难以置信。 我现在相信，所有那一切都起源于我妻子的死。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地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地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我完全是凭着冷漠的责任感抓紧了她的手。她最后一次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惊慌了。我叫醒了刚刚躺下的女儿。我问她还要不要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你说呢？”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反问我。我知道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打或者不打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那还是打吧。”我凭着冷漠的责任感说。 前来急救的医护人员十五分钟就到了。我妻子在他们到达之后八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我妻子是在一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中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的。复查的结果证实她的胰腺癌已经进入中期。从发现异常到停止呼吸，我妻子只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前面的四个月，她的情况比较稳定。在化疗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妻子不仅力图保持情绪的稳定，还力图保持生活节奏的正常。她甚至还坚持到便利店来帮过几次忙。但是进入新年之后，她的状况迅速恶化。那天清早她在洗手间晕倒之后，我们第一次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每天都急剧下降，她的情绪每天都激烈波动，她每天都被忍无可忍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从我妻子住院的当天起，我就将便利店完全托付给了那位一直想买我们便利店的朋友，全天在医院陪护。整整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二月的最后那个星期一，她的医生告诉我，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将她接回到了家里。我妻子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最初几天的精神状况比在医院里有明显的好转。每天中午，有一位护士会过来查看病情的发展。还有一位信教的朋友每隔一天会过来为她做祷告。那位朋友每次都要求我跟她一起为我妻子做祈祷。尽管我和我妻子都不是基督徒，她相信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祷告来减缓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的祈祷不仅一点都不专业，也一点都不专一。在祈祷主为我妻子减轻痛苦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祈祷。我祈祷主将来在接我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再这样犹犹豫豫。我绝不愿意遭受我妻子遭受过的煎熬和折磨。从接我妻子回到家里到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 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其实，在我女儿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她对我的依赖和依恋越来越少了，她与我的交谈和交往也越来越少了……对生日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进入中学之前，每次她过生日，她都会盼望着我给她的礼物，而每次我过生日，她也都会送给我一张自制的贺卡。但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我女儿不仅不再期盼我的礼物，也不再记得我的生日了。而到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她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大学，也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专业。尽管如此，我对我们关系的死亡并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她不打算根据我的意愿在读完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争取更高的学位。她想马上工作，而且想到远离蒙特利尔的地方去工作。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马上就会夭折啊！她没有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工作。她沮丧的表情让我偷偷高兴了四天，也只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第五天晚上，我刚进家门，我女儿就告诉我，她收到了她申请的唯一一家蒙特利尔公司的录用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她的祝贺，她接着说，她已经在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马上就会搬出去住。这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决定。“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住呢？”我着急地问。“因为我想。”我女儿冷冷地说。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就搬走了。那是比我能够想象到的要激烈得多的行动。我女儿不仅是从我的身边搬走了，还从我的生活中搬走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既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她甚至没有回复过我的一次邮件，她甚至连她新的住址都没有告诉我……我终于失控了。在最后一次邮件里，我愤怒地写道：“作为你的父亲，我至少有权知道你现在的死活。”我以为我的愤怒会刺激她马上给我回复，让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苦苦等待了十天。那是比等待我妻子的死亡还要痛苦的等待。那是让我对自己的死活都失去了感觉的等待。第十天的傍晚，我在超市里遇见了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我问她与我女儿最近有没有联系。我没有想到她的回答会那样肯定。她说她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晚饭。这回答首先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她还活着，接着我又感觉备受羞辱，因为我与她的关系现在还不如她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不需要再等她的回复了。我知道，尽管她本人还活着，我们的关系却已经死去。 一个月之后，我卖掉了我们的便利店。这对我是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交易。它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结束，甚至还意味着逃离。它也可以说是我紧接着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其实在我妻子的复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想到过要卖掉我们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要集中精力来陪护她，还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苦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而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工作。但是，我怕我妻子误解了我的意思，将我的想法当成是对她的宣判。在她住院之后，卖掉便利店的想法又一次被我女儿提了出来。她也提到了复查结果是一种提醒。她说我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过着起早贪黑和省吃俭用的生活了。我心里非常赞同，嘴上却强烈反对。我对她说，如果马上卖掉便利店，肯定她母亲的病情肯定会加重，因为她母亲将便利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接着，我又经历了另一次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我卖掉了我们已经住过将近十年的房子，搬进了位于皇家山西面“雪之侧”路边的一幢高层公寓。那是一幢有四十八年历史（也就是与我同年）的公寓。我选择在那样的淡季卖掉房子是因为不想在它里面孤独地过着圣诞节和我妻子的诞辰日（她的诞辰日在圣诞节之后的一天）。而我看上那幢公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离我妻子的墓地非常近，我每天都可以散步从她的墓碑前经过。 搬进新居之后，我又试着给我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还是一次都没有接听。最后，我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将我已经搬家的消息和我新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邮件里希望她能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她母亲的扫墓。我女儿没有回复我的邮件，但是，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她走进了我的新居。那是她搬离我的生活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领她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她显得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只好放弃了。我们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我首先差不多是强迫她接收了新居的备用钥匙。我觉得留一套钥匙在她那里非常必要，而她却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接着，我问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她说不错。接着，我问她住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很好。接着，我问她下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她说还行。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太忙。我没有办法得到更长的回答，感觉极为失望。然后，我们一起去墓地。我对着墓碑鞠躬的样子在她的眼里似乎非常可笑。她默默地走到墓碑前，伸出右手抹去了墓碑顶上的积雪。我问她是不是梦见过她母亲。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她是不是还记得她母亲做的牛腩煲。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接着问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她还是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非常失望。这时候，我女儿告诉我，她还约好了一位同事中午去逛街。我看了一下表，我们在她母亲的墓碑前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很想说服她多呆一会儿，但是又没有开口。 我女儿在墓地的门口就想与我分手。这一次，我没有妥协。我坚持陪她走到了地铁站，尽管她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跟我说话。在入闸口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经常回家来看看。她说她真的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她不假思索的回绝对我是更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我有时候都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我的语气还是我的语言触动了我女儿，她站在闸口的另一侧停了一下，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但是，那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不要整天闷在家里。不要总是去想过去的事。”她冷冷地说完，转背走了。我还想再哀求一次，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绝望地看着我女儿的背影，很想她在下站台之前能够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她没有。 一阵强烈的酸痛穿透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眶顿时就湿透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我任何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都那样短促？……难道这些都必然是成长的标志吗？一连串的问题激烈地翻腾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那一天我在那位台湾邻居面前对我女儿的抱怨。我说我正在成为李尔王那样的“弃父”，正在面对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好心的邻居劝我不要给自己强加过度的“危机感”，她说我女儿的表现很正常，她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很正常”和这样的“都这样”。我很孤独。我很绝望。我想离开这里，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女儿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才含泪转过身来。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也许就应该从这个瞬间开始，因为刚转过身来，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方少女。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女儿的不相上下，她的个头跟我女儿的非常相似。她站在两个通道交汇处，正在为选择出口而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走到她的跟前，问她想要去哪里。她说想去皇家山顶上的观景台（那是可以俯瞰蒙特利尔城区的著名景点）。“你跟我走吧。”我说，“我走的正好是那个方向。”她充满信任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我是一种更大的补偿。与刚才陪我女儿来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一路上又不少的交谈。她告诉我她来自韩国的釜山，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就像我女儿一样，她也是夏天刚从大学毕业。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这次报名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她昨天刚来到蒙特利尔。她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抓紧时间参观城市里的旅游景点。我好奇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冬天来蒙特利尔。她说她就是冲着蒙特利尔的冬天而来的。她说冬天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这要归功于她父亲或者说要归功于维瓦尔第。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特别喜欢拉维瓦尔第《四季》中的“冬季”。她说那一段神奇的乐曲是她和她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她的这一段话立刻引发了我很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精神纽带”呢？我不知道这种缺失是我自己的错还是我女儿的错。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专长，而我女儿喜欢的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在阅读方面，她稍微有点兴趣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侦探小说。 我在我住的公寓大楼门口停下，与给予我很大补偿的韩国学生告别。我告诉她，顺着马路对面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皇家山顶了。韩国学生浅浅地对我鞠了一躬，她说幸亏遇见了我，不然她一定要走许多的弯路。她感激的言辞和举动激起了我深深的满足感。我目送她横过马路，我目送她渐行渐远……我的心情与刚才在地铁站里看着我女儿的背影浅行浅远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深深的满足感让我决定一直要看着韩国学生的背影完全消失。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里的第一个奇特的场面会在那背影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在小路尽头拐弯处那家鲜花店的门口，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身来，向我举起了双手。她怎么知道我还在看着她？这有点不可思议。她好像是知道我刚才在地铁站里对我女儿背影的期待。她好像是想满足我的那种期待。我也对她举起了双手。我很激动。韩国学生继续高举着双手倒退着走。我也等她完全消失在鲜花店的后面才将手放下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韩国学生刚才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并不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而是在我提出新的请求。这奇怪的感觉推着我跑过了马路，又推着我沿着那条小路跑向了鲜花店，跑过了鲜花店，又一直跑到了韩国学生的身边。“我其实还应该再陪你走一段。”我不太好意思地说。韩国学生充满喜悦的表达让我充满了喜悦。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冬天的时候走进过皇家山了。刚来蒙特利尔的那些年里，我女儿总是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因为她非常喜欢在皇家山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皇家山上有两个露天溜冰场。海狸湖边的人工溜冰场几乎在整个冬天都会开放。而到了严冬，有人工溜冰场四倍那么大的海狸湖本身也变成了溜冰场。节假日里一起在皇家山上溜冰不仅是我女儿的享受，也是我自己的满足。尤其当我们手拉着手在海狸湖上溜冰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我女儿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永远都需要我的呵护。这时候，我对生活的热爱都会迅速膨胀到极值。但是，我女儿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她开始是不愿意我拉着她的手溜冰了，她后来是不再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溜冰了，她最后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溜冰了。 我一直将韩国学生带到了海狸湖边。事实上应该反过来说，应该说是那个韩国学生将我带到了海狸湖边。没有她在地铁站的意外出现，肯定就不会有我在严冬的海狸湖边的重现。面对意想不到的山景，韩国学生发出了一声韩国味很重的惊叹。我也在心里悄悄地发出了一声惊叹。我惊叹十年之后又能面对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景观。我惊叹生活就好像是重现的幻觉或者幻觉的重现。 海狸湖还没有作为溜冰场开放。我在湖边的小路上为韩国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人工溜冰场的旁边。韩国学生好奇地打量着溜冰的男女老少。而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这时候，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脸来，问：“你会溜冰吗？”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淡淡的伤感。我说我会。接着我又说，不过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溜过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的第二个奇特的场面会在这时候出现。 “那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说。 我深深地颤抖了一下，感觉她的建议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重复了一遍她的建议。 我们马上走进名为“海狸湖阁”的服务站里租鞋换鞋。韩国学生动作非常敏捷，很快就换好了冰鞋，站在一旁等我。这与我女儿当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年，总是我先换好了鞋之后在等着我女儿。“你为什么十年没有溜过冰了？”韩国学生问。 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更深的伤感。“因为我女儿长大了。”我说。 韩国学生好像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微微地低了一下头，然后又看着我问：“她多大了？”。 “应该跟你差不多。”我说，“她现在都不愿意回家来看我了。” 韩国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等着我换好鞋之后，与我一起走进溜冰场。她很快就完全适应了溜冰场的气氛，彻底放开了她的身体。她溜得非常漂亮，不仅倒溜和顺溜转换自如，甚至还能做漂亮的跳跃和旋转。而且她每次从我身边溜过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地跟我打一声招呼，让我感觉十分温馨。而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适应溜冰场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因为十年的隔膜，更重要地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我不断地停下来观赏着韩国学生轻松自如的表现，又不断地回忆起我与我女儿当年在溜冰场上的场面。同时，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皇家山的露天溜冰场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惊叹让我在走出溜冰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我想这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以后每天都来皇家山上溜冰，而且是每天清早起床后就来，而且要坚持整个的冬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仪式啊！我想用这奇特的仪式驱散已经令我忍无可忍的孤独和空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4woz1ZT6ytMGuUffvtZahLnmich3Oj4bsUSKkAUA12k1F3YS9dqcKnA/0?wx_fmt=jpeg 换好鞋之后，我指给韩国学生看通往观景台的山路。她说她已经感觉有点疲劳了，加上天色也已经昏暗，拍照的效果肯定不好。她想还是跟我一起下山，以后再去那里参观。“我正好还可以再多练习一下英语。”她说。我隐隐感觉她是有意想陪我下山，心中充满了欣慰。 一路上，韩国学生谈起了她儿童时代学习溜冰的一些经历。她说有时候她父亲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看着她溜冰。她说那真是很奢侈的享受。我继续在暗暗地羡慕她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也羡慕那个父亲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在我住的公寓大楼前，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再陪她一段，陪她到地铁站去。她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们正好可以在相遇的地方分手。”接着，她谢谢我为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我说我应该谢谢她，因为她让我找回了溜冰的感觉。我也祝福她在蒙特利尔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我们最后也是在地铁的入闸口分手。但是我看着她走进入闸口的心情与三个小时前看着我女儿走进入闸口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想看着她走下通向站台的台阶。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转身，并且又快步朝我走过来。我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句至今都让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的话。“她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她说，“一定会。” 这应该是那个冬天里的第三个奇特的场面。它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己刚才在皇家山上做出的那个决定的信心。回到公寓大楼，我直接去了设在地层的杂物间。上次搬家的时候，我处理了许多从前的物品，包括我妻子的大部分衣服，我女儿的大部分书籍。但是，我特意留下了我自己和我女儿的溜冰鞋。当时我只是想留着它们做一个纪念。没有想到，它们还会重新遭遇皇家山上的真冰。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脑海里交替翻腾着白天奇特的经过以及十年前在皇家山上溜冰的画面。我对自己的重新开始不仅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每天清早上山的决定。十年前，我只是在节假日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而且每次都带着我女儿去。我们在上山的路上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换鞋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溜冰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现在，我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整个冬天都上皇家山的决定。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上完厕所之后，我坐在床上读完了那本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最近半年以来，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阅读英语的定量。这种阅读已经成为我与孤独相伴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正好是一种补充。我在八点差十分走出家门。像从前那样，我的右肩上背着我自己的冰鞋，左肩上背着我女儿的冰鞋。失眠的影响很快被激动冲淡。我激动地朝着皇家山上的海狸湖边走去。这时候，我当然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冬天将会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其实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AJ6O6J5WI75Pft17enXcs55pEeu5tAQBYB8afAb9xAhzVYpAJvKicLsaRPIJicyxJswlibmpwtuymQ/0?wx_fmt=jpeg

精致的教育为何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泯灭？ 文：朱维毅 编者按：本文是朱维毅先生为《希姆莱兄弟——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中文版所写的序言。朱维毅是德国工学博士，专业作家，曾出版《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了解世界历史，离不开“二战”史；了解“二战”史，离不开纳粹德国史；而要了解纳粹德国史，希姆莱这个名字是很难避开的。 在讲述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众多书籍中，重点或专门介绍希姆莱的书有很多，其中因中文版的存在而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有《海因里希•希姆莱》（1988）、《黑色军团——希姆莱和党卫队》（1995）、《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2010）等。 我在写《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的过程中曾查阅过大量关于纳粹党卫队历史的资料，其中也经常涉及有关帝国党卫队长官希姆莱的信息，因此，对希姆莱的大致经历及其在纳粹史中的地位不算陌生。但我仍然对了解希姆莱抱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书籍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观察角度都太过一致，大多数作家都以远距离考察者的身份，依托并无实质性差异的资料来讲述希姆莱的人生履历和历史作用，区别无非在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或者深入资料和细节的程度不同。 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写史的意义和路数自然要琢磨得多一些，在这里说一下自己对作家研史路数的归纳。 我认为写史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种： 第一，查阅历史档案和大事件记载资料，确保不失真和无断裂地展现历史的延展脉络。 第二，收集日记、笔记、信件、回忆录等个体信息，为历史的主干赋予枝叶性细节，让历史这棵大树变得更为完整和多层次。 第三，寻访大历史的亲历者，在交流中获得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在取得史证的同时，完成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让历史活起来。 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单独用来完成一部历史书作，而更容易打动读者的研史著书途径，则是尽可能实现这三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样写出的历史，就会立体、鲜活和可信，这也是我的追求目标，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超常的作家投入。 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会发现已有的关于纳粹领导人传记的中文版书籍的形成，主要依托的都是第一种写史方法，第二或第三种方法即使被采用，也大多处于辅助地位，起到烘托主题和丰富细节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合理并可行的写史路数，但如果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个人物都采用同一种书写模式来展现，视角是不是不够全面？历史是不是不够立体？人物是不是不够丰满？ 当然，同一模式的写作也会因作家占有资料的翔实度或权威性的差异而导致阅读价值的不同，但人们读史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姆莱兄弟》中文版的出现是件好事。 这本书的写作路数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二类方法，即依托私人档案等个体资料来展现特定历史人物。这些材料包括希姆莱的家信、他弟弟和弟妹的私人文件、证书等特殊家族史料，使得写作素材具有独特性，也使读者和写作对象有了近距离感。同时，作者又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第一种写史方法，在书中对历史大背景总能做出适时而精要的交待，因此此书在写史方式的选择上先胜一筹。 我们如果把这本书和写作视角相近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中文，2015 年出版）相对照，就会知道《希姆莱兄弟》虽然同样是从描写家庭成员关系与互动的角度来展现人物，但后者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畴更为宽泛。书中的人物不仅包括希姆莱三兄弟，还纳入了希姆莱的父母、妻子、亲戚、老师、同学、同事……作者在对各种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交待中，为作品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好的可读性。 再者，作者的身份、写作动机和历史态度，也给此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卡特琳•希姆莱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或历史学家，她祖父家的兄弟三人都是纳粹分子，而她祖父的二哥，就是那个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刽子手”的纳粹党卫队首领希姆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A9QYBsN8w8TK30K457ic3gdjxfZVAbiaCV2oVQdmyxHaXcaK5A03IicHfy3xQGYicRaGNXJxLCtnFQ/0?wx_fmt=jpeg 海因里希•希姆莱 她为什么要写这些给自己带来一生耻辱的祖父辈前人？她如何评价由这些前人参与促成的那段罪恶历史？她会以何种立场和心态来解读自己的这些特殊亲人？她作为母亲又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做这件事的原因？ 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素材和独特的作者，构成了《希姆莱兄弟》的三大看点，也促使我翻看了这本书。 希姆莱的个人经历、政治生涯和历史作用虽然是我在阅读此书时不可忽略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其他相关书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待，这里不必再做介绍。我只想谈谈此书中带给我的印象较深的几点观感。 1942 年1 月20 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万湖会议上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参与制定这项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家罪行计划的，有希姆莱麾下的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官员6 人，政府相关部门官员9 人，而在这15 位与会者中竟然共有9 位博士！ 这种接受优质教育者选择极度野蛮行为的情况，也出现在希姆莱家族中。家中三兄弟出身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其父约瑟夫•希姆莱教授曾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家庭教师，其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后来还担任了校长。他们的母亲安娜出身于富裕人家，嫁入希姆莱家族时还带来了30万金马克的嫁妆。 希姆莱三兄弟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训练。在学校里他们必须首先在父亲任教的几门课程中做到成绩出色，在学校外他们又被鼓励参与多种兴趣学习，去阿尔卑斯山远足，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希姆莱9 岁时的第一篇日记就是父亲写的范本。而他接受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可能导致他在价值观上异想天开的哲学或社会学，而是农业学。但希姆莱家族如此精心的教育最终造就出来的，是三个追随黑暗政治的儿子，其中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成了在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杀人恶魔。他主导了纳粹党卫队的大屠杀行为，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负责。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XA9QYBsN8w8TK30K457ic3pMefEaib01OVG1DnbgYlwNXRKyJem9UBNG12ib1sun7MJJDficSd6rxwA/0?wx_fmt=jpeg 希姆莱三兄弟与老希姆莱夫妇全家福照 精致和严格的教育为什么最终导致了受教育者人性的扭曲和泯灭？对此我想引用一位德国中学教师的话予以回答： “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犯罪组织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所以，民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由高知识者主导的国家犯罪。” 希姆莱兄弟选择效忠于纳粹主义并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因为德国社会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大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素，我认为是欧洲人文发展的局限性，简单说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倾轧日益尖锐，直至使德国到了危机重重、出路不明的困难程度。德国在“一战”中的损失以及战败赔偿带来的严重民生困境，引发了各派社会力量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分歧和对立。博弈的结果，是民众选择了宣称要洗雪战败耻辱、废除《凡尔赛条约》和重振德国经济的纳粹党。在这个过程中，海因里希和他的哥哥格布哈特的立场和行动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认同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表达对国家出路和自身价值的认识。由书中展现的希姆莱家族状态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中产阶层带来的冲击，在此阶层中的两代人所具有的右翼的国家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被强化的行动力。 阅读此书后，读者眼中的希姆莱就不再是一个天生恶魔，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就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甚至欧洲列强争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这对我们分析总结人类历史重大错误和教训，解析纳粹领导者们从普通人步步成为战争罪犯的内因，都是有利的。 书中没有过多描绘希姆莱以及他的人生道路，但从他和家人的相处状况以及他的日记内容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比较立体的希姆莱。 说到希姆莱成为纳粹高层重要成员的条件，其实并不耀眼，甚至还可以说非常不足。他自幼体质孱弱，易感多疑，绝非果敢坚毅之人。他从军的经历也非常干瘪，只是在“一战”期间在民兵性质的“青年防卫军”里参加过一段军事训练，又在战后接受过一段以做底层军官为目标的培训而已，真正的战场他连一天也没有上过。他的农业学大学文凭对他后来从政和领军的角色更提供不了什么知识底气。就是他的婚姻也质量极差。妻子长他七岁，因长期感情不合，他和自己的女秘书结成稳定的性爱关系并让她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如此泛泛之辈何以成为震惊世界的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最高领导者？我看过此书后的结论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执着不懈的努力。 希姆莱和大多数纳粹领导人一样，属于为自己国家寻求“光明”出路而努力探索奋斗的德意志人，至于他们为什么走上与人类良知相悖的犯罪道路，这正是人们在了解这些人之后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直在寻求答案，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反思”。要反思就要洞察历史，而这本书恰恰是洞察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 最后我想谈谈血亲跨代反思的问题。 血亲跨代反思，就是反思者跨越时空之隔去追索自己前辈的错误以及生成错误的原因。这种反思对中国人具很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价值，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反思自身而只善于反思对手的历史过失。让一个中国人去探究自家恶贯满盈的已故前辈的历史并将其公之于众，那几乎是彻底的不可能！这就涉及《希姆莱兄弟》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一个特殊价值——如何对待前人的罪恶人生。 作者卡特琳•希姆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她对家族纳粹前辈的背叛，在情感上体现在以自己的姓氏为耻，在行动上则体现在自己的婚姻选择——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丈夫的前辈曾经历过她的前辈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在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德国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卡特琳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另类代表。 她属于纳粹分子的后代，这批人在战后德国反思纳粹罪恶的过程中都承受过沉重的血统耻辱感。她又属于在这批人中间站起来的人：支持民主体制，厌恶纳粹前辈。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决定深入研究相关前辈的经历并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这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还需要特殊的勇气，因为她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昭告了她与家族中右翼分子的公开对立，同时也难免面对社会的可能质疑，比如书中为希姆莱更多赋予了作为一个普通德国家庭成员的人性特征。 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多面性，天生恶、一贯恶、绝对恶的人只存在于漫画或童话中。作者依据家庭史料从家庭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一个重要补充。具有明显的填补空白意义。 促使卡特琳写这本书的最重要原因，是她要给儿子一个说法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懂事后的儿子解释父母两个家族的故事——母亲的前辈曾经试图杀死父亲的前辈！她在全书结尾处说：“我一直都害怕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的家族一方面赫赫有名，另一方面死无葬身之地时，我该如何面对。唯独能让我在这一刻好受点的，是我能有问必答，对先辈们的罪过和责任程度给出明确的说明。” 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这位母亲为她的儿子完成了这本书。但这本书一旦问世，受到启发的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作品出版后在德国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读者都认为：这个通过家人讲述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新的、重要的角度审视第三帝国历史。 而这本书在我眼中还另有一层价值：它告诉我们，写什么、怎么写才能不负一个民族的历史付出。

让历史照亮未来 文：唐小兵 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剥洋葱》里说：“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显然，在格拉斯的观念世界中，记忆是与历史真相衔接的，记忆是刚直而真诚的，它追求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本真呈现，通过这种呈现的事实来牵引出一种人类世界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回忆，则往往与当事人的自我隐藏和自我粉饰相关。回忆者要么通过一种对个人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悲情叙事（比如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强化个体和国族的苦难、屈辱和危机意识及与之相互激荡的救亡图存精神，从而塑造一种个人与国家命运共振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在一些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比如《苦难辉煌》中都有显现；回忆者的另一种倾向，则是尽可能在历史文化的源流中搜寻积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乃至将历史中的典范人物再度激活，以各种方式引入当下的公共生活之中来塑造集体性的自我。甚至有一些历史记忆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过度浪漫主义化和美化，以此来砥砺自我和批评当下。这两种方式，都容易在道德激情和强势价值的主导之下，裁剪历史以迎合回忆者的价值偏好。 就当代中国而言，正如儒家青年学者唐文明在一次儒学论坛所言，面临的大问题是所谓三个和解，即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和解。和解之所以必要而且迫在眉睫，正说明对历史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记忆与理解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围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真相的论争，同时也是关乎如何理解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冲突，形成了刘小枫所谓的“精神的内战”之境况。在八十年代，以强势政治主导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对毛时代的历史记忆与反思暂时搁置起来，寻求社会进步的最大公约数。如今当中国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关头，如何叙述和评价共和国六十年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便成为引发历史记忆场域“诸神之争”的导火线。显然，“团结一致向前看”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处理基于历史苦难和情感伤痛的和解问题。和解必须建立在对于历史真相的挖掘与叙述的基础之上。 近些年来，因为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韩钢、曹树基、冯筱才等一些当代史研究者的史实重建工作，当代史的历史论述和历史记忆开始呈现出一种严肃、多元而真实的面相。它不再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极度简化和粗暴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往往无法刺激青年一代深入了解历史的兴趣，反而让他们想当然地把历史记忆和历史论述当作权力的背书。同时，这种叙述导致的另一种后果就是代际之间的深刻隔膜。家族记忆、社会记忆、文革记忆等被掩埋在历史的深水区，无法成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在的他者”。记忆的隔膜导致的是情感的疏离，以及整整一个民族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淡漠。没有历史记忆促动的代际之间的连带感，以及生发出来的探索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历史的渴望，这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建构便无法矗立在坚实的地平线之上。自我也好，认同感也罢，抽离了历史记忆这个维度，便自然会呈现出奇特而扭曲的面容。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往往就是陷溺在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缝里而有意无意漠视历史的人。这正如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所言：“只有在此刻，过去才向我们敞开它出乎意料的新鲜面容，告诉我们一些前人有耳也不曾聆听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没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传统（这种安全性的丧失在几百年前就发生了），整个过去的向度都变得岌岌可危。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 事实上，与阿伦特“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相似，托克维尔也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无法脱离历史记忆这一最为重要的心智结构的基石。回顾这些年来，大量回忆录、口述史的出版，其实也是以一种极度私人化、民间化的方式，在呈现和建构一种不同于官方记忆（或者说权力记忆）的当代史图景。无论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巫宁坤的《一滴泪》和他女儿所撰写的《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赵越胜的《燃灯者》等，还是集体记忆形式呈现的著作，比如北岛编《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七十年代》，或者像徐贲的父亲徐干生在《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中描述的苏州中学红卫兵运动情况，或者像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及杨绛的小说《洗澡》等，都在以私人记忆或文艺的形式叠映出当代史的多元图景。章诒和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后的贵族》（大陆版名为《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更是激荡起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知识人和艺人历史的兴趣。借由这些个人性的记忆与叙述，我们才能理解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对于在意识形态浪潮中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踪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幸存者的他们又是如何叙述和反思时代的。 巫宁坤曾用一句极为悲痛的话来概括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放弃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归国后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归来”或者说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在1949年之际留在大陆，都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期待。“受难”则是知识人见证认同感的破碎，是理想主义的挫败。“幸存”隐喻着与其相对应的牺牲者和受难者群体的庞大。毋庸讳言，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不无相互冲突的面相。比如高尔泰与萧默之间的笔战，比如《暴风雨的记忆》中关于北京四中在红卫兵运动中究竟有无政治暴力的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同时，我们也可以发觉历史记忆的一些误区，比如有些记忆过多地停留在对政治之恶的控诉层面，以及对自身受苦经验的反复陈述上（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就超越了这种受苦人的历史记忆形态），而缺乏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精神反思。同时，一些回忆录、口述史作品流露出与其批评的政治强权在思维方式、话语形态和心灵习性上高度的同构性，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越反越像”的悖论。即便如此，我们仍旧期待多歧的历史记忆以私人化的方式在公共空间里显现出来。甚至被当事人扭曲（无论是对真相还是真理）的历史记忆，也仍旧具有探索和反思的价值。挖掘伯林所言的“扭曲的人性之材”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心灵轨迹，同样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换言之，即便如阿伦特所言脱离了生活实感和社会经验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形成史，也仍旧可以作为被分析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记忆无所谓真实与虚构。在那些虚构性的历史记忆之中，也同样可能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和伦理困境。 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也是层累地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地方性知识、自我认同、个人经历等都汇合在对于历史的记忆与叙述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切忌黑白二元化。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比如划分为圣人式的反抗者和恶魔式的服从者等），或者为了迎合对当下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批判需要而夸大或歪曲事实本身，都是历史反思时需要警醒的危险倾向。历史记忆最有魅力也是最难处理的，往往是涉及到人性的灰暗模糊地带的那部分，而极权主义最得心应手的也就是操纵大众黑白两分地简化现实。因此，种种夹杂不同立场、知识结构、经验乃至情绪的回忆录、口述史的出现，诚然会呈现出事实本身的繁复。这些更具个人性特质的文字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复杂性的渠道。让一切有争议和分歧的历史记忆都在公共空间生长出来，让一切自以为稳定和固化的历史理解都产生摇摆感，让一切约定俗成的历史感情和伦理都重新问题化，我们才能真正超克基于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式的强制性的历史记忆往往是自我摧毁的逻辑背反）。这也许是我们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这数十年历史不得不面临的“记忆之战”乃至“精神内战”。或许通过这样一种艰难的过程，我们才能学会超越意识形态地独立思考，超越一己之偏见去聆听和理解各异的声音，才能学会包容异端和容忍多元。正因为此，史家余英时在给美国华裔学者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撰写的序言中呼唤更多回忆录的出现：“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中外古今，无一例外。自传出于传主的亲笔，是所谓第一手史料，价值更高，远在后人所写的传记之上。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无不盼望着自传的出现和流传，愈多愈好。” 人类学家王明珂说过：“历史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杀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因此可见，历史记忆其实既跟政权合法性的建构相关，也跟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和种族的身份认同相关。在历史记忆的场域，福柯所言的权力的毛细管化极为明显，而记忆与权力的结盟关系也极为显著。众所周知，在公共论述空间里，来自底层的声音实在太匮乏。底层也常常因长期受制于权力、精英话语的压迫乃至扭曲，将自身承受苦难的意义窄化。我曾在一次关于回忆录、口述史的讲座中碰见一位写过自传而未曾将它出版的中学退休教师。当我鼓励他争取将书稿出版时，他极为惊讶地说，自己实在太平凡了，在历史中根本不重要，这种自传哪有出版的价值？！（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作为一个普通农人自传的出版很有典范意义）可见在民间记忆和私人记忆的领域，记忆的压抑（来自权力、舆论、传统、习惯等）与自我压抑（来自观念等）是如此的普遍！因此，在记忆的领域，如何推动记忆权其实质是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权的平等意识，以及开拓各种渠道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和资源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对于当代中国代际、人际、朝野之间建立相互的连带感乃至互信和认同感，是一件特别紧要的事情。 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传承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尼尔森说过：所有的悲伤都能够被忍受，只要你把它讲述成一个故事或者放到一个故事里来讲述。当然，讲述或者忍受悲伤肯定不是最终的目标，而借由历史记忆而试图寻求的历史和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更深刻的价值共识和情感共同体才是我们的目的。“团结一致向前看”，也许可以借助自然时间和人事代谢来淡化甚至消泯历史的悲情和创痛，就像民间谚语所言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可是如此一来，伤疤和疼痛感的历史价值都被刻意抹去了，更何况伤疤就是伤疤，它永远在那里，不会变成跟没有伤疤一样，除非一个民族自欺欺人地无视它。历史记忆就是不断地探寻伤疤的肌理，试图重建历史和人性的图景，并以此来恢复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感通能力。这自然需要道德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这一点，显然战后德国比日本做得好很多。 关于“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时代政治苦难的反思已成俗套：“我们都是当时体制的一部分，我们都有责任。”但正如阿伦特在《集体责任》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针对历史和政治之恶，“每个人都有罪”的自我声称在道义上似乎高昂，但在历史反思和道德重建上却是无力的。“所有人都要负责”其实质就是所有人都豁免于伦理责任的同义词。这是历史认知、道德反省和伦理思考的懒惰，更是一种面对历史模糊性和含混性的智性软弱。阿伦特睿智地指出责任与罪错的差异：“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没有人有罪。与责任不同，罪过总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严格地属于个体的。它针对一个行动，而不针对意向或可能性。对于父辈或本民族或人类犯下的过失，简言之，即对那些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的行为，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感到有罪，尽管事情的发展确实可能使我们为它们付出代价。而既然有罪的感觉，或者良心负疚、对做错事的意识，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判断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限制这种虚假感伤也许是明智的，从字面上理解，它们只能导致混淆所有真正的问题。” 人类总是习惯于选择性地失忆，从“沉重的肉身”（苦难记忆的负荷）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刻意遗忘历史的轻松）中逃逸。就当代中国史的记忆来说，尤其如此。当这部分历史记忆因为表达空间的限制而无法完整、有效地呈现在公共空间时，当历史中的罪错与邪恶尚未得到应有的检讨时，当从这段历史走出来的人并未深刻地反思自我的同一性（或者说分裂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时，我们就不能声称已经实现了社会的宽恕、和解与团结。历史记忆和历史反思是抢救真相，更是一种见证，同时也是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不管它是以悲悯、感恩、控诉还是受苦的基调彰显。我们也呼唤因此而激发起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人物的讨论。最深的敌意是完全无视的冷漠，而非热烈的争论。只有在持续争论与寻求共识的艰难中，我们才能学会彼此尊重和谅解，才能真诚地面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才能心平气和地谈历史和解和价值重建的议题。 注：本文转载自《读书》2014年第2期。

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 文：资中筠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资中筠先生与阎连科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资中筠，著名公知、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资中筠精通英语及法语，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资中筠先生”。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著作。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eukSJvQWSjxy4febD3spDw64ibiaNFqvAYOFnqkbj3FOHXdxjpLKWYN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jicGZibyJbdbIUfkPDciaRLXQqAxvrU1XfnibhkxWPPJPtWUjHp3ckXynw/0?wx_fmt=jpeg 资中筠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是通过回顾中国留学生的历史， 横亘一百年。以下是演讲实录。 刚才阎连科讲的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深刻。文学家的特点是形象思维。我呢， 缺乏形象的思维， 只是讲空洞的理论。其实理论我也不懂， 就是说理吧， 还有一些枯燥的历史事实。 在此之前，阎连科讲到中国作家的状况。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不熟悉，很少看小说。 但我注意到阎连科， 他是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的， 首先确实是关心民间的疾苦，不是只写历史、向后看的， 或写写身边的琐事，而是有一种震撼力。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对父老乡亲关怀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已经摆脱了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之一， 写作是因为心里头有话要说， 不得不写， 而且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不是像很多作家那样，写之前先想着写出来会有多少读者，或者能得什么奖。当然中国的作家还有一样很不幸的事，就是得想着能不能发表， 会不会被禁。所以， 阎连科的书常常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摆脱了这些身外之物， 完全凭自己的良心来写的话， 那就会出比较好的作品。当然这里面也要求有作家自己的才华、天赋和想象力。 除了作家， 文学作品之外，所有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做学术研究的人，教书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简单一点，把身外的功利目的摆脱掉一些，说到底就是凭良心办事，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曾国藩有一句话， 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不管是做什么行业，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能比较睡的着一点。我一般是不失眠的， 我想与此有很大关系。 下面进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海外留学生跟祖国的关系。我一般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想到几代的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一些什么关系？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心态。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没有留过学，不是留学生， 所以讲的东西很可能也是隔靴搔痒的，不是真正的亲身体会。此外我要讲的也不是中外交流史， 所以只讲留学生， 不讲其他的移民，和由于其他原因到海外的人。比如早期出来的劳工， 因在国内实在难以生活下去， 就出国做苦力的华人。也不讲现在贪官把家属送出来了。 只是讲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后， 一批一批的留学生真的到国外来学习的，然后或回国或没有回国的一些状况。 若以粗线条来看， 大致有这么几个时期： 一九四九年以前 一、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 也就是1872年的容闳建议的幼童留美，出现一个小浪潮， 派了一大批幼童到美国去。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觉悟到需要到外国学习。但当时， 士大夫对留学还是不接受的， 是抵制的，好像觉得到国外留学是有失身份， 或者是怕苦。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远离家乡就是很苦的事情。何况又是飘洋过海到遥远的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指派各级官员将孩子送出去留学时，他们常常会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 就是一个贵族的门房，结果当了替身， 替主人家的少爷去留学。 这是那时国人对留学的看法。那批小留学生出去以后，政府发现他们很快就西化了， 一些官员觉得这样不行，找个借口没学完就让他们回来了。即使是这样，回来的人中还有一些有作为的。 比如说詹天佑起了很大作用， 造铁路等。另外一些，虽然地位不高， 但他们至少会外文，所以大部分在外交部当翻译。还有一些成了技术人员。 这是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uE7FeuTKdiaCjHUicBcuKTA7GcqKnpvdKvVD9XLclZrvQMvcHBmJKLiaSW3U4ZZ2vqoBFBEf3eWUHA/0?wx_fmt=jpeg 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 此外， 除留美之外，还有派到欧洲去的，有福建的船政学堂、培养造船的工程人员和海军的军官，例如严复就是学了海军回来的。 二、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战争被打痛了，一个大清王朝被小日本打成这个样子，更觉得应向国外学习。当时官费送出去的大多是留日的。甲午战争是1895年， 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虽是政府出钱派出去的，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干革命，在日本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大多数都是反对清政府的。那批人中也有学技术的， 其中学医的比较多。因为日本的医学比较发达。 除了像鲁迅， 孙中山这样的中间转行的不算，留日的医生后来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后来中国的西医里分两派，欧美派和日本派。 以上这两拨留学规模都比较小，真正起作用最大的是“庚款留学”。 三、庚款留学 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国赔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发现赔多了。 是美国带头算了一下，退还了几乎一半。 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外交官交涉的作用， 如驻美公使梁成，他就是那批幼童留学回来的，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 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一方面是中国外交官的争取，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有他的考虑，愿意这样做。因为1882年美国的排华政策引起很大的反弹，中国1905年左右出现排美运动。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对美国反感，抵制美货。本来八国联军之后， 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就很高。加上出现义和团， 给美国很大的刺激。美国的有识之士就想， 一定要想办法培养能够了解中国，并且对美国友好的知识分子，将来好跟美国打交道。这样两方面的需要促成了庚款的退赔。 美国算了一下，中国不该赔那么多。原来美国分到的是3，293.9万多两银子。当时大约合2，400多万美元。占整个赔款的7.3%。后来重算的结果是，应退还1，190多万两。差不多等于是退回一半。从1909年1月开始， 按月退还多要的赔款， 要一直到1940年为止。 退还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去留学之前要先学外文，中国就搞了一些预备班。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前已经培训了三期， 180人。 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所有的教会学校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 文化机构，都由中国人接手管， 如外国人校长变成了都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做副校长或者教务长。 当时在美国的带动之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 如英国，法国和日本全退还了多要的庚子赔款。与美国的方式相同， 因此也有官费到这些国家去的留学生。中法大学就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 到抗日战争后， 美国在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等于把赔款都还了回来， 就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庚款留学的人数到1943年为止有三千到四千人。这个时期留学的规模大， 时间久，效率最高， 成才率最高。这批留学生与以前的不一样， 跟以后的也不一样，是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因为这次派留学生已不是盲目的，确实是经过考试选拔以后，才派出去的。比如第一期是从600多人中选出63人，只有十分之一被选出来。有了清华学堂以后， 又先在那培养。所以出国时起点就比较高，又经过清华预备班。到国外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 水平比较高。 另外就是培养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取他国之长， 补己国之短”。就是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 中国本来自以为文明最悠久的国家，能够愿意汲取外国的文明精华，灌输到自己的文明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就是说， 当时派留学生的思想本身就相当进步。 那些出去的留学生， 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学他国的精华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各个领域都起到骨干作用，各界的开拓者中都有这一期间留学生的身影，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政府官员， 特别是外交领域，自从有了这批留学生，充实到外交部门里， 对中国外交改善很多， 以前在外交中什么都不懂， 要么是妄自尊大， 要么是丧权辱国。那一时期出了很多有名的外交官。 如王宠惠、武平方等。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回国留学生都是在教育界。很多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就是他们这些人做的。而且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下一代。像种子一样，种下去。影响非常大。深远影响更难估量。 所以一般都认为，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 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在各个领域起到了骨干作用。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 例如像胡适、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但等等。应该说，就是我当年上学时老师辈的那一代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界， 还可以点出很多人名来。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tMXSWKVHnqHqdQuCiaghuoTdvFErdg23SjzvuI22qviclKUuYhDnZzPZBuGKEOpMmhwPC7n9ujKd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这又牵涉到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因为后来有人说美国是别有用心的，退还庚款就是要培养亲美派。当然他不会培养仇美派。他要培养的是对美国友好的知识精英。 中国方面尽那么大的力量争取，也是因为有一批官员就是要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双方的动机是合拍的，利益是相吻合的。 在外交上， 能够达成协议的外交都是因为利益是相吻合的。利益的汇合点就是达成协议的基础。汇合点越高越大，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好。有一些自称的“爱国者”经常会说， 这个国家干这个事不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吗， 他就是动机不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或者外交官，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办外交的话，就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外交官。因此说这样的话就等于废话。但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这么说。好像外交应该是无私的，这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要去办外交呢？ 所以当时庚款留学正好是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从得利来说，对中国好处更大。因为这一批人确实在那个关键的年代，对中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也有人说，这些人对美国友好是美国得利， 可是当美国侵犯中国利益的时候，这一批人绝对不会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且知道怎样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后来到1945年， 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庚款留学仍在继续，也仍是这样的传统。 而且那时出去的本来是准备回来的。后来有相当一批人没有回来。华人中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留在国外不回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45年以后不回来主要是政治原因。去留大都是政治的选择。 总结一下四九年前留学生海归的作用 不仅是庚款官派留学的，还有教会派出去的，基金会资助的， 还有自费的等，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外交方面，出了杰出的外交官；像顾维钧等； 其次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是起了骨干作用。 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 效率很高， 出成果很快。 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新的思想，是“西学东渐”的载体。 他们站在中西交汇的最高点，为中国的新文化的奠基，引进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引进新的可以想象的一种制度，为后来创建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使清朝之后没有建成另一个皇朝。而且他们不是只引进一种思想，而是什么思潮都引进了，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次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不同，是世界性的各种思潮在中国争鸣。从无政府主义， 到法国的革命思想，到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 从法西斯主义， 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美术、艺术、音乐的各种思潮。 还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间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成为精神支柱，教育栋梁，如西南联大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继续坚持高水平的教育， 培养人才，靠得就是这批人。 西南联大的校长、教务长、名教授， 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都迁往内地， 继续办学。一直坚持下来。都与这批留学人员的作用有关。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tMXSWKVHnqHqdQuCiaghuo0Lia6rZGqDBhCGHibudFicPenmypscSibzogLhv7bBSofkticiapQDmjEPKg/0?wx_fmt=jpeg 西南联大 为什么当时的留学海归能起到这些作用 首先，从主观条件方面看，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前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已经很高了，在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能够选择外来文化的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弊病体会很深，刻骨铭心。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明确目的； 第二从他们的主体来讲，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不管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风骨， 还是从西方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都有独立的人格，比较有骨气，即使到政府里做官， 也很少是贪官。 从整体来说没有被权势所收买； 第三就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作为洋行职员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现在说在外企是很好的工作， 那时社会地位不高。 直到四九年以前都是这样。对文化人是很尊重的； 第四也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那时国外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华人在国外受歧视，进入高级职务的机会比较少。而这些留学生出身大都在中上层家庭， 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 他们若回国是物以稀为贵，一般都能有较好的职位，较高的待遇。 第五个原因就是， 无论在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虽然政府不怎么样，昏聩贪腐， 一些武夫打来打去，但他们对文化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留学回来的海归们，都是当作很珍贵的人才， 争相聘用， 给予很高的待遇， 放手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在私营领域当时也比较容易起到作用，例如办实业、现代化的银行开始建立，特别是办教育，余地比较大。自主创业的机会较多。所以回来之后能够一展所长。 第六是当时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思想领域自由度比较大。 你回来之后，信奉什么没人管你，如胡适宣传的“杜威主义”，巴金崇拜的“无政府主义”，或是其他人崇拜另外的思想，不受控制。 他们自称是“偷天火的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把外国的好的东西拿回来充实中国。有百家争鸣的空间。 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的条件，1949年之前的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也是相对的，因为时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要办大事很难，经费总是不足。比如一位回来的海归要建地质研究院，就非常困难。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勉强才办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r0tsuxoGNGcXEgbribdzwfHvGKhHCcDGSVNWdsqp4TPLFcbes6vEKIw/0?wx_fmt=jpeg 一九四九年以后 这之前的留学生很少想要移民的。从四九年以后留在海外不回国的人比较多了。留下的都是不得已的，心情也不好，有一种“孤臣逆子”心结。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 对共产党又不能认同， 只有留下来。 留下来糊口是没有问题，但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得到发挥所长的机会，有“海外孤儿”的感觉。觉得是流落他乡，心情不愉快。 例如原来的图书馆馆长袁崇礼，在国内的地位非常高，但在美国定居以后，只是在国会图书馆的东方部做一个输入目录的普通职员。只是利用他懂中文。 即使那些留校任教， 得到终身教授教职的人，也有很多并不得意。 我八十年代出国时碰到这一批老的留在国外的人中，心情都不愉快。 例如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 职务在华人中已经算挺高的了，他跟我见面聊天时也是牢骚满腹。 还有一个哈佛的教授， 爱写诗，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忍教小儿学胡语”，（笑声），说不得已要教下一代学外国话了， 心里很不舒服。 那个时代留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留下来是很不得已的。也是很不得意的。原来是应该可以回去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政治上的变动没有能够回去。 当然也有一些回去的， 五十年代初期听到国内好像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反右以前国内是有一些新气象，政策是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不过主要指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留学生。 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例如学化学的傅鹰，在美国听到“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就因解放军回击长江上英国军舰的挑衅， 觉得扬眉吐气， 一高兴就回国了。后来差点打成右派。 总之除了像钱学森这样的回国后得到极高的待遇，因为要他造原子弹， 其他很多热心回国的人， 到了反右的时候就遭到了厄运。所以，那些准备回国的人也就不再回国了。 以上是讲四九年以前出去留学的。之后主要是留苏了，主要是学语言和学技术。但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到六0年就与苏联闹翻， 不再派留苏学生了。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计。 再下来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留学大潮，那是不可抗拒的。很多青年学子都想出国。那时虽然自费的很少，因为家长工资还很低，不可能自费出去留学。 但当时由于欧美等国，尤其是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奖学金的机会比较多，还有一些基金会。此外政府也有政策公派留学生出去。 但在这次的留学大潮中，不回来的相当多。 我当美国所所长时，对此非常伤心。我亲自跟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谈，跟他们要名额， 然后又确定派出去的人的研究方向。出去的人走之前都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一定会来。 刚去的时候还给我写信， 到第二年就不写信了。以后就没消息了。原因之一主要是派出去的大多是访问学者，不念学位。可很多人都有机会得到读学位的奖学金。所以那时一去不复返的特别多。但这批留学生基本上是好好念书的，而且还要半工半读，做助教，图书管理员等。他们确实在努力读书， 相当多的就留在了学校了。 到八十年代末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有本来想回来的也不回来了。因为八十年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很有希望的。那批年轻人曾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比较优秀，也很有自学的能力。出去了也很愿意回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的， 希望做一番事业。但那个事件一出， 很多人就不回来了。回国也做不了什么事了。甚至有回来的又出去了。那时有一句话，“不是进去了，就是出去了”。（笑声） 再下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越来越上升了。民族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分明。在国外不再觉得那么舒服，很难融入。二战以后的种族歧视也比较少了。在国外受歧视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视个人出路而决定去留成为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无可厚非。 过去有一种观念， 留学生不回来就是不爱国，起码是说你没良心。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没有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自己最好的出路。 如果说八十年代出去的留学生还好好读书，那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年龄越来越小，出去的良莠不齐。 家长越来越阔，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出去。纨绔子弟也越来越多。留学生的观念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也不一样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JZosmaXv7AzZ6ibS8Gjq01H7SokY8B0ibFnndnPK1iaHScRnQWPzrSmgQ/0?wx_fmt=jpeg 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了，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开始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回流。这部分回流的人中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是到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但毕竟是少数。因此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海归觉得自己身价高，要求较高的待遇。 现在的情况就更多元化了。要再像四九年以前那样“吸取他国之精华”， 为国内的改革服务就比较难了。 刚才说了主观原因， 还有客观原因， 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甚至于跟晚清政府都不一样了，由你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少了，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党的需要，完全要看政治是否需要你。对像钱学森那样需要的人， 可以什么都给你。但对另外一些不需要的人，你提出科研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动辄得咎。再后来的话，由于中国社会更加复杂了，要面对的不仅是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事，还要对付人事上的关系，各种潜规则。这样发挥作用就比较难了。 这样就造成留在国外的更多了，很多人用脚投票，不再回国。 总之哪里有更好的发展就到哪里，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无可厚非。 你留下来就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肤色是没有关系的。如骆家辉，他代表美国来中国做外交官，当然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他是第二代移民， 更无可指责。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自然而然念念不忘乡亲父老的，虽然因各种原因在国外定居了，但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前途，这是很自然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促进中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值得尊重的。 但还有一种现象，是我看到的而且很不喜欢的，有一些人两头通吃，回国吹嘘在国外有怎样的地位，能见到什么要人； 忽悠了中国人以后，回到所在国又吹嘘自己能影响中国的政策，骗得外国人的青睐，两边骗来骗去的谋私利，抬高自己身价。 还有一种在国外并不一定很得意，这种人有野心，在国外满足不了，就回到国内。很快就能融入中国现在这种畸形的社会。 他们非常懂得权贵们需要什么，然后与国内的贪腐势力和潜规则同流合污。而且以他在国外，似乎很了解国外的这种身份，制造一种统治者赏识的舆论，说其实外国很糟糕的，腐败也很厉害，民主没什么好，中国千万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样的话在中国很能被接受，他通过这个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本畅销书，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中，才畅销的。作者说，民主好在哪，我走了190多个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他说非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没有一个效果是好的。说明非西方国家是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的。更岂有此理的是，他自己是在阿尔卑斯山下买了房子，呼吸新鲜空气，他说中国治理污染最好。（笑声）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特高兴。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说明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 我也理解在海外华人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在海外希望祖国强大，自己身价更高，于是希望中国崛起，中国梦。这种人是把主观愿望当客观事实，然后到处讲中国如何了不起。这实际上是帮倒忙，误导外国人，他们只看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觉得外国的城市很落后。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从长远角度讲存在的隐患，他不在乎， 因为它不需要为此负责。 有一个外国人就对我说，中国现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后来我说你应该到西北、西南的地方去看看。 他很坦率地说，你们有这么多贫困人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外国人关心中国是有限度的。他也不管你还有几亿的贫困人口。 如果海外华人真的关心中国命运的话，你不能忽视还在水深火热中的那些民众，就像阎连科写的艾滋病村的情况。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P9OD95HAicU7P0l2UQV4bfPXqFJ6cdklfNDOn7XabJFWfyyNb0s9HuWo5wzqWDYCR3bcurVvq6bQ/0?wx_fmt=jpeg 外国人对中国的人权经常很关心，但它只关心那些头面人物，一些政治活动家受到的压制，他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关心有那么多底层的老百姓的人权， 天天在被剥夺。所以我觉得， 要靠外国人施加压力改变中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底层老百姓事得罪中国政府。对此不应抱有幻想。在海外的一些人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我觉得无效， 即使暂时有一点，也很有限，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进步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而且应该说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掌声） 但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真正关心中国民运的话，可以用各种办法推动中国向宪政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千万不要助纣为虐， 为专制唱赞歌。 中国现在有两种思想倾向要避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 表现在为钓鱼岛砸汽车这类的事情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 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他把权贵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贫富悬殊归咎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所以怀念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还比较好。实际上， 现在50岁以下的人就不太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样了， 他们也没挨过饿。但“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口号很能够忽悠人。 这两种倾向中， 在海外比较能够起作用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希望中国显得特别强。我记得八十年代出来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左派，他们居然希望中国马上出兵打台湾。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要打起来他们在海外不受任何影响，还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最倒霉，然后他们在一旁摇旗呐喊，说这真好。 给我们争气、长脸。这是不可取的。 在海外真想关心中国的话，应该做些推动向民主、宪政方面前进的事，或者能够进一步开启民智的事，例如以亲身的经历和研究介绍西方的制度，各种值得学习的社会现象，开启民智。现在出版社出版翻译的书比出版本土的书尺度要更宽松些。读者也会多一些。 （掌声10秒）

我的读书观 文：萧三匝 此处专指人文社科书籍，读者也专指一般读书人，而非学者。我读书本不多，名之为读书观，绝非托大，略陈数言与诸君交流耳。 一、所谓读书，不过是与作者对坐谈心。他说，我听。他说得对，我自然认可。他说得不对，我又何必屈从?故平视古今中西大家巨匠乃读书要旨，仰视则读书之大敌。 二、读书的最大目的，是建立思想框架。也就是，学到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知识不是力量，见识才是力量。装一肚子知识，最多不过是个知道分子，知道与不知道有何区别?中国不缺知道分子，百度就是最大的知道分子，中国缺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人，读了一肚子书，但在大是大非上却无定见。你要说张三的主张对，他能找出一大堆理由说张三不对;你要说与张三相反的李四对，他能找出一大堆理由说李四不对;你问他自己到底是何看法，他就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了。有人炫富，有人炫姿色，这种家伙炫其博学，我平生最讨厌这种人。 三、 只读经典。原因很简单，人生苦短，除了读书，大多数时间都应做事，经典都读不完，何必读字纸?何谓经典?经过时间淘洗的著作才是经典。放宽点来说，知识界公认的大家著作也可称为经典。但并非大家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部经典已属不易，能写两三部者可称奇才。故一般而论，读一个人的代表作即已足够，只有少数里程碑式人物的著作需要全读。我读过鲁迅、周作人全集，殊觉后悔，因其大多数文章都不必读也。 四、 世上并无任何一部必读经典。故那种开给所有人的必读书目，也仅仅只是个参考书目而已，万不可当真。此语与上则可形成辩证关系，何也?仍以对坐谈心为喻：两人对坐，有无话不可谈者，有气场不合，沉默不言甚至抽身离席者，读书也一样，若口味不符，何须强求?纵使强求，岂能获益?比如我，中国四大文学名著，我都没读完，因为都不喜欢：《西游记》几乎回回都是重复，可写八十一难，何尝不可写千万难，结构不好，读之索然；《水浒传》的英雄，大多不过莽夫，不相识前，一语不合，大动干戈，一说起某个双方都认识的“哥哥”，旋成拜把兄弟，其智与小儿何异，与公义、原则何干? 再者，英雄们的造反，多因私仇细故，原与所谓朝廷迫害无关，此种人物，有何资格称英雄耶?《三国演义》，史观陈腐，大赞勾心斗角之人，国人受此毒害可谓深矣，何必读它?《红楼梦》，实在太啰嗦了，我承认，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五、 读书兴趣也可转进，不宜过于拘执一端。有人选择终生研究某一个人、某一本书，旁人自无置喙的理由，但多数人的兴趣还是要大得多。我30岁前喜读文学，之后喜读思想学术著作，不读文学久矣。转进者，转为进也，若只转不进，终归浅陋，转而能进，终能廓然、沛然，一通百通也。即如陈寅恪，早年所学多种语文，对其学术创作未必都有直接作用，但必能产生间接作用也。当然，从根本上说，只要用心，本无只转不进之人，唯程度不同而已。 六、 经典必须细读。既然是经典，就存在极大的普适性和深刻性，况且任何文字的表意功能都有限，不细读何以深知其意?有人声称自己一年能读两百多本书，有知名教授每月都能向读者推荐20多本书，我即便不怀疑其诚实度，也相当怀疑其见识，因为这种读书方法，根本不可能细读。与其追求读书数量，不如深究读书质量，读书又不是淘金，读那许多何用?有心人读书，从细读一两部书开始扩而充之，否则无根基可言也。如李泽厚最初做学问，即从细读谭嗣同、康有为开始;殷海光之《中国文化的展望》，我细读不下三遍，仍觉新意迭出。 七、 反者道之动。凡为学问，必生派别。凡大家巨匠，必不受派别限制。世间学问，创见多源自跨界。所谓学统，不过腐儒自珍之物，与学者求真之本质相悖。虽然如此，欲卓然自立，当从某一学派入，了然此派源流细节后，则应进入另一与其相反之学派，至少需知其大要也。所谓相反相成，此之谓也。举例言之，欲确立牢固不破的政治思想，则左右两派思想均需涉猎，否则固执一端，虽有卫道之热情，必浅薄无根。进一步言之，若不知对立思想流派所攻为何，即便坚信此派立场，不过迷信而已。何况“立场”一词，本是政治斗争词汇，与思想探索有一毛钱关系吗? 八、 有无之辨。读一本书，先当不存我心，完全将自己投入进作者的语境之中，所谓“以学心听”也，目的是真正搞懂作者的所指究竟为何、思想方法为何。但若止于此，不过前言之知道分子，如何才能进一步?当有我也。思想者读书，“六经”不过是“注我”之工具而已。何以能之?再读、三读、四读时当独立分析该书得失，得则取为我用，失则弃之如敝履可也。此所谓“失”，包括论据失当、论证方法失当、论点适用时空的局限、情感影响理性的程度等等。大多数著作的创见，不超过十点，可用一页纸写完，此所谓真“得”。获此“得”仍不能谓有识，唯有将从书本所得与中国当下现实联系，深入思考，才能真有见识。再以政治学论，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立论基础大都是针对该著作诞生时西方某国、某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并从现实出发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总是存在其时代局限性。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本西方著作完全回答了当代中国如何才能完成现代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自己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指的答案不是理念，而是方法、途径、手段。 九、 泛览杂著。杂著也不是闲书，可谓在某方面或某几方面有见解的著作。沉迷经典过深，容易把脑筋搞呆，泛览杂著，可以保持脑筋的活力。但泛览者，知其大意可也，不必探究过深，故览、读二义不同，前浅而后深。 十、 索玩无用之书。以上数则，强调读书的实用性，因此过于理性。但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满足自身感性需求自属应当。站在建立诗意人生的角度看，无用是为大用，因其能怡情、悦神也。张中行曾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今化用，不读无用之书，何以遣有涯之生。人若无见识，尚可原谅，若无趣味，不可深交也。对我个人而言，若有空闲，最喜索玩宋人字帖，其中尤奢黄山谷、米元章之行书也。

专访作家薛忆沩：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 文：徐刚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这得益于这位难以归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哲学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而恰在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近年来，他凭借长篇小说《遗弃》《空巢》《白求恩的孩子们》、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等，先后斩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从2014年起，还连续三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成为华语文坛的一道风景。 薛忆沩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一切尘世的粗浅和鄙薄，虽知音者稀，却也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最近，他的《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与狂风一起旅行》修订再版，再加之他一系列小说在英文世界的翻译出版，以及最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的顺利发表，我们对他“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他旅加归国后，我们有了这次敞开心扉的对话，一次关于一个执着的文学生命的对话。 70年代给我的两大遗产 凤凰周刊：追索您的人生轨迹，从国营工厂、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到高等院校，再到移民加拿大，我感觉您始终是在追求抑或逃离的路途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在您生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薛忆沩：我喜欢自己出生的年份和月份（1964年4月），因为它与莎士比亚的出生正好相隔四百年。而我的记忆是与1970年代一起开始的。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始，对一个写作者也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它将历史和政治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最终也决定了写作者观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我在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已经逐年清点过70年代的历史与政治对我文学生命的影响。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逃离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秋天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从北京逃回到了长沙。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逃离，它在一星期之后以我的妥协而结束。第二次逃离发生在1986年，是从位于株洲的国营工厂的逃离。这一次我是以极端的方式让“城堡”似的体制向我做出了妥协。这第二次逃离已经与文学关系密切了，或者说，文学这时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中心和抉择的理据，任何其他的诱惑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一路走来的曲折？我想我现在不可思议的“文学状态”就是最好的评价。我想我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评价。 凤凰周刊：我是通过长篇小说《空巢》才开始了解您的小说创作的。记得在2014年，非常偶然地在《花城》上读到这部作品，感觉非常惊艳：竟然还有作家以如此绵密繁复的方式去触及现实与历史。在我看来，《空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小说在此极为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之上，从而极为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实。沿着《空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小说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呈现那难得一见的“现实感”？ 薛忆沩：语言不应该以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为己任。语言也无法抓住字面意义上的“现实”。这一点，尼采早就已经看到并且据此还在《偶像的黄昏》里表示过对语言的“轻蔑”。我一直很不理解人们关于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议论。我一直觉得，这种关系的存在是一种学术的成见甚至幻觉，对这种关系的焦虑是功利的，是会阻碍小说艺术的发展的。小说作为意识活动的一种记录，当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隔阂。而小说作为关于“故事”的叙述，也同样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距离。 小说应该呈现“现实感”，这种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精髓，而这“现实感”事实上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通感”。这种“通感”，主要体现于个人命运的悲剧性。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是小说寻找这种通感的工具。《空巢》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找到了这种通感：它既是一次关于“骗”的历史考察，又是一轮关于“空”的哲学思辨。它将身处不同“现实”中的读者带进了同一段美的历程。 凤凰周刊：我在关于您的一篇专论中，用“内心的风景”来概括您小说的基本特质。在我看来，您的小说无论写历史、写城市，还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所标示的写“两性关系”，都一样是在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开掘，而非单纯、客观的表象叙事。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内在化”写作方式的？ 薛忆沩：从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涌入中国，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饥饿而迷失的心灵，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批判的武器”。这是我的“内在化”写作方式得以生根的“大环境”。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又都可以说是“现象学”的通俗形式。“现象学”最大的野心就是要纠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割裂精神和物质的所谓“二分法”。 “内在化”的写作方式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它通过人与历史和现实互动的意识活动来认识人的处境。这种意识活动不仅为文学提供内容，还为文学提供形式。它是文学的根。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我在青春期之前经历的中国现实。我一直觉得能在“十年浩劫”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那时候的人处在极端的状态，每天都在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而且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简朴、权力体系单一，对灵魂的观察，不会受太多肤浅的事物遮蔽。 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孩子，我记忆的深处自然会积淀无数“内心的风景”。在《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说“语言”和“死亡”是70年代留给我的两大遗产。这两大遗产也是“内在化”写作方式的根基。 “文学祖国”中的世界公民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您喜欢不断“重写”自己过去的作品。看得出来，您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圈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位像您这样如此执着地“重写”的作家了。“重写”不仅意味着弥补过往的漏洞，凸显旧作的精华，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借此表明一种文学的态度。您的长篇小说《遗弃》今年又要再次出版，这应该是它的第四次“升级”了，《遗弃》无疑是一个文学的传奇。您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实施“重写”的？能简单谈一下您对《遗弃》的“理想读者”是如何期待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uwjwfZohFt39S8qibKiac4GIhMsWbooVN1lNqh3iagQOSgOu09qg13V9g/0?wx_fmt=jpeg 薛忆沩：还是可以回到刚才引出的“语言”和“死亡”这两个关键词。我是基于“语言”对旧作进行重写的。在2008年前后，也就是我离开母语的环境六七年之后，我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快发展到了对自己的旧作（特别是那些被人追捧的旧作）忍无可忍的程度。另外，重写也是对“死亡”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情结，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有过深入的讨论。 我的重写大概开始于2010年。到2015年初，我已经完成了对自己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全部作品的重写。此后，我又完成了“非文学类”作品的重写，即将以《伟大的抑郁》为名结集出版，里面涉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和人物。《遗弃》的最新版本也将与《伟大的抑郁》同时出版，这个版本与2012年获得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版本没有太多的变动。《遗弃》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奇，它的文学价值仍有待学者和读者的发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是《遗弃》的主题，所有对生命的困惑有深切体会的读者都是它的“理想读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gxWlMUN4oaMIYDoS5LtgpHwt7oeiaXS64xvsYfRTqzLkBZlJnKD3CSA/0?wx_fmt=jpeg 凤凰周刊：《文学的祖国》是一部有关文学大师的阅读笔记。在这里，您并没有触及太多此类书籍常见的文学技巧之类的元素，转而写到很多作家写作背后的故事，关注的其实是作家个体的命运。或许在您看来，文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才是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作品？我一直隐隐地觉得，您在对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将您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自然地呈现了出来。比如流亡作家纳博科夫，通过语言的“变节”与“再生”而成为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再比如黑塞不安的灵魂与祖国的紧张关系，为此他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深陷险恶的漩涡，都会让人联想许多。因而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在您笔下的大师，与您本人及其小说作品之间，建立合理的理解通道？由此也充分理解，文学这个语言的祖国的确切内涵。 薛忆沩：尽管我认同符号学的批评理论，却一直不能接受“作者之死”的看法。写作始终是与写作者命运密切相关的事业。“作者”没有死，也不可能死。他们始终与他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作者的这种“不死”状态，也是写作这种事业最为精彩的部分。我在叙述大师们的命运的时候，也会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大师们的命运中发现写作的宿命对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是莫大的安慰。 昨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对巴恩斯的精彩访谈。巴恩斯谈到他刚出版的以肖斯塔科维奇生平为素材的小说。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列举的作曲家生活中的那些细节也恰好是我在读他的传记时感触最深的。我相信，能够写出经典的作家，对生活中的细节也会有相同的敏感。这种敏感是“文学的祖国”中的“世界公民”的共性。我个人是注重传承的写作者。我相信写作与语言，与忧郁，与个人，与理想主义等等的神圣联系。我相信写作是最神圣的事业。我的这种信仰在我的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也是理解我的作品的关键。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mocJXMEicia9hwonYicibUOpnu2UDKkym1AW8217eboLGFOIzFMP6ic6NHA/0?wx_fmt=jpeg 凤凰周刊：您直接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书评写成了一本书《与马可·波罗同行》，而且逐章分析，精确到字句。看得出来，您的用力极深，为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这本书中，55座不同的城市，每个小节都有独特的标题来锁定一种确定的意蕴。这既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与展开，也是一种诗意的把握与概括，相信会对人们理解《看不见的城市》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您的笃定的解释，也有可能会扼杀卡尔维诺文字中更为隐秘的丰富内涵。那么问题来了，您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想写这样一本书？仅仅是因为前言中所说的，“许多中国读者看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吗？或者是说，卡尔维诺这类当代中国极为稀缺的作家，对于您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薛忆沩：我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我正在为《南方周末》写读书专栏。写作这部作品，是我为了保住敏锐的语言感觉而给自己出的“附加题”。这是难度很大的写作。我的汉语感觉的变化，或者说我对汉语的发现，就是在这次极限运动般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前面已经谈到，对母语感觉的变化是我“‘重写’的革命”的导火线。《与马可·波罗同行》因此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的解释并不是“笃定的”，其中存留着不少的疑惑和问题。这些疑惑和问题甚至是被卡尔维诺本人忽略的。 写作这部作品更崇高的动机，当然是想让读者看到小说的认知功能。小说一方面是审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批判的武器”，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将“审美”与“批判”结合在一起，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作为审美的对象，小说必须有精准的语言、精美的结构、精微的思绪、精深的情怀；而作为“批判的武器”，小说必须以高度的自觉去探究历史的根源和人性的奥秘。 《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对生命充满忧虑，对权力充满困惑。马可·波罗的见识和叙述完成了对帝王的教育，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平民感觉如同经受了洗礼。这就是卡尔维诺这一类作家的境界：他们的作品既保留了文学高贵和庄严的体态，又充满悲悯和温暖的情怀。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2BhAIO0SvibjvJ3QVo2Eew07HSp7nb9H49lx1dXDIBGzZcDHtg3ZahLvwbFXKGzM7sJ6HmtQOIQ/0?wx_fmt=jpeg 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 凤凰周刊：最近，您的“战争”系列小说被美国的英文杂志以专辑的形式用一整期的篇幅推出，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时也在加拿大出版。这些作品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包括哈金在内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您的小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翻译问题一直都具有争议，一方面，多数人会认为汉语小说独特的韵味具有“不可译性”；另一方面，中国的故事又很难逃脱被刻板理解为中国现实或历史的命运，成为西方汉学家猎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小说的翻译前景的？ 薛忆沩：任何一种语言“独特的韵味”都是不可翻译的。要知道，我们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那些经典作品，也丢失了原作多少“独特的韵味”啊。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本身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美国大批评家威尔逊，曾经在一封给纳博科夫的信中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英译其实非常糟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糟糕的翻译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作品的传播。翻译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看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翻译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外语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懂汉语的时代，在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写作水准和阅读趣味都在下降的时代，翻译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它不再单纯是语言的问题了，它还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是“被翻译得最少的著名作家”。这种被忽视的状况，现在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前，在我的“战争”系列小说出版之后，有德国和法国的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关注中国文学的网站上还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访谈中也经常被问及我对这种状态的看法，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这种状况可能说明我的作品超越了某种文化上的偏见。我希望我的作品被西方普通读者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仅仅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或者政治的辅助材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愿意与那些不懂汉语也对中国文学没有任何知识的读者和学者讨论我的作品的原因，那是“纯”文学的讨论。是的，从今年开始，我被翻译的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我希望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凤凰周刊：您长期在国外居住，平时也大量阅读英文小说和学术作品，有没有打算尝试英文写作？ 薛忆沩：这也是经常被人问及也令我十分沮丧的问题。用英语写作一直是我的野心。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尽管它可以在写作课上得到A+的成绩，但离我自己期待的水准还相去甚远。后来再用汉语“重写”的时候，我更是很有感叹，知道自己很难再有勇气去做第二次尝试。 凤凰周刊：《作家》杂志第五期刚刚刊出了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单从小说的题目，我就感觉它与您过去的那些长篇小说可能大为不同，这让我非常好奇。在三联书店关于“薛忆沩文丛”的活动现场，您提到这部作品呈现的是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您还提到，国内一家著名杂志的编辑认为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阅读趣味都已经脱节。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新作的一些情况吗？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能够在国内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与一个因妻子的死亡及女儿的离去而濒临崩溃的中国男人，在蒙特利尔天寒地冻的皇家山上发生的一段奇特的“三角关系”。三个生命背后的“真相”，都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而三个生命的相遇交织着人类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爱的喜悦与悲伤。这只可能发生在全球化大时代的故事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 2011年的冬天，我在皇家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当时，我正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无法在国内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小说的两个原型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们马上就激起了我的想象。尤其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却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她让我为自己对写作的绝望而羞愧。我与这两个原型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一直相信她们将会给我带来一部新的作品。 去年11月2日，也就是在首次看见小说原型将近五年之后，灵感终于到来了。仍然是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就像两年前《空巢》出现的时候一样），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小说的发表过程经历了与《空巢》同样的曲折。当拒绝过《空巢》的那家杂志用小说的“浪漫”风格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为理由拒绝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失落和恐慌了。我有的只是一点点伤感，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祖国可能真的与“文学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注：本文转载自凤凰周刊2016年第19期

大清国的故事（3）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敌人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全文完）

大清国的故事（2）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吸取教训的某些中国人现在依然如此）。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Lhu8julnDHxMCah0P1UibGocBnlSX09yhoq3ic1rZ0hdM0QsJYt8oYUw/0?wx_fmt=jpeg 两广总督耆英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FAcPt6SMINpibZIQGUN3tQ2UibysNt83vniaxA63mQ65tdic2J9QAKS5Og/0?wx_fmt=jpeg 两广总督叶名琛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PXctWTWmDEPEgic4zyfY8AXsFWtAeaDFKZKuEWRdcyVIlj2xazuSObQ/0?wx_fmt=jpeg 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大清国的故事大清国的故事（1） ——晚清官员的国际交流智商为何会“低于零”？ 文：转载自网络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现在很多当官的，不就是这个心态吗？不捞白不捞，哪里有什么国家责任和公民荣誉心。）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dkBNIhG3eWD1RLu0JpdERH6216OCMtCDeTibOgsibuiaYZC4q0suhZl0g/0?wx_fmt=jpeg 林则徐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 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rDmlcJjAKFlg38k7aaGiaibKq9vhN1pZqdfsnyiaeVQCTUAcK4CpnbqCA/0?wx_fmt=jpeg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 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 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Xvj3wmicuLqkFicW4fxrpKyk3KjJEibjMN8VVpjMrsdvNgtG0wk6UVuHw/0?wx_fmt=jpeg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镇江“西门激战”。英国人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制。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EdU43tkicd3kFia3J4aj4CYlGYVmfXcjXgaFjVgweTv920HqORyvoPe6RThr1EIRzHqFqslsp5b4A/0?wx_fmt=jpeg 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渊博三境 文：李劼 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文豪博尔赫斯，学识之渊博，文学史上历代作家当中可谓首屈一指；思想的深邃、心胸的浩瀚，足以与卡夫卡、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比肩而立；其睿智其平和，又颇有东方禅师风范。晚年有如荷马一样双目失明，他的短篇小说颇有荷马史诗的恢宏气度。论说人类文化，了无偏见，将古希腊文化、希伯莱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与最为辉煌的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一视同仁。在他心平气和的人文胸襟面前，萨伊德的气势汹汹显得极其可笑。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j0tZfVfReibYtibd32182hPVcBOPtOQzo58F8Xktl0Q1D6Wo3YSC2QQQ/0?wx_fmt=jpeg 博尔赫斯 渊博并不鲜见，然渊博被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恢宏高远的审美境界，却是博尔赫斯的不同凡响。精通多种语言，在博尔赫斯并非只是成为学者的资本，更是抵达审美的坦途。他对照拉丁文、意大利文阅读《神曲》，体味但丁诗句之美，全然是匠心独具的诗歌评论；一如他论说梦魇，于弗洛伊德、荣格之外蹊径独辟。他擅长于将极其形而上的话题，旁证博引地诉诸日常言说，不露丝毫的概念痕迹。阅读博尔赫斯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能于渊博之中感受到审美的惊喜。用他本人的说法，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他拒绝承认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文学写作。他藉此指出，乔伊斯的小说，是失败的。 熔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爱尔兰史诗为一炉的乔伊斯小说，其渊博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作家，其语辞上的非凡造诣，在英语世界举世公认。但他没有将渊博完全交付审美，而是误认作了实现其文学野心的天梯。他蔑视都柏林小市民，却依然难脱市民气；他想叛出教门，却在《芬尼根醒悟》里下意识地扮演阿奎纳。他在《尤里西斯》里让化身斯蒂芬高谈阔论莎士比亚，让都柏林小市民布鲁姆卖弄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知识，其叙事更是维妙维肖地演绎了有史以来英语写作的各种经典文体。但最终还是挡不住，在《芬尼根醒悟》中走火入魔般的疯颠。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n5OKvglsMlwSicG7t4yhUdrGsWIqdhohicl9zhvGIEvPOCsic1Su1ICyg/0?wx_fmt=jpeg 乔伊斯 有趣的是，即便走火入魔，文字照样光彩夺目。那些个重重叠叠地充满隐喻性的句子，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异曲同工。《尤里西斯》尚有故事和人物，《醒悟》全然是由句子组成的一片片文字的群雕，足以让艾略特的《荒原》黯然失色。立体的叙事话语，将最古老的意像变成了最现代派的画面。野心是丑陋的，但被野心点烧的焦灼却美得另有一工。透过疯颠，乔伊斯的渊博徜徉着一派野性的峥嵘。 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渊博像驯顺了的家禽。《管锥编》的丑陋，不在于野心勃勃，而在于屏息敛声。同样的旁证博引，钱钟书既没有博尔赫斯的思想性和想像力，又没有乔伊斯式的天马行空。就算是家禽都没有鸭子的欢快只有鸡的自得。论权变为权所囿，论设敌又不敢为敌立言（参见笔者新浪博客上的《博客清淡、与众闲聊》之三之四）。同样的避谈政治，在博尔赫斯世界里是因为政治显得太过渺小，但在钱钟书的著述里，政治却巨大得有如无形的重压，令人窒息。因此，钱氏会将韩非子的权术视作察兵之微，将西方的人权理念等于同韩非子鄙视的竞于道德。阴森可怖。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iaT3xpwtKd3QaicLPaDm1LoTvoB2bFQAichZfvDV94d5Ewb1yn58he2NQ/0?wx_fmt=jpeg 钱钟书 《管锥编》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对称在小聪明的洋洋自得上。渊博，在钱氏笔下，有如财富被一再炫耀。在渊博之上高高飘扬的是记忆的旗帜，而不是思想的飞翔或者审美的高远。这种自恋的可怜在于，既不敢挑战权力，也不敢叫板孔儒话语；尽管钱氏心底里既不服权势的重压，也不以儒家为然。心高气傲，原本要有灵性的修为和深厚的善根做底蕴，方才因孤寒而凄美，因悲悯而致远。然于御译之外偷偷自得其乐的钱氏著述，却宁可苟活于鸡笼也不愿拍案而起于山林，终成中国文化圈养史上的一例经典。喜儿被黄世仁强奸固然很不幸，但让黄世仁正式收房做了小妾却更不幸。 博尔赫斯，乔伊斯，钱钟书，渊博三境也。 注：本文摘自“上海人李劼的博客”。

是朝代，还是国家——为什么会有美国？ 文：朱学勤 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 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同一地球上共处，已有200余年历史，其间曾有两次交集。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纲领最后六字为“建立合众政府”，昭示此后中华民国的百年追求，是想结束中国史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新型国家。无独有偶，11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六个字。后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 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万恶“美”为首，现在突然承认为“新”，这一点进步来之不易，理应表扬，但也是否允许庶民一议，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 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人新著《帝国的分裂》，看郑非回溯美国如何建国，或许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启迪，有所教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gIXCDu3yH7EhxFMo6Rt8DthfsG7tpafhcdrfT95WLwlyJjVO2rEFrg/0?wx_fmt=jpeg 　　 我们这些人此前盛赞“光荣革命”是经验主义而非先验主义引导英国赶超法国，赢得现代文明史开局胜利，这些没说错。但有一事难以绕过：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胜利，不列颠为何出现“帝国分裂”——北美十三州引法军回援，宣布独立建国?郑非认为，兹事体大，值得细说。经验主义当然好，但也有它的短板，一旦流俗，即成因循守旧，得过且过：1688年之后，不列颠依成例而治，渐成惰性，好施小惠，不思“大体”，这个“体”，既指“政体”，更指“国体”。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东摸摸西摸摸，只因战胜而增税，一不小心摸到这块“烫手山芋”，终成“帝国分裂”之大祸。 战前英国对北美管理松懈，当时北美税负极轻，各殖民地年人均税负从0.1到0.22美元不等(按，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60美元到100美元)，折算为英镑，仅为1先令，可谓轻徭薄赋。正因如此，战后向北美多征一点税，不列颠信心满满：战争本来因北美殖民者与法国人争夺土地而起，法国佬赶走了，十三州太平了，让北美多交税，其实是补交此前我们垫付的军费，谁得益谁买单，这是常理。北美这边的想法却相反：战争既已打赢，外部威胁已消除，十三州为安全需求买防务，“保护费”应随需求下降而下降，不降反增，岂有此理? 北美人抓住1215年大宪章来说事，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的问题——伦敦那边的议会有没有“权力”对我们征税?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伦敦没有我们的议员，凭什么下令向我们加税?“无代议士不纳税”，这是大宪章赋予我们的“历史权利”!不列颠认为这是强词夺理，伦敦是帝国议会，海外领地是地方议会，就算是“一国两制”，怎么能以下抗上，冒出个双方平行的“平面逻辑”? 母与子争议，从“钱”争到“权”，争出个“世界观”问题：帝国认为这“世界是直的”，必须竖起来直着放，中央在上，领地在下，上下有序;北美认为这“世界是平的”，朝政等级应放倒，呈平面排列，建立“新型关系”。前者守一个“帝国竖立”，延续中世纪晚期“王朝”话语，后者坚持这“世界是平的”，其实是在突破“朝代竖立”，呼唤现代国家逻辑。 此前北美走私猖獗，七年战争中甚至有人向法军走私军火而牟利，在伦敦精英眼里，这就是一群赖昌星式的人物。赖昌星赖税，出于经济利益尚能理解，打着1215年大宪章旗号来争“权”，则万万不能容忍。不列颠并非专制，有议会民主，能让步，而且确实在让步：已经颁布的“印花税”收回成命，运至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官茶，比那里的走私茶还便宜三便士。 伦敦的执政经验是经验主义，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能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遇事多撒银子就是，但不能得寸进尺，问鼎“朝廷”——“国体”。这就叫 “不生事”，或曰“不折腾”，用经验主义大家伯克的说法，“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伦敦自认精明，他们始终坚持在“钱”上争，与赖昌星们讨价还价，就是不在“权”上争。这就是历来统治者容易犯的错误，让不让“权”，也有一个“本”与“息”的关系：今天主动让，只不过是“息”——改革“政体”即可，明天被动让，则可能是“本”——动摇“国本”;拖到后天不得不让，那就是“连本带息”——从“政体”到“国体”，吭不郎当统统“让”出去了。 那时英国可称“一体两面”，1688年“光荣革命”解决了“政体”问题，“国体”尚处于中世纪帝国时序，王位世袭，有一世、二世、三世。即政体言，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它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它是“民主的”，又是“帝国的”，治本土，无成文宪法;领海外，无专职机构，既不像联邦，也不像邦联，有点四不像，就这么“摸”着石子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 用格林在《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中的话来说，“在英格兰的宪政中寻找线索，来指导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恰当关系，是徒劳无功的”，既有体制“不再适合一个扩展了的，多元化的”帝国。这样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北美来捅，还可以继续“混”，继续“摸”，北美这一捅，短板与长板不接缝，“政体”与“国体”开裂，“一体两面”就混不下去。北美这边起初也懵懂，曾寄望于母国民主、君王仁厚，留在帝国母体内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也能过得下去，两边已经打起来，华盛顿每天晚上还在与众将领“为国王干杯”，就是这样出现的。后经潘恩、杰斐逊这帮“精英分子”援引法国观念来“启蒙”，猛一醒，有意识地向“一体两面”接缝处捅，母与子拳脚相向，闹到不堪收拾，经“八年抗战”，北美最终独立。 北美果然“自成一局”，这“一局”非同小可，承上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 说“承上”，它没有割断与英国精神的联系，当初喊“无代议士不纳税”，比英国还英国，可谓“光荣革命”第二局，亦可称第二次英国革命。此前不列颠解决了“政体”问题，现在轮到北美来解决“国体”问题，以1787年费城制宪为标志，可结束数千年“王政”，开启“新型国家”的“新型关系”。 说“启下”，这“第二局”延续“第一局”——延续英法争霸，扩展至世界史范围北美与俄罗斯争霸，第一局1∶0，第二局还是1∶0。那时欧洲过于吵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却未注意视野背后，还有更为危险的两条线在不声不响地扩张。一条就是这北美，独立后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由东向西，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另一条则是沙俄，方向相反，由西向东，也是从一条海岸线扩张至另一条海岸线。俄罗斯与它的精神之母法兰西也干过一仗——1812年拿破仑战争，也同样是在战场上接过它母亲的接力棒，跨上跑道第二圈。它是越过乌拉尔山，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直至看见日本海。 这两条线势能太大，一是由东向西，一是由西向东，不幸地球又是圆的，它们一定会碰头，一旦碰头，是和平相处，还是撞击出天崩地裂的火花?从梅特涅到基辛格，这师生俩把王朝权术玩得烂熟，合纵连横，连连得手，可挂多国相印，尤其是后者从中南海绕到重庆，“China政治”兼个人生意一路通吃，却看不到历史老人已经绕行到他们背后。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蓦然回首，才看见那两条线就在他们的后花园碰头，擦出一朵叫“冷战”的火花，耐心地无声慢放。“扬基佬”与哥萨克先在易北河拥抱会师，后在柏林墙对峙，冷眼相看五十年。 世人谓“冷战”，或谓“东风”“西风”，其实深植于英、法争雄二百年，即北美人开出的“第二局”，也是历史跑道上的第二圈。至1989年，贝多芬《欢乐颂》突然响起：柏林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倒，俄罗斯扩张至十四国，比北美还多一“国”，瞬间解体，轰然倾塌。 为什么会有承上启下，为什么“第二局”会以这样的一幕告终? 从精神血脉这一头说，北美“第二局”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先验主义之混血，占有生物学“混血优势”。 如果说英国血是A型，法国血是B型，那美利坚是二合一，它能诞生人间，意味着地球万国生态出现了一种新型血——AB型。扬基佬本性属A，独立战争能抗税，端赖大英母体赋予他们的“历史权利”——1215年大宪章。但从1775年潘恩、杰斐逊援引法国观念始，北美开始危险转型，抗税理由从“历史权利”转向“自然权利”。前者尚有经验主义A型血，后者则援引法国B型，把“先验理性”写上了他们的旗帜。 用恩格斯对法国启蒙观念的总结，所谓“先验理性”，就是要让此前的一切权威都要到“理性”而不是“历史”的“法庭”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严重的转向?之所以说“严重”，实因为它是要将此前的历史归零，“权利”不是从历史继承，而是从历史的零度状态即人类刚走出、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时，有一纸契约开始的。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诗语说，那只不过是“人猿相揖别……流遍了，郊原血”，他们说“对!是有‘人猿揖别’，但不是‘流遍郊原血’，而是订有一纸契约，此后方有文明社会;统治者单方面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故而我们有权利另定契约，再建一个新型国家，‘从头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AJjGCoY1cIj77OP7fFoob6b24CxK2N6schCRghibcYjNCRjuhLia4tPA/0?wx_fmt=jpeg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我们细审杰斐逊《独立宣言》开头那一段，什么叫“ 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是柏拉图和卢梭式的证明方式：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也有几何学那样的“公理”，须从各种偏见、定见后退，退至不能退，直到发现那最初的“公理”，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那就是“真理”，或称历史的“零度状态”。它不能“自我证明”，却能在人心中“豁然朗现”(当代中国新儒家语)，从这里出发，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定理、定律，由定理、定律再来证明整个几何-政治学“大道为公，正当合理”! 《独立宣言》列举的那三大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生来平等而且自由，当年就是以“自然权利”取代“历史权利”，逆行上溯，一步一步以先验演绎而不是经验归纳推导出来的。 但按伯克英式经验理性来衡量，权利是从历史中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原理演绎出来的。哪有什么“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几何-政治学“公理”?那张“人猿相揖别”的“社会契约”，从尼罗河石窟到敦煌经卷，找不到一条考古依据。一个不能“自我证明”的东西反而能证明更多的东西?那不是几何-政治学，而是文学-政治学，全是巴黎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梦呓!但历史就不按照伯克的经验理性走，而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那里拐弯，高举高打，从波士顿一直打到费城。 当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张，杰斐逊的激动身影终于淡出，他在这一不亚于《独立宣言》的关键时刻，去心爱的法国当公使去了。一个与杰斐逊水火不容的冰雪儿——汉密尔顿，在费城悄然出现。后者更多经验理性，厌恶前者文学激情，他所主持的《1787年宪法》，不仅是英国经验理性的杰作，简直可以看成是完整回归。我们可以对比《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不仅在思维逻辑，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迥然有异。这一发现如为今日“后现代话语”窥得，他们一定如获至宝，称之为“美国反对美国”! 如果要从文本(Text)溯源向上追，后人确实可从杰斐逊追到卢梭、柏拉图，但在汉密尔顿那里，只能追到亚里士多德，途中还可能看到伯克，“帝国分裂”走到费城制宪这个节点，老伯克也会击节称赞。这历史的“第二局”还真是靠幸运起步，当时如杰斐逊不走，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那次会议，汉密尔顿麻烦大矣!阿弥陀佛，杰斐逊这一走，才轮到汉密尔顿唱大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MMQGoiaxbZ2Lu3QUOek0yXDvfZfGwlyHwyicEUKDCurOSBn9AyyQ7WbA/0?wx_fmt=jpeg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1787年宪法主要起草人 总要有人如烈火般燃烧，也要有人如冰雪般聪明，这水火相济，“二人转”才唱得下去。没有杰斐逊，北美不可能点燃独立战火，没有汉密尔顿，这把火只能把“新型国家”的可能性烧得一干二净。 历史在召唤，既有杰斐逊，又有汉密尔顿，二者合流，方形成AB新型血，不是“郊原血”。更幸运的是，这两个人的出场顺序很容易搞错——居然没搞错。“打天下”一定要A先B后：1775年人人心中有独立，人人笔下无独立，只有让杰斐逊喊那一嗓子，方能点燃独立之激情;“谈国家”则一定要B先A后：1787年历史第二次召唤，汉密尔顿应声而出，将杰斐逊点燃的这把火收敛为《1787年宪法》，即使有杰斐逊回来挑刺，大舟已成，瑕不掩瑜;再将《1787年宪法》与《第一修正案》交公民作捆绑式公投，也改变不了宪法本文的基本面，因公投辩论而形成“驴象之争”，开启民主党、共和党之政党轮替，结果反而更好。 假设二人颠倒，相互“摸”到的是对方考卷，让汉密尔顿来写《独立宣言》?那一定会写成ATM机操作说明，味同嚼蜡，独立之热血一定被银行家的冰水浇灭。让杰斐逊来起草《1787年宪法》?北美文学史会多出一首诗，建国之平台一定被搅散，我们再也看不到“新型国家”。如此A、B混血，又没有把出场顺序搞错，这扬基佬实在太幸运，以致欧洲人说是“上帝参与了美国的建国过程”，二百年羡慕嫉妒恨，至今难息。 世上如有“美国梦”，梦开始的地方，即有“驴”与“象”施施然出场，而且是按顺序出场。“驴”也好，“象”也罢，其实都是AB血，只是“驴”多露一点A，“象”多露一点B，此后各国都被这样的“梦露式话语”颠倒——冷血如斯大林者，在世亦为如此好梦吸引，号召苏维埃全国干部要把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搞一搞跨世纪跨洲际的“混血工程”。可惜基因排异，终不能混血，苏维埃直至崩溃，也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基因工程。 从硬件—制度创新这头说，北美建立大国联邦，既解决了“国体”，也顺带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朝代”。 “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已成大众共识。但在200多年前，民主却是个令人起疑的东西，原因就在这“大众”二字，大国众民，民主能“饭否”?仁人哲士大多摇头。须知两千年前东地中海地貌破碎多小岛，只能搞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制：一棵大树吊一口钟，钟一响，选民直往大树奔，立定呼喊，以音量大小定然否。 我们现在到东地中海旅游，从以弗所通都大邑到斯巴达村落原址，只要有城邦故地，就会有罗马人留下的公共剧场，大小不一。可见罗马征服希腊，后者的公共精神并没有灭绝，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场能容纳多少人?近代居民动辄百万、千万，如印度、中国还进位至亿，此时能行民主否?或者换个角度问，即使如不列颠那样在英伦三岛行民主，这一“政体”是否能扩容，接受那“平面世界观”，把“国体”也搞成民主的?不列颠就栽在这里。 英国未能避免郑非所言“帝国分裂”，不是因为它没有民主“政体”，而是难有民主“国体”。它是一个“半新型国家”，是“帝国”，还是个“朝代”——以王纪年，有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停留在中世纪晚期。 北美人搞成“光荣革命第二局”，破了这一难题。这“第二局”又可分两幕：第一幕是“打”，1775至1783年八年抗战，赢得北美独立;第二幕是“谈”，1787年费城制宪三个月，不动枪动嘴皮子，天天吵天天谈，谈出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借用资中筠之名言：“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出天下”自古皆然，屡见不鲜，“谈出国家”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为美国取名US，托马斯·潘恩就有言在先：“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什么是“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当年十三州日长夜大，地理幅员超母国10倍，连居民平均身高也超母国10厘米，孕育如此硕大新生儿，汉诺威王朝当然难产。乔治三世将其子捂在子宫里，疼痛难忍，也实在是找不到让巨婴顺产而又不造成“国家分裂”的“新型国体”。莱克星顿枪一响，新生儿呱呱坠地，难题从母国转到子国。 第一难题是十三州对英国独立，要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世系?不仅有人想，而且有人这么做，先有人劝华盛顿高走一步，遭拒;土造不成则进口，已有人说动德意志利奥波德亲王，再遭华盛顿拒，后者只愿做民选总统，而且只任两“届”而坚决换“届”。华盛顿此举不仅是对美国的贡献，更是对人类的贡献：没有这个以“届”换“代”，只要他世袭一次，传至“第二代”，“总统”也会变“国王”，那“谈出来的国家”立刻“弹”回去，转至“打天下，坐天下”，人类重归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4VBG6E9vorwsVubuuhgdXTl51v74HcUq7XCIWD1J10W2QQYf8b9a2Q/0?wx_fmt=jpeg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第一难题为华盛顿所破，那第二难题则让华盛顿头疼不已：1776年对英独立，十三州是否继续独立，十三州变成十三国?第二题不比第一题容易。“谈”啊“谈”，“谈”至1787年费城立宪才涉险过关。现在可以说了，那十三“州”本不应翻译为“州”，中国人将十三个“state”翻译为“州”，纯属本国惯性所然。将“state”译成“州”，是从大元帝国划分的“省”联想而来，其实是强人从己。“省”来自帝国派出机构，是个巨型“派出所”，不该拿来对译“state”。如此误译，只能说中国人的朝代观念——“垂直”思维有多顽强，总不能设想这“世界是平的”，离了“朝政”不能活。在“州”与“国”之间，老祖宗留有一词，可以供后人准确翻译：“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邦”! 那十三“邦”离“州”远，离“国”近，各有各的议会，有些“邦”独立前已有宪法，战前各“邦”与伦敦的联系也要比与相邻“邦”紧密。一旦与母国“拜拜”，让这样的十三“邦”联在一起过，势必又要建一个“桶箍”——“中央”政府。一提“中央”政府，那十三个本来平行的“邦”立刻“竖”了起来：赶走一个“中央”政府，是为了迎接另一“中央”政府?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故而费城制宪十分艰难，“谈”了三个多月，天天吵，日日吵，好几次吵到崩溃的边缘，吵得华盛顿闭目塞听，想想还是回老家算了。 他们居然“谈”成了!以今视昔，这一“谈出来的国家”大体框架是： 一、将英国留给他们的宪政传统以明确文字固定之，这就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宪法》; 二、各“邦”保留自治，留有宪法、议会，保留退出与加入联邦的权利; 三、国防、外交、铸币权上交联邦政府，其他权利保留于各“邦”; 四、除联邦税外，各“邦”自行确定地方税种; 五、为平衡联邦政府有常备军，民间保留拥有枪支的“历史权利”; 六、联邦军队无地方议会同意，不得擅入地方，干预民政; 七、各“邦”自行选举行政首长，非联邦政府任命; 八、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三权分别对应柏拉图总结的“政体三原”：总统对应君主制，最高法院对应贵族共和制，议会及总统直选对应民主制。 九、联邦以“届”纪年，不再以某王某家以“代”纪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82MgX8sl8DrCSlhtpyR8LoPjMe4LrWzdJibJu1w2GkKVA88y0Hicffqw/0?wx_fmt=jpeg 油画：制宪会议 后来我们看美国所犯错误，“驴”也犯，“象”也犯，要多蠢有多蠢，要多笨有多笨。但在1787年，美国人完成的这场“制度创新”——大国联邦，只能说是一个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国家”，九九归一， 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被这一群“驴”或“象”摆“平”的。 此前人类不是没有过联邦，如瑞士山区早有联邦，那是小国寡民，不在这一问题域。此前北美也有过邦联，却是“用沙子结成的绳索”(华盛顿语)，软弱无力。美国定名为United States，是地方各邦“平面”排列，再不是某朝某代“垂直”贯列。那十三个state继续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化合反应，不如说是物理连接，单数变复数，加一个“s”而已，成十三“国”联合体——US。 正是这一“新型国家”而不是“新朝世袭”，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面对这项难题，汉诺威王朝解错了，后来所有的朝代帝国都解错了，从奥斯曼、奥地利到俄罗斯，只能一崩再崩，一裂再裂。只有美国人解对了题，“合众国”可大可久，不断“合”，持续“合”，“合众”至今五十“国”，却不见英国式分离——从郑非所言当年“国家分裂”，到20世纪印度分离，直至去年差一点儿苏格兰也独立。 所谓“新型大国”，这里“新”那里“新”都不重要，关键就在它是个“新国体”——US，那才是真正的“独联体”。所谓大国众民，民主“饭否”之“现代性难题”，至此方得确解，从此以后，人们才有理由放心：民主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更是可能的，它在古代是个好东西，到现代还是个好东西。当年US刚问世，欧洲人普遍看不懂，只有托克维尔例外，他在新大陆旅行六个月，终于看出门道：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至于那个在中国称为“中央政府”的东西，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一提“中央”，美国人要跟你急! 顺便说一句，115年前同盟会翻译这个US，水准远比今人高，译为“合众国”，恰如其分，能引导后人理解“新型大国”究竟“新”在哪里。“合众国”者，合“众国”也，而不是“秦王出，四海毕”，化成一个“始皇帝”，代代传系，民众则如潘恩所言“是荒野上的牲畜，从这个人的这一代传至这个人的那一代”。 这US果然是尤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先是美国人自己想推而广之，此乃“美国梦”，至少是“美国梦”的对外延伸：既然北美洲能“联”，为什么五大洲不能“联”? US本来就是“小国联”，称“小联合国”也可以，不就是将state变成 nation，US变成UN?故而一战后“国联”，二战后“联合国”，都是美国人首倡，都有一个“联”字内嵌于里——United。殊不知那同文同种的state能“联”，不同文不同种的nation却不好unite，事关亨廷顿所言“文明之冲突”，UN不是US，美国人为此吃尽苦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数千年朝代，比他们世故得多，早就看出这出“美国梦”太萌，太直，也太憨，好糊弄。威尔逊首提“国联”，壮志未酬身先死，是被气死的;罗斯福搞成了“联合国”，没料到“请神容易送神难”，那“联合国”变成独裁者俱乐部，有一年居然闹出把美国开除出“人权委员会”的“大新闻”;纽约居民对UN很烦，多次上街游行，欲驱“联合国”而不能，至今未果。 列宁、斯大林也想学US，他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各“州”——人家就不叫“州”，直接称“国”，各“国”在“联合国”还要有独立席位，比“美国”还“美国”。可惜有其名无其实，可大不可久，一朝崩溃，地球上多出十几个独立国，饮恨1989! 老欧洲如美人迟暮，对后起之“美”是一贯地“既羡且憎”，后来想通了，也学US，搞出一个“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申根协定》，各国主权分两层，可下沉者沉至地方议会，可上浮者浮至欧洲议会，能明显看出汉密尔顿之遗踪。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欧洲要搞“这个世界是平的”，有点吃力，但已见它废列国制钱，发统一银票，称“欧元”——欧洲的“美元”，志不在小。去年见希腊债务危机，今年见叙利亚难民冲击，祸乱不断，“欧盟”是过了难产这一关，但很有可能是不足月早产?唯有英国是英国，它还端着1775年老绅士架子，不废英镑，不签协定，看欧盟“自成一局”，仍作壁上观。 历史如此吊诡，犹如孩童手里的万花筒，稍一抖动就会出现一幅又一幅不同图案。七年战争大英驱走法国，因战胜而增税，而“帝国分裂”，法军再返，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西洋，谁是七年战争胜利者?法军以此承担“国际主义义务”，那是早于中国的一次武装NGO(非政府组织)义举，却打得国库空虚，两年后又是因征税引发本国革命，二十年血流漂杵，似又踩中历史的循环报应，路易十六梦断黄泉，应后悔这场“抗英援美”? 即就北美内战言，独立战争是母与子第一次内战，80年后南北战争又何尝不是兄与弟第二次内战?南方持《独立宣言》要求独立，北方以国家统一起兵平叛，林肯之后背差一点就能看到乔治三世与汉密尔顿之叠影!只是到这场战争后期，林肯“易帜”，易之以“废奴主义”，才扭转被动战局。 当罗斯福在开罗、雅尔塔有意冷落丘吉尔亲近斯大林，内心有现实主义谋略，另一半也是真认为丘吉尔老牌帝国主义实在讨厌。如果让罗斯福活得足够长，看到二战后美国的民主外交迫孙立人停战，逼蒋介石行宪，此后不得不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补交更多美国士兵之“郊原血”，他又该作何感想? 及见今日奥巴马之窝囊，于乌克兰、叙利亚及中东危机步步退缩，面对普京步步紧逼却招架无力，200多年前的建国之父们是否会追悔，面对这个丛林与文明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世界，还是英国的间接管治而不是美国的直接卷入更为妥当? “世界”究竟是“平”的，还是被一战、二战唤醒，陷入更大“不平衡”——这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驴”愿干涉，“象”持孤立，这本来就内嵌于北美建国后两种外交路线之争议。随着时间推移，“驴象之争”将脱嵌至国际政治，上升为哲学、史学乃至人类学，吸入各行各业。 从杰斐逊、汉密尔顿到华盛顿，他们犯了很多错，此后的人还会犯错，但所有的错误都抵消不了这群开国者开辟的历史起点。即使这一起点在文明世界得而复失，就像2500年前雅典为马其顿所灭，随着选民越来越奥巴马化，这不是没有可能;后世人们还会不断回到波士顿、费城，凭吊这里曾经发生过第二期文明起点。当其时也，中国还处在清朝近古，“国家”与“朝代”能有什么“新型关系”? 乾隆爷建不起“新型大国关系”，情有可原，因为那是一个丛林时代，人类只能以自家的王室徽号为部落标志，才能有效辨认自家的丛林地带，美国仅仅是例外。那些人在那时从事的那场试验，一开始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空间问题——母邦与子民是“竖立” 还是 “平放”?当他们完成那场试验，后人才发现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原来可开启“新型国家”，以结束“朝代”?前者以换“届”纪年，后者以血缘传“代”，或可称一代、二代，实是中世纪语言。 “届”还是“代”，人间究以何者纪年?兹事大矣，事关“史前”“中世纪”或“现代”、后现代”。马克思当年盛赞北美试验为“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200多年前，历史就是在“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那个逗点之间转弯。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能否建立“新型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端看你能否认清这一“划时代”。 注：本文是《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一书的序，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文:刘悠扬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 这是一段与深圳密切相关的文学之旅。 从20年前在深南路上得到灵感，写下《出租车司机》，到2016年《出租车司机》英译版在加拿大出版，薛忆沩花了20年时间，将“深圳人”带到西方。 2016年6月，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其“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Shenzheners》正式进入英美图书市场。对于深圳而言，这一文学事件是个里程碑：它为英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 6月4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上，薛忆沩带着《Shenzheners》，第一次面对西方媒体和读者，谈论他笔下的深圳和深圳人。接下来的多伦多文学节、温哥华文学节，都将有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Shenzheners》将和英美世界产生对话。 更早的对话，在翻译之初就已启动。尽管薛忆沩本人也用英文写作，但这本书的翻译，还是邀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家——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 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吴明益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版前，出版商Linda Leith问薛忆沩：这本书要献给谁？薛忆沩稍作思考，用英文写了一句话：“给那个启发了我的爱尔兰人。”那个爱尔兰人，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都柏林人》，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而《Shenzheners》，如今正被西方读者称作“中国的都柏林人”。 《Shenzheners》中的小说，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几乎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薛忆沩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是他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本期读书周刊，薛忆沩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首次对国内媒体讲述“深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将如何在英美世界“发酵”？这一事件对深圳意味着什么？西方读者又如何看“深圳人”？《Shenzheners》的出版商、“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Linda Leith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采访，她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对话薛忆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AiaHQlwSFyQEbMp4NexVDppaHXLY201mRib6VemuG7SayFA2hQpwiawXA/0?wx_fmt=jpeg 《Shenzheners》 1. 作品翻译迎来“破冰之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忆沩：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也用一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应该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薛忆沩：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的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的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将会接踵而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薛忆沩：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写作的特殊性。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中。它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2. Shenzheners与《都柏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薛忆沩：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中文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薛忆沩：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宣传活动的一些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宣传活动6月初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事实上，它的宣传已经于5月14日在深圳的福田图书馆开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文学节上，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3. 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薛忆沩：《作家》杂志1987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这个版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我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薛忆沩：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视“人性”而轻视“物象”，关注“内心”而忽略“外表”，贴近“边缘”而远离“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有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4. 他们对中国文学怀着敬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在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薛忆沩：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非常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出版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她是伽兰的研究者，也是伽兰的朋友。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她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薛忆沩：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在那里，我也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5. 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将出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包括《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薛忆沩：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薛忆沩：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第一”会属于目前还只有繁体字版本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不久，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薛忆沩：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20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Linda Leith (“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 “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来就远离深圳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同时却又十分亲近、可信。 我喜欢Darryl Sterk既口语、随和，又节制、严谨的英译。这种节制和严谨达到的极致使个体生命的宽阔景观可以通过微小的动作、表情和精准的词语本身来呈现。 《Shenzheners》这本书的外表首先就让所有人对它感觉既陌生又着迷。书的封面上和每篇作品的开始都配上了中国艺术家蔡皋的插图。谁能不被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插图迷上呢？而封面设计使用的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不仅漂亮，还令人好奇甚至诧异。 最大的诧异当然源于书名字母的排列。“Shenzheners”是一个很长的词。这意味着只能用较小的字号才能将它在一行中排出。想到薛忆沩的写作受到《都柏林人》的启发，我查看了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集多种版本的封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版本将“Dubliners”这个词切断，分三行排列。于是，我们的设计Debbie Geltner在封面上对“Shenzheners”一词做了类似的处理。这使得这个词本身和“深圳人”这种身份变得哪怕是对熟悉他们的人都感觉陌生了。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词，去感受“深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的原因。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 　　我的“深圳人” 蔡皋(画家、《Shenzheners》插图作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MPK4PEyMEZGAFJe3tJUGxFticcD3iakrj4Ric0ZXbTdHGOIzWNrUBDCiaA/0?wx_fmt=jpeg 《Shenzheners》插图 读忆沩的作品我总是站在作品后面的那个人。读着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千人。越变越多，越变越小，变成豆丁。 遵忆沩嘱为“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画插图，我便坐东窗下画起来。画着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万千人，两种东西合成了一处。 人，灰色人群中的灰色点子，类似物理学中的玻色子，天生倾向呆在一个状态，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变成另一个状态……世界就这么变化着，又觉察不出变化。 我的朋友岸子曾同我讲美丽的物理学，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个小圆点，再画波长，画栅画基本粒子的位置，我被她感动，我的豆丁小人实起于那个笔记本上的那个小点点。 我喜欢豆丁。 我居住的城市有魔幻的高楼，我不喜欢摩天楼，小高层还可以。我的住宅就在一小高层的顶层。顶层有花园，只要眼光短浅，也可以将花园误会成大地。但我总不能老捂着眼睛哄眼睛，我喜欢看生活，小高层楼房看生活不隔，我看街看城，看满到处有趣的豆丁，看自己提着篮子拖着影子跑生活。出租车和它的司机、小贩和文盲、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忆沩的视野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熟悉这些，觉得亲切，就像深圳的读者熟悉忆沩，觉着亲切一样一样。 不好意思，希望我画的豆丁也能被西方的读者接纳。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读书”，作者为《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祛魅之书 ——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文：倪志娟 “祛魅”是一个令人惆怅的字眼，即使明知“ 魅”的因缘往往是一种幻觉、一段距离、一层美化真相的轻纱，可是由于有“魅”之物总是带给人喜悦乃至疯狂，人们也乐意制造并维护着种种幻觉、距离和轻纱。这种状况直到20 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由于科学技术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过于强大，人类习惯用之的美化手段都不再有效，祛魅就成为一种时尚，先是科学和技术对自然世界的祛魅，接着是思想领域对人文世界的祛魅，再接着，是对人文世界的创立者知识分子自身的祛魅。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本阴郁之书。这本书中刻画了卢梭、托尔斯泰等十多位文化英雄的另外一种面目。和以往的文化史或人物传记不同，约翰逊的关注点只在这些人的私生活，但他所做的不是浅薄的揭密、贩卖隐私等“狗仔队”行径，而是力图从私生活场景中建构出更真实的所谓文化英雄形象。 这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呢？卢梭是一个有趣的疯子；雪莱沉迷于无情的理念；托尔斯泰如同一个暴君，自比为上帝的兄长；萨特是一个神圣的恶魔；海明威沦陷在酗酒的深渊里……这些被文化史奉为英雄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特征：才华卓越、性情专断、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无节制地追逐女性，正是这些特征带来了他们非凡的成功和不绝的影响。但是，约翰逊对这些人物的成功和影响进行了质疑：“知识分子本来是应当教导男人和女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的，但却是鼓励他们去服从感情；不是鼓励进行讨论以实现人类的和谐，而常常都是挑动用暴力进行裁决。”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以语言创造辉煌的思想和文本，以思想和文本追寻真，鼓励善，激发人们朝向乌托邦，可是他们自身，却在种种劣迹与混乱中度过一生，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在这些人物身边，无一例外地围绕着众多女性，她们的命运如同一块块黑色的无名之石，前赴后继地沉没在这些所谓伟大男性的生命洪流和他们掀起的理想巨浪中。 虽然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与他们本人的道德背离之间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这种批判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形象，如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多针对他为纳粹服务的经历，而他的私生活领域，他与阿伦特的情感纠纷，直到最近才有所论及。约翰逊有意要深入这个暗无边际的人性迷宫中，进行前所未有的论述，其实是冒了天下大不韪。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始终在论述精神与肉体之战，并且不断在精神的天平上增加砝码，强化人的理性色彩。精神可以摆脱本能和物质环境的制约，超越肉体经验与感觉获得无限，而灵魂和肉体则屈从于现实逻辑，是有限的。由此，他们认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心冲动与日常行为构成了前者，而精神生活超越于当下、生活在别处。这种划分简单又清晰，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命饯行准则。 约翰逊的立论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后现代主义从对理性精神的批判到对理性人的批判，其解构的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以福柯为代表，他不仅批判了启蒙理性精神的绝对性，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理性之人的虚幻性，从来不存在万能的上帝，也从来不曾存在理性的人，人永远是当下的、有限的、受制于肉体冲动的生命体，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但是以卢梭等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显然不肯接受这种有限性的命运，他们确立了一种夸张的关于精神与理想的神话，并且力图依靠自己的才华在尘世中建立起这个神话王国。由于精神的发展线索始终是由男性谱写的，女性始终被排斥在话语权之外，因此这种“精神狂想曲”混杂着男性的傲慢、自私、霸道，最终，他们只是在女性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狭小的、纠缠着眼泪与温情、背叛与仇恨的性爱王国。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从来不曾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也从来不会超脱肉体而变得伟大，它难以摆脱其有限性。 也许约翰逊的观点并非全部可靠，文化史上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的描述固然失真，但是谁又能保证，从私生活场景中截取的这些形象是完全真实的呢？人是一个复杂体，内心的骚动与行为举止总会在时空中交织出无形的经纬，即便是当事人自身、当事人身边的人，恐怕也很难还原其隐秘的真相。过于纠缠于私生活的细节，并且将这些细节放大，更彻底地摧毁文化的公共偶像，无疑加重了当前人类整体的虚无感。 然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神坛上拉下来，也自有其意义。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求真求善，而这种使命和真与善一旦被绝对化，往往会带来人类的灾难。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次暴行不是以理想的名义进行的呢？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警惕任何一个文化大师的说教，也有理由重复乔治·奥威尔的话：“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对自身宽容。 《知识分子》是一本祛魅之书，祛魅后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正如齐美尔在一战前就说过的：“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面对这一真相的确需要坚强和麻木不仁。

古希腊悲剧精神 ——科学、艺术和民主的源头 文：林炎平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不在于表述命运不可抗拒，而在于表现在不同命运的两难境地中进行选择的勇气、理性和道义。没有悲剧精神，便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什么是悲剧精神？ 怀特海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很有意义：“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5aoOQia8F8S3QWiadNk1Zocd7nYj1V6jfyjZfa4iaqfpuddRExT0gtM2Q/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4ANnApxthSxX08aBSdD8LdeefYibjljicd9XpZRtefs3ca73r0zzrzw/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年/前497年－前405年/前406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hzLYEPnaTkGXWx6GOfGJa8aAK7T3tWQ5QEuCm9vn0ywlTNUFI1BfA/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 应该说，这些是相当有见地的思辨。艺术和科学，终于在古希腊的悲剧找到了她们的共同的源头。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论证却不正确。首先，雅典时期的古希腊悲剧甚至还不是悲剧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悲剧远远不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轨迹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简而言之，“认命”绝不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 那么希腊悲剧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两难和选择”，或者说是“把理性和道义置于两难境地，并且，直面两难，勇敢选择，坦然承担。”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哲人们是如何给悲剧下定义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这样下定义：“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纯。（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thereby.）”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似乎不得要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那个时代，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加赞叹和赞赏的，对他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正如同我们在崎岖的山谷向山顶攀登的途中，我们知道征途的艰难，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和执着的最终意义，只有到了山顶回首征程，才可能评价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经历。在古希腊时代，在他们看来两难和抉择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并不需要特别的褒扬，而其结果才值得品味。这个结果，就是让观众感到“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Cj3ibcfJGY9qnRNvQhpEdf0rNIrunnYcJ26hEqJwNjVRUutF11IBHHA/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后世的尼采给悲剧所下的定义则更加合乎我们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腊文明：“在死亡面前坚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来自这无尽勇气的快乐。（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尼采的定义很有意思，确实也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整体精神：生得快乐，死得坦然。绝无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赐。也许这也导致了怀特海前面的理解，认为悲剧是对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觉得尼采比怀特海要深刻。怀特海认为悲剧体现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尼采则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对并且生存得快乐，并且这种勇敢是“无尽的”，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来的快乐也是不会穷竭的。这是典型的尼采，当然这也是古希腊精神。 但是，古希腊精神还远远不仅仅到此为止，体现了古希腊精神的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也绝不仅此而已。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是“两难和抉择”。 希腊悲剧中的两难和抉择 阿喀琉斯的两难和抉择： 在《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中，Achilles的朋友Patroclus以Achilles的名义参战，被Hector杀死。这时的Achilles面临的选择是： 1）复仇，杀死Hector，但是这样的话，根据神谕，他一定会就此丧生。 2）放过Hector，Achilles就可以有生存的希望。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道义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为什么要杀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义上，Achilles不能放过杀害他朋友的敌人，让其不受惩罚。正是由于道义，使得这一对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两难。 Achilles选择了复仇，然后坦然直面他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这出于荷马史诗，因此也说明了古希腊悲剧精神其实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OQbSqQY9upbJMbcX9AsXxeRTibhgn1l7ibkxQQlaCCYdwiaQLy4mLhqOg/0?wx_fmt=jpeg Achilles与Hector战斗 安提戈涅的两难和抉择：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Antigone在哥哥被杀后，面临的选择是： 1）埋葬哥哥，这是符合习惯和神谕的。如果不埋葬她的哥哥，其灵魂就无法安息。 2）但是她作为大王的叔叔不许任何人埋葬她哥哥，Antigone道义服从这个权威和长辈。 如果没有理性，那么这个选择也是不难做出的，毕竟这个顺序首先是神，然后才是长辈。但是，按照她作为国王的叔叔颁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会被处死。正是由于理性，使得这个选择成为了两难。 结果是，Antigone选择了埋葬她哥哥，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5OX4TvtYqNCVNAOq8j5PqpgwEnaCvEhvtlUKyrFU1flYlRyZdoggVA/0?wx_fmt=jpeg Antigone埋葬兄长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悲剧，都具有这样的例子。主人公总是面临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是很难做出的，总是处于两难境地。不仅仅是道义的两难，同时也是理性的两难。其实是道义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两难。 在道义和理性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道义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它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理性比较接近功利，而道义比较接近理想。”但是，功利和理性绝不非此即彼，其实，功利是眼前的理想，而理想是遥远的功利。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逻辑的，而道义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也许如下的表达式可以大致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功利 + 距离 = 理性， 或者 功利 = 理性 – 距离 （如果希望在这里继续思考，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等式： 理想 = 逻辑 + 情感， 这个在本文不予展开。） 由此可见，理性和道义是彼此关联而无法清晰划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判断两难，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使用理性和道义。关键只是，我们在理性和道义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两难和抉择才是希腊悲剧的精神所在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两难和选择。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命运悲剧，而是选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两难到底如何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仅仅阐述了命运无法抗拒，那么我们几乎是“买椟还珠”，接受了其美丽无比的包装，却抛弃了其价值所在的内核。 不错，古希腊悲剧中充满了命运，而且是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Achilles在杀死Hector后无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才显示了当初Achilles抉择之伟大。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复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为朋友复仇。 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选择。之所以这种选择直击人心，是因为这种选择是在两难中进行的。荷马时代的史诗也好，古典时期的雅典悲剧也好，它们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也是向观众听众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选择？ 我曾在古希腊剧场的遗址上久久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半圆形剧场低处的舞台，想象当时的演出情景。严格地说，那不仅仅是演出，那是一场拷问，是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战，是对一个人道义和理性的审讯：这就是你所处的境地，这就是你面临的选择，你，怎么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BzPOCupPMtuicEkuUNib524FPqdsicB1t29Hiaf4C7RJJRLEPfXPVuw6Ng/0?wx_fmt=jpeg 古希腊扇形大剧场 这不是对一个集体的提问，否则你可以躲在“集体”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面逃避你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对上苍的祷告，否则你可以假装无可奈何而丢弃你的勇气。这更不是一个对权贵的祈求，否则你可以用匍匐在地而交出你的权利。这是一个对你个人的质问：你，就是你，如何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奠定了。古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就是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得以彰显和体现的。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荷马史诗是否最早的开端。荷马史诗并非凭空想象了这样一种精神，更可能的是荷马史诗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EoDrOZroRlibCfaicKR74rl0OIspB7BS6GP8gibtk4e8TO53MoQFgNuxQ/0?wx_fmt=jpeg 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约前9世纪－前8世纪）。图为荷马和他的向导，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绘 这样的两难在华夏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是我们几乎都选择了回避。比如，面对指鹿为马，你有如下的选择： 1）说出真相，接受惩罚， 2）躲避惩罚，隐瞒真相 我们无可救药地以整体民族的规模选择了后者。 看看今天，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选择的。这还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而仅仅是方便与否的选择而已，那些作为父母的很多选择了对子女的隐瞒，那些幸存的当事人选择了在粉饰和谎言面前沉默，选择了面对无知的后来者的若无其事。我们，作为整个集体，都如此为了方便而选择了隐瞒真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只好选择歌颂和哭泣，当强权压顶时，我们选择了歌颂；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哭泣。其实我们不敢正视两难，我们总是在混淆是非，美其名曰“难得糊涂”；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和行动的勇气，而是逆来顺受。因此华夏的戏剧缺乏古希腊的人性的光彩。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比如孟姜女他们可泣，但不可歌。苦逼和颂圣成了我们艺术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和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一些人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他们选择了真相，但是他们也因此而备受折磨甚至死亡。因此而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宏观的不同，古希腊人用悲剧的形式把这种勇气和这些勇士永远地用艺术褒扬彰显，而我们却让这些凤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气随着岁月烟消云散。 两难，选择和承担 诚然，没有选择就没有戏剧。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由于其主人翁的不确定的选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古希腊悲剧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置理性和道义于两难而选择之，并且由于其弘扬的选择标准的理性和道义。 直面两难，勇敢抉择，承担命运。 我相信，在古希腊的悲剧上演时，在那些扇形的大剧场观看的数千甚至数万观众们，他们和主人公一样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这就是每个古希腊观众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我怎么做？这就是古希腊精神。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为上天是不会修改规则的，一旦你选择，你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么做，这和他们无关，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义。 这就是古希腊精神，这就是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古希腊精神。 没有这样选择的勇气，就不可能直面证据，就不可能有质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逻辑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既然一旦选择，被选择的轨迹就不可改变，而这轨迹是有规律和可知的，虽然我们不能违背它，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它。这就是科学精神。 没有这样的勇气，就不可能有选择的勇气，更不可能有行动的胆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对抉择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解进行选择，进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民主精神。 我毫不怀疑，正是古希腊的理性导致了科学，正是古希腊的道义导致了民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共同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居然是古希腊悲剧。因此，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以及政治和艺术之间，其实是没有本质的隔阂的。 准则和结论 那么，在两难的处境中做出选择所使用的标准，就是另一个关键的问题。 到底是个人在两难境地的勇敢抉择提高了用以衡量选择的标准，还是标准的高尚使得抉择更加高尚。亦即，是选择提高了标准，还是标准提高了选择？这看起来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两难问题“到底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异曲同工。 我认为“一个文明和直接功利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这个文明的高度。”那么我们来看看我曾经说比较接近功利的理性在古希腊人那里距离功利有多远。古希腊的科学和功利几乎没有关系。需要例子吗？数论，毫无实际用处；阿波罗尼曲线，当时毫无用处；欧几里德几何，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有意思的是，倒是古希腊的道义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而这正是由于个体的责任感导致了整体社会的受益。这也许正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精神，质问我们每个观看悲剧的观众：你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你的选择，以及支持你选择的勇气和标准。 因此，古希腊悲剧并非所谓“命运悲剧”，其所弘扬的不是命运不可抗拒，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几个不同命运面前作为个人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以及支持这种抉择的理性和道义。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是贴切的。当我们欣赏了主人公在两难境地做出艰难的抉择，进而付诸行动，然后直面惨淡的结局，难道我们的心情不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吗？这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质问。正是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在理性和道义上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那些举世瞩目和历久弥新的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的成就，至今还在引领着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德先生”和“赛先生”。

在恐惧与热爱之间 文：刘瑜 一 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个看法，不同阵营之间甚至常常为此争得你死我活。然而，对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坏的人性，却一定程度上存在 “普世价值”—一般来说，人们都珍视诚实、友爱、善良、勇敢与忠诚等等品质，同时鄙弃谎言、冷漠、残忍、怯懦与背叛等等。或许，从这些人性的 “公理 ”出发，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是一种更容易达至共识的方式。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则否。 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描述了一个情形：在教师沙姆苏瓦力一九三六被捕之后(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哪怕其亲生母亲，对其遗孀与孙辈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六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二十公里，来到了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房间，但拒绝收容他们。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的孩子们提供食物 ……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只好租得一个村边房间。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村里一共住了十五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沙姆苏瓦力一家。她回忆道：‘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亲友之间的相互背叛。“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 ‘人民公敌 ’的亲戚与朋友，写下有关同事与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克里姆林宫担任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 ……伊万 •米安切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十一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十四名党和苏维埃领导人 ……” 这种背叛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残忍的迫害。尼古拉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他曾经在库兹明——村中的一个少年乞丐——困苦时接纳他到其皮革场工作。然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库兹明却恩将仇报。“一天晚上，尼古拉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 •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显然喝醉了，高喊 ‘富农 ’‘出来 ’，然后朝窗户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到尼古拉家，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停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 并朝天开枪 ……几天后，他写信给镇政治警察，控诉尼古拉是富农剥削者。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令他的前雇主被捕。”结果可以预料，尼古拉被判刑三年。后来，他的两个兄弟也被流放，母亲逃到其他城镇，长子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另外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以避免被捕，妻子和三个幼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却不被批准，最后全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原谅我大段引用《耳语者》中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是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把钥匙。大多时候，我们脱离个体的命运来讨论政治，而抽象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模糊政治的道德意涵——正如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所言，“谋杀一个人是谋杀，谋杀一百万个人则是统计 ”，因此，贴近个体的命运，是恢复政治之道义温度的必要方式。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 “一个富农 ”，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尼古拉 •戈洛温。那个受难者也不仅仅是 “一个教师的妻子 ”，她有一个名字，她叫古尔契拉 •沙姆苏瓦力。给苦难者雕像，使其能够无声而永恒地注视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宏大理想，或许正是费吉斯写作《耳语者》的初衷。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 •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间)，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也就是每八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受到迫害，考虑到当时家庭的规模，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完全免受迫害;仅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十八万人因为 “危害国家罪 ”被枪决。这两年，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一百一十九万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不包括至少十四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一百零二人遭枪决;此外，还有 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枪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泪水、痛苦、挣扎、恐惧与绝望。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 ”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二 不难看出，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 ……除非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苏联人，不是另外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国民 ——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环境在这种人性败坏中所起的作用。 这与一个永恒而无解的问题相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时代的人性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恶，使一个奶奶不再疼爱自己的儿孙，一个妹妹踊跃地告发自己的姐姐，以及一个行乞少年恩将仇报使其雇主家破人亡?“极权政治 ”是一个显然的答案，然而停留于这个笼统的回答又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政治通过何种机制败坏人性，而这种人性又成为极权政治本身继续运转的润滑剂? 极权政治制造恐惧，似乎是最直观的答案。如前所述，当时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种窃窃私语乃至道路以目的氛围中。然而，恐惧只能解释被动的服从，无法解释积极的参与;只能解释受害者的沉默，无法解释他们的虔诚——事实上，当时无数苏联人不仅仅生活在恐惧中，他们中很多当时——甚至事后——都表达了对党和领袖的无比热爱。而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热忱信念，这个政治体系很难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维持得如此天衣无缝。 灌输理想激发革命信念，是另一种直观的答案。毕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恶”，在当时很多苏联人眼里并不是 “恶”，而是为了更大的 “善”所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书中人物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不打破鸡蛋壳，就不可能煎成鸡蛋。”然而，如果对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令人抛却自己的儿孙、姐妹和朋友，那么又难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强烈的信念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会几乎突然懈怠，变成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乃至机会主义。毕竟，如果信仰曾经强烈到令人无视饥荒看到繁荣、越过绝望看到希望、穿过黑暗触摸到光亮，那么它怎么会如此脆弱，甚至经受不了一届领导人的更替? 或许，有一种机制，可以连接恐惧与热爱，使得一个人越恐惧的同时也越虔诚? 《耳语者》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将军亚基尔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枪决，然而，临刑前他不是对迫害他的体制产生怨恨，而是高呼：“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类似的情节——尽管未必总是表现得如此极端——在书中屡见不鲜。无论周围的世界如何悲惨，无数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当迫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那是 “人民公敌 ”罪有应得;当迫害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只是一个 “错误 ”、一场 “误会 ”，“锯木头时难免木屑四溅”。共青团员依达 •斯拉温娜的父亲被捕，她对此的看法具有相当代表性：“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 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会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掐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 三 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 “认知冲突 ”，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或者告诉自己 “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 ”、“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 ”等等。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 “认知和谐 ”的唯一途径——对很多人来说，戒烟太难了，不如改变对抽烟的看法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Lj8JokfLKR89vjs32A0JuZR2mgpsvE59MwqMxEByqKISyNLBwFtETWjMPKf7ZxeZWucuv4iceyrQ/0?wx_fmt=jpeg 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 ”心理到 “阿Q精神 ”，从不同党派民众的媒体阅读习惯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网络建构，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 “认知和谐 ”。从一九五七年费斯廷格系统阐述这个理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进行了至少两千多个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验证了这一理论。虽然其中有不少调整与补充，但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 “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 ”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 “诱导服从范式 ”(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 ——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或者古拉格群岛;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 “前途 ”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别人戴红领巾你没有，别人入共青团你不能，别人享有天伦之乐而你却连亲祖母都视你如瘟疫。正是这不同层面上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但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书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经历过极端焦虑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 “共产主义新人 ”;另一方面，发生在亲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茱莉亚 •皮亚特尼茨卡娅，一个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 “认知冲突 ”。一方面，想到布哈林这样的 “人民公敌 ”时，她表现出对制度无比的虔诚：“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种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围观。”另一方面，对于丈夫竟然也是 “他们 ”中的一员，她又感到深深的疑虑：“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十七年来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与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 ……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亚这样的人感到的认知冲突有多么强烈，由此产生的缓解认知冲突的冲动又有多么强烈。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如前所述，极权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发展前途以及社会关系都维系于 “服从 ”这一行为模式。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 ”——“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坏了 ”、“这个富农是个十恶不赦的盘剥者 ”、“斯大林真是苏联的拯救者 ”、“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 “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 “真诚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残酷的 “划清界限 ”、“恩将仇报 ”、“嗜血告发 ”大规模减少)，从而每个人 “改造世界观 ”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一个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儿孙的冷漠?一个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同事的告发?一个雇员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将仇报?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恶不再是恶，如果你赋予它 “意义 ”。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不再仅仅是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正义、勇气、热忱与牺牲。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 “阶级之爱 ”，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 “正义化身 ”，施暴是 “复仇 ”，欺凌是 “专政 ”。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 “作恶 ”的心理成本。 四 因此，通过 “认知冲突理论 ”，我们隐隐能够看到 “耳语者 ”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 “世界观改造 ”，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不过应该指出，这种转化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上述心理过程，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 “体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 “信念改造 ”。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今天来看，《耳语者》中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也令人惊骇而陌生。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当时的苏联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否则我们就需警惕，书中的 “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我们未必比书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时代。换言之，液态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当恐惧的阴影足够黑暗，完全将我们吞没，或许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无视儿孙的奶奶，那群告发同事的工友或者那个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会在阳光下呈现为熠熠发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