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SARS流行时的遭遇
2003年初夏,SARS已经肆虐了半年。一向运行正常,感觉良好的加拿大公共医疗体系,在致死传染病的冲击下乱作一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病毒来自中国而被蒙上了一层看不见,但却能真切感受到的阴影。
一天早晨,我从Guelph 返回Mississauga,在401号公路旁的加油站加完油,进小商店付款的时候,我发现原先站在吧台前跟服务员有说有笑的三个白人老头,一见我进来就立刻止住谈话,悄悄地绕着我溜了出去,那动作之快,神情之紧张,就像女士们看到蛇和老鼠一样。
途经Highland Farms超市时,我顺便进去买点蔬果和食品。超市里人很多,每一个收款机前都排了好长的队,就连快速通道也不例外。我买的东西不到8件,但我还是就近站到了一个短队形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卷头发戴眼镜的白人男子,他见我紧挨在他身后,就转身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去快速通道。快速通道的人比这里多,显然他不是在提醒我站错了队,而是畏惧我跟他挨得太近。我其实看出他心里的猫腻,就装作没听见。没想到一分钟后他又回头重复一遍,我立即回他说:“我是稻草人你是鸟,该跑的是你!”(I am the scarecrow. You are the bird. You move!)
回到公寓上电梯的时候,电梯里就我和一对孟加拉国母子,小男孩约在6岁上下。我一进电梯的时候就听见他对母亲说:“病毒来了。”(Virus’s coming.)说完就用手指捏着鼻子,尽管妈妈多次示意他不要这样做,但他还是捏着鼻子瞪大眼睛看着我。见他是个孩子,我就打趣地跟他说:“ Are you swimming?”
4. College里的意外发现
我在College里读的是景观技师专业。据说Landscaping 和Gardening是“婴儿潮”一代人最大的Hobby,所以同学中98%是白人。我记得大概是第二个学期,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帅哥老师,叫Wayne,教我们树艺学(Arboriculture)。他的课准备得很充分,不仅讲义多,板书多,插播的故事多,而且分组讨论的花样更多。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学生都非常喜欢他的课。
后来我发现,Wayne的讲义越来越少,课堂讲解也越来越枯燥,只剩下埋头板书,我们上他的课就是抄黑板,记笔记。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每次上课前,Wayne总要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再后来就是先我们一大盒甜甜圈吃,然后再讲故事,Joke a day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有时候他把颜色一词写成了Color,立刻就会遭到同学们的抗议,逼得他只好改写Colour,一边写,一边拉长调门发音“卡——乐——儿”。
有一次,Wayne来得很早,教室里就我们俩,我就去问他为什么改变了讲课方式。他说,期中评估时同学们抱怨他讲了太多内容,而且不喜欢他用美国方式授课。Wayne说着说着,就开始流露他的不解和不满,他娶了加拿大太太,经常出入加拿大海关,可每次都被盘问很久,有次他忘了带护照,边检人员不让他进关,害得他只好把多伦多著名的Donut全部背诵出来,才被放行。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加拿大人在“修理”美国人。期末评估的时候,我不仅给了Wayne最好的评语,而且在评估表外另附了一份信,声明说,如果Wayne被解雇我就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