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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如何看待和处置权力？中国、耶路撒冷和雅典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中国把权力拥有者神圣化，其随即就成了神的化身，成了道德的化身。他不受任何约束，他就是最高主宰，而且，其人民也相信这点。于是，世俗变成了神圣。
耶路撒冷把权力归于上帝，让世俗的权力披上了神的外衣，但执政者仍然坚称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之间并不等同。亦即，神圣加冕于世俗。
唯有雅典其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并且，执政者的权力被分散给了不同机构，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并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亦即所谓“笼子”。权力最初是被古希腊的雅典关进笼子里的。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诠释了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形式：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政制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的危害应该为后人所警醒，其造成了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数百年的黑暗。如此危害，今天仍然在一些宗教狂热地区继续。
“官本主义”的危害更不言而喻，中国漫长的毫无制度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证据。而今天的北朝鲜更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人本主义”的直接政治成果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本主义”，它同时顾及了多数和少数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不同理念，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只有古希腊文明中的神是裸体的，因为他们不必掩饰。他们身体之裸露，正如古希腊人思想之坦然。
或曰，古希腊的神没有裤衩。后来不幸被古罗马人遮掩上了“裤衩”（无花果叶），这样的遮掩正是从光明磊落的“人本主义”的古典文明堕落为遮遮掩掩的“神本主义”的中世纪黑暗的先兆。欧洲被耶路撒冷带来的黑暗笼罩了近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逐渐重返光明。
而华夏更为悲惨，子民们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青天大人”和“大救星”身上。数千年来一败涂地，但至今痴心不改。国人对“以德治国”的热情，就源于“官本主义”的理念和传统。
“神本主义”至少坚信在神面前人人有罪，因此有着原罪的平等。但是在“官本主义”社会，官就是神，甚至官高于神，从而使得任何平等成为不可能。
中国历史，对于权贵，就是一部权力交替史；对于子民，就是一部青天大人盼望史，从“以官为本”沦为“以食为天”。
所谓“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是“官本主义”的表象。“人本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凡事冠以“民”的，而只有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才需欲盖弥彰地冠以“民”。“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前者基于所有人的平等，而后者只是在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中官对子民的恩赐和粉饰。因此，“以德治国”只是“官本主义”社会中子民的意淫。
久而久之，子民们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缺陷。他们既不能以“人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对权势进行批判，也不敢以“神本主义”所特有的信仰对权势进行质疑，他们只好以“官本主义”所特有的怯懦对权势歌功颂德。他们对大救星的企盼有别于“神本主义”社会对上帝的信仰——后者最终还会让自己付诸行动，而前者只会跪求“青天大人”。他们对权势者的“以德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期盼，而对于设立制约这些原本凡夫俗子的权势者的制度却不感兴趣。
于是，他们会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权势者打扮成道德和理想的化身，自己则匍匐于其下。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结局。“神本主义”至少认为“神是完美的，但任何人都不是神”，而“官本主义”却相信“神是完美的，而权高位重者就是神”。只有“人本主义”直言“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我们和神在道义上没有高低”。
“以德治国”最终必然导致道德破产。中国今天的道德破产不始于今天，也不始于毛泽东，也不始于马克思，而是始于汉武帝秦始皇甚至更早，然后巅峰于康雍乾，集大成于毛时代，病入膏肓于今天。任何对“以德治国”的想往都是对“大救星”的企盼，救星一定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灾星。
因此，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去估计人性和权力。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因此掌权者的善恶就是权力的善恶。权力越大，善恶的后果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希望他人对自己行善，而未必会制止自己对他人作恶。因此，当被制约时（法制），人的善良便容易体现；而缺乏制约时（人治），丑恶就常常毕露无遗。因此，被制约（笼子里）的权力常可行善，而被纵容（笼子外）的权力鲜不作恶。
也正因如此，把权势者的“裤衩”扒下来，亦即把权势者的道德伪装扒下来，是符合道德的。对那些自称“裤衩”里没有私利的权力，用任何方式把他们的“裤衩”扒下来都是合理。这就是为何重庆朱瑞峰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和动机，那是另一回事，正如同台湾议会的打架不应被用来非难民主代议制。我们不能仅仅指望某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而应该设计一种世俗功利的制约制度。
宪政就是用制度限制人性之恶，中国的宪政之路需要我们抛弃“以德治国”和“大救星”的神话。宪政对中国之重要和之困难都在于此。一方面，中国如无宪政则永远是一个奴才和主子的国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斥着奴才和主子使得宪政的实现格外困难。
如果必要，我不介意在走向“人本主义”时路过“神本主义”。“神本主义”至少比“官本主义”要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主义”。
中国必须走上宪政之路：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仅由被统治者授予并被明确界定——此曰“笼”；权力规则必须透明——此曰“裸”；同时，权力不能被供奉，而必须努力为全体公民服务——此曰“奔”。
因此，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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