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文：亦乐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如果你乘飞机旅行2000 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 278 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 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 78.5 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 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 270 千克二氧化碳……” 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更宽广，更包容，更细致的爱，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然而，我们不妨自问：低碳生活我们做到了多少? 2009 年的限塑令红红火火，到了今天有几个人愿意天天拿个布袋去买菜装东西？一公斤牛肉产生36.4 公斤二氧化碳，素食能减排最多，少吃肉还能预防癌症，可我们在考虑吃什么的时候，能想得起低碳的问题吗？有人夏天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冬天室内温度则高得让人流汗，办公室里的电脑始终不关，打印纸从来没有双面用过，出门不是开车就是打的。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戒烟、戒酒、少买衣服、少购物、洗澡洗菜水冲厕所、即时关灯、少用纸……？也许是为了享受，为了面子，为了有点麻烦。可我们想过没有，“高碳生活” 的陋习不自觉地增加着地球的负担， 2008 年一月中国南方大雪，五月汶川地震，六月南方洪灾，2009 年北半球罕见暴雪，2010年 3 月西南百年大旱，4 月冰岛火山爆发，5月南方罕见暴雨，6 月印50 度高温…… 为了地球的今天和明天，我们不妨自问：我今天减碳了么？ 低碳生活在在政府、企业层面已经引起关注，在民间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网上出现与低碳生活有关的族群，一些可以计算个人排碳量的计算器在网上日益火爆，它们有一套精确的计算公式，将“日常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碳补偿”这一 链 条 直观 而 简 洁地 呈 现 了出 来。 例如 有 一 个“CO2 排放量查询”的计算器，你 只 要 任意 输 入 飞机 飞 行 公里 数、 汽车 耗 油公升数以及用电度数，你就可以简要地查出你的二氧化碳排量，然后屏幕还会提示你应该种上多少棵树才足够进行补偿。一些国家的产品上甚至标明它的碳排放量，作为人们购买时的一个参考标准。 原以为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和汽车、工业之类有关，其实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看不见的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紧密相连，只要重视，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减碳的窍门： 家居篇 改改我们的“电动依赖症”吧，电动电器会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消耗大量高含碳原材料以及石油，变相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室内设计走简约之路，以自然通风、采光为原则，减少使用风扇、空调及电灯的几率。冬天暖气维持室温18-20C0，穿一件薄毛衣刚好，为了只穿夏天的衣服而升高室温，我们可以算算，这少穿一件衣服得浪费多少度电？又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而多穿一件衣服我们又失去了什么？通常，在整个建筑的能量损失中，约50% 是在门窗上的能量损失。中空玻璃不仅把热浪、寒潮挡在外面，而且能够隔绝噪音，降低能耗。小户型无论在节约建筑材料、节能节电、建造和使用成本等方面都优于大户型，碳排放量也明显小于大户型。也许人类会有那么一天，房子越住越大不再是一件风光的作为，我们可以说是花自己的钱，可当考虑到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压力时，我们还能如此振振有词吗？ 交通篇步行和骑自行车是最健康的方式，需要乘车时，搭乘地铁或公车应作为首选，每八公里，轨道交通可比乘汽车减少1700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当代人倾向于车越开越大，开着 SUV 虽然很牛，但你考虑过碳排量了吗？其实购买低价格、低油耗、低污染，同时安全系数不断提高的小排量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省油，停车占地小，灵活。开车族要尽量避免冷车启动，避免突然加速、用黏度最低的润滑油、定期更换机油、高速驾驶时不要开窗、轮胎气压要适当。开车出门购物的人，事先做好计划，尽可能一次购足。CarPool 也是一个可以节约能源的好方法。 办公篇 多用电子邮件、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打印机和传真机。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可将这些电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办公室内种植一些净化空气的植物，如吊兰、非洲菊等，可吸收甲醛，也能分解复印机、打印机排放出的苯，并能咽下尼古丁。 让来我们共同承担起地球村里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保护地球家园，保护生存环境，从今天开始，选择低碳生活吧！

美国科学院院士在林炎平研究中心演讲全程视频： 西方的自由和对抗——从古希腊人到今天的美国茶党 2016年4月13日，“McGill大学林炎平研究中心”邀请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Orlando Patterson做了主题为“西方的自由和对抗——从古希腊人到今天的美国茶党”的演讲，全程视频链接如下，欢迎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GRl3vvqbE&feature=youtu.be 视频开始为“林炎平研究中心”主任Levy教授致辞，中间部分为Orlando Patterson教授主题演讲，最后为林炎平先生的讲话。 McGill大学林炎平研究中心的全名为“古代与现代的自由和全球秩序研究中心”（Yan P. Li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 其宗旨是探索“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历史与发展。在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桥梁”。 以下是去年10月26日，林炎平研究中心成立酒会的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J-j70yfC0&feature=youtu.be 欲了解“林炎平研究中心”举办的更多活动，请查看其网页：http://www.mcgill.ca/lin-centre/

大陆移民：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文：陆岩（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的中国大陆移民近几年明显增加。作为较早出来的人，我理解他们选择移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国内已经打下事业的基础，有很好的工作，物质生活也很不错。而移民对他们意味着是要放弃这一切，到国外从头开始。中国人又历来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如果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有谁愿意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和家人， 到大洋彼岸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度， 经受文化的冲击和思念的磨难。 最近听了几个新移民讲述他们的移民故事，使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每个移民都有他们做出移民决定的具体原因，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不适应。他们虽也谈到环境污染，谈到官场腐败，谈到社会诚信的缺失，但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忍耐的。而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社会对坏人的接纳和对好人的排斥。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讲到官场上如今是越贪越坏的人越得到提拔；国企白领谈到跟领导出行时不想干对不起老婆的事就被排挤；大学老师提到能当上系主任的是不学无术，善于陪酒的钻营者； 医生则说如今医学院毕业生要进医院工作，要先拿出十万至二十万给医院领导，不懂得上供者成绩再好也找不着工作；护士讲的是传染病暴发时，科主任故意让那些平时不会拍马屁的医生护士进隔离区看护患者；小学生的家长则无奈地说，老师对学生也是区别对待，哪个学生的家长不识相，那个学生就会被为难。 而这样的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已见怪不怪。官场上的卖官粥爵已经渗透到军队中；台上讲反腐倡廉，台下是大贪官的案例层出不穷；善于逢迎拍马、欺上瞒下之徒官运亨通；反而是不想同流合污、做亏心事的人觉得自己不入流，处处受掣。至于那些不懂走后门、拉关系的君子，就更是什么事都处处碰壁。 生物界的流行规则是“适者生存”，不适应者会被自然淘汰。“淘汰”这个词用到人类社会通常是正面的意思，即好的留下，坏的出局。 例如球赛中指的是败下阵来的球队，学校淘汰的学生是指那些不及格者。而在当今的中国，能升官发财的大都是说谎话不脸红、能骗会拍的有心计者，卖假药、骗贷款的奸商大笔捞钱，造假学历、剽窃论文者大红大紫。而那些忠诚老实、认认真真工作、不会来事、诚实经商的人反而或被淘汰，或被边缘化。 这就使笔者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说法。 其实，“逆淘汰”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屈原、岳飞就都是明证。但那时只出现在古代官场。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逆淘汰”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道德、诚信都已被金钱、权力淹没。看看那些如今得到升迁者的面相，就能大致看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社会怎么会形成这种‘逆淘汰’的“时代大潮”呢？无可置疑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本位”。由于有权就有一切，人们就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底层想翻身者也要想方设法接近权贵，而接近的途径无非是金钱加上投其所好。当官场上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这样爬上去的，那就形成了“逆淘汰”的“主旋律”，好人就不会再有机会。 文明古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实在令人唏嘘之余，也充满忧虑。我之所以对新移民们带着几分敬佩，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大多是不愿随波逐流，有自己的看法，是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水平不一定比在加拿大低，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也许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开始时比较艰难，但他们看到的肯定不只是眼前，而是更远。我很赞赏一位新移民的说法，他说，移民就是把人仅有的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不是很值得吗。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3） 文：林炎平 卑劣的中国富人 对于中国的司机，非用“卑劣”便不能形容他们的行为。这当然是从统计上如此，而非每个人都这样。之所以在这里列举和对比了这么多司机的德行，乃因他们是中国富裕的代表。当今在中国，有车一族就是有钱一族，但却非有德一族。如果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德行，那么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8年我在杭州的一个楼盘交房的时候看到这样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可以买得起那里房子的应该是相当有钱的人了。面对一个女职员未必妥当的回答，那男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女职员大骂。也许他觉得那个女职员对于他这样可以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人太不恭敬了。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就对那男人说，对女士你不必用这样大的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大吼，他的儿子也声嘶力竭地帮着吼叫。那情景实在是让人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感到惭愧。 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有部分暴发户的修养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出国见过世面的国人应该好多了。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仍然未可乐观。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后准备入关，人们都很规矩地在排队，而有国人在排好的队伍中间穿插，闷头走到前面去。后来有一个老外看不过去，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比我们更急的事情，那么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此人才停了下来，看来这个人听得懂英语，受过高等教育，他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没有强制和有力的制约下，他的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没有起色。 2008年，就在中国从希腊点着奥林匹克的火种不久，我从雅典飞巴黎，同飞机有好几个国人，估计他们是到雅典来旅游的。上飞机后，他们坐在我的前面几排，接着我就听他们说位子被别人坐了，好像是要去要回来。有一个人过去对坐在前几排的一个西方女孩子嘟囔了几句，那女孩没有理会他，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听不懂他的英语，还是她在专注别的什么。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用中国话骂了起来，说这个女孩装傻，在中国可以听到的国骂和脏话不一而足。一群男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我觉得实在过分了。这时，这个女孩似乎意识到他们是在说她，显然她检查了自己的机票，起身走向后面，同时用相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对那些国人说：“粗鲁”。 刹那间，那帮国人鸦雀无声。这个女孩子显然是看错了自己机票上的位子，坐错了。这样的事情，很体现国人的心理，一种仇恨和恐惧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坦然来面对和解决问题，于是就剩下在小圈子里谩骂的勇气了。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的谩骂，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慷慨激昂的，也许只有这样，才宣泄了他们满腔的仇恨，掩饰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走过来坐在我这排另外一侧。毫无疑问，那些并没有这样心态的国人最终也被别人看作是一丘之貉。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作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徒劳的，行为胜过任何语言，而解释只能被看作开脱。如果众多国人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么所有国人最终也是牺牲品。当国人在国外被冷眼相向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指责那是种族主义，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普遍低素质的行为，导致了别的人群对于国人的“偏见”。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偏见”的话，也必须说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公正的偏见”。 和那些“有车一族”相比，那些必须自己挤公共汽车的人整体德行也如出一辙。在公共汽车上那些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没有残疾的男人，在看到妇女怀抱小孩，老人颤颤巍巍，居然也不知羞耻地稳坐自己的位置不动，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有的更是装睡。这样的男人，在西方绝少看到。在这里，我要向中国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向老弱病残妇孺者让座的人致敬，他们并不富裕，也为数稀少，但是他们看似不起眼的点滴行为是中华民族道德暗夜中的烛光。 低下的社会道德 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更糟糕的是，向北京市区供水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道秀丽的景观。两岸巨树参天，默默地守护着18.5公里的水渠，将洁净的引用水从密云送往京城。然而，这1200多棵巨大柳树却被生活在附近急于脱贫致富的人们砍伐殆尽。同时，为了生活方便，他们每天把垃圾倒在饮水渠边，堆积如山。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全然无视这就是下游人们的引用水源。最后有关部门被逼无奈，以毒攻毒，用铁丝网把水渠全副武装起来。 如果在中国坐过电梯的话，你就一定会深有感触。当你向一部电梯走过去，而电梯的门刚要关上，如果这时里面有人看到你奔电梯而来，他显然在拼命按键，那么他一定是在按关门键，好把你关在外面。你在电梯里也见识过如此行为，当看到电梯外面有人向电梯奔来，就会有人拼命按关门键，试图把奔来的人关在外面。那按键之急促、次数之多，足见其心理之阴暗。 相反，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看到这么缺德的举动，而是，在看到外面还有人向电梯走来的时候，电梯里的人会按一下开门键，好让想搭乘电梯的人赶进电梯。他们在按键的时候都仅仅按一次，就安静地站在电梯里。他们在电梯里会互致问候，如果不说话，就用微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试图把正在向电梯走来的人关在门外，但是在中国，却每天都看到。而在那些搭乘电梯的国人中大部分是一些城市白领，是一些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和薪水比较高的人。我在国内每天都看到这样卑劣的人和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试图把他人关在电梯门外时的理直气壮。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自私和卑劣的，这才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 在中国，你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前面一个人推开了或者拉开了一扇门，在你即将到达这扇门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你，但是仍然只顾自己走了。而你就会面对一扇在弹簧作用下狠狠关上的门。我曾经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和我有同感。我曾经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手里端着东西，而她前面是一个男的，那个男子把门推开时，那位女士距离他已经很近了。结果那个男人视若无睹，把手一松，门狠狠地迎面打向那位女士，把她手里的东西也打翻了。而前面那个男的也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头也不回。 在西方，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会在打开门后径自走掉。他们绝对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否后面有人跟上来，只要他们看到后面的人距离不是很远，肯定会用手维持门的开启状态，从而使得后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不必重新开门。特别是男士，这个时候更特别注意。 国人的“争先恐后”是我走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尚可用物质贫乏来开脱这样的行为，但是目前在中国富裕的城市里，那些富裕的人们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令人十分困惑。难道物质富裕真的就可以自然导致精神文明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俄国一度陷于经济困境，很多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排长队购买，甚至连面包都需要抢购。然而矗立在寒风中的人们沉默而安静，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队伍丝毫不乱。俄国还称不上西方，但是和中国比起来，一切都成了西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于中国。 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这些令人难堪的情景，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缺钱，还是缺“德”？应该不言而喻。可能还有比“缺德”更为深层的理由。 一些平时尚可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也很令人难堪。国外大学的快餐厅通常卖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同时供应一次性的餐具和纸巾。我在校时一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省，很少买快餐，毕竟那还是不便宜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平时很老实节俭的国人，拿了很厚的一叠免费餐巾纸，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而他们自己家里却是不买餐巾纸的。我感到很惭愧。那些纸巾本来仅仅是给买那些午餐的人准备的，如果大家都不买午餐却使用纸巾，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相反，和我同一个导师的一位法国同学，他是买快餐吃的。他也拿餐巾，但是只拿一张。一边是自己不买快餐、家里不买餐巾纸的却大肆浪费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一边是自己买快餐、家里有餐巾纸的却节约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令人深思。 加拿大也有穷人，但是总的感觉是，他们穷得不一样，不仅仅是收入，也在行为。我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把我平时积攒下来的饮料瓶拿去做回收。回收是给钱的，每个5加分。我拿着这20几个饮料瓶到了超市门口一看，太不巧了，在唯一的回收箱口，有一个捡破烂的人拉着至少两个巨大的塑料袋在那里一个一个往里扔。回收机只有一个小口，你塞进去一个，它就自动压扁一个存在里面，然后记录下来。最后会打出一张收据，你可以凭此到超市当现金使用或者提取现金。我想，他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我想把我的也给他算了，增加了他的收入也省了我的时间。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按了“结束”的按钮，取出收据，对我说：“你先来，我还有很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匆匆把20几个瓶子扔进了回收箱，拿了收据对他说了谢谢就进了超市。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我的瓶子送给他，对自己刚才对他的看法感到惭愧。显然，人的精神境界并不由于物质贫穷而低下。 当然加拿大的穷人也有懒的，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啤酒喝，却不想找工作。我读博士的时候在我的住处附近经常碰到一个小伙子向我们这些穷学生要钱，说是要去买一杯咖啡喝。我对他说：“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咖啡喝，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工作也找不到吗？”他不愿意回答我。 但是他们人都不坏。在中国，类似把窨井盖偷走去卖废铁，造成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身亡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样缺德的事情，在加拿大是没有人干的。就是再穷，也不会干这样的勾当。在加拿大，有人抢银行，但是没有人干这种非小人不会干的卑劣勾当。他们可以穷得很无奈，但是一般不会贪得很卑劣。他们中有坏人，但是少有卑劣小人。反观中国，某些达官贵人的贪得无厌并不由于他们腰缠万贯而有一丝的收敛。 其实，贫穷未必会导致素质低下，而富裕也不会导致品质高尚。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滥用，实际上已经败坏了这个源于古希腊很有独到见解的哲学思想。偏颇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无所适从，一会儿，所有的穷人都是好的，所有富人都是坏的；一会儿，只要社会富裕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过去的荒唐年代里，同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本来可以对世界构成更加完整和全面看法的哲学思想堕落成了“唯利是图”和“权威迷信”。 于是欢庆节日也缺少了社会公德。春节期间放鞭炮，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习俗。从春节前几天开始到正月十五，整个华夏大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失火频频，伤亡惨重。这个风俗没有得到禁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对于鞭炮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感情。每年春节前后眼睛受伤的人，特别是儿童，多于全年其他时候的总和。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焰火而失火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春节期间各个大中小城市里硝烟弥漫，夜不成寐，甚至驾车都看不清道路。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陋习却年复一年，有增无减。半夜两点三点都可以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后来知道，这些人在半夜三更和凌晨放鞭炮是经过皇历计算的，亦即，他们从皇历上或者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在这个特定的时辰放鞭炮，就会使得他们来年财源滚滚。且不说这样的算命有什么根据，但是如此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缺德，除了在中国都难以见到。 我在加拿大的公寓楼里，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大意是：我是你的邻居X楼X座XX，本周六晚上我有一个聚会，来的朋友大概不少。我们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但是由于人多也难免会比平时嘈杂。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不方便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聚会将在大约晚上12点以前结束。谢谢你的谅解。（署名，电话） 这样的姿态和礼貌，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在西方从小教育，深入人心。每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国人的做派，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就不顾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实在令人惭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礼仪之邦”堕落到如此的境地。 如果在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国家待过，你会对这样的一些国人的行为非常厌恶。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们阴暗和卑劣的心理却由于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举动表露无遗。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可想而知。 社会风气差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需要政府出面重塑价值观，“八荣八耻”的口号贴满了火车站等各公共场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些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竟然需要广而告之，宣传再宣传。这样到处张贴的效果如何？亦未可知。 把仇恨当作美德 和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许多国人说自己“太善良”、“太正直”，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居然大多数还如此自我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每个国人都听到过周围的人说“人善被人欺”。其一，说的人觉得自己很善良；其二，说的人深信善良是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三，说的人觉得自己不该善良。这样的心态，加上过去一直的仇恨教育，“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样板戏的唱段家喻户晓，仇恨也就深入人心。于是自私和仇恨，成了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近代的华夏，自私和仇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各个阶层和众多灵魂。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太善良”，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 如此自私和仇恨必然进一步降解国人的道德和劣化国人的行为，广泛的不分阶层的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官僚的腐败不必我多举例子，看看那个身居高位的药监局长就可以理解了，而民间的腐败正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道德进一步败坏的基础，以至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利就要用来进行腐败。 中国工厂的产品在出运给国外的客户以前，会由国外客户指定的机构派人查货，检验按照科学的抽检方式随机抽检一定比例的数量，如果在抽检的产品中问题超标，那么就必须返工甚至不可出运。由于服装是手工制品，因此不完美是肯定的，要找一些问题就太容易了。于是查货员手里就握有产品的生杀大权，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这时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和来自大陆的查货公司的雇员的表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比例的大陆查货公司的人员会用手里的权力要挟工厂行贿。如果工厂不给好处，他们就设法让查货不通过。很多时候明明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指把已经缝在衣服里的线头抠出来算作一个问题，这类问题数量超标后，产品就不能通过。如果工厂行贿使得他们满意，他们会“让我再看看吧”，然后更改查货结果，让产品通过。 他们通常并不会让质量严重不达标的产品由于受贿而通过，毕竟，客户在货物抵达他们仓库后还要检查，因此他们不想由于受贿而丢掉自己的工作。（毕竟失去了这个岗位，以后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他们的做法是在本来可以放行的产品上做文章，要等到工厂行贿后再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因此他们比那个药监局长还是要好一些。 而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的雇员就很少会这样。他们比较把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货物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行的他们也不含糊，他们也讲人情，但是通常不受贿。至少不会由于是否塞给他们钱而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不幸的是，大陆的工厂通常都屈服于大陆查货公司人员的淫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公司的管理层也对此毫无办法，与其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而使得那些查货员变本加厉，倒还不如就逆来顺受，付一些贿金算了，毕竟这些贿金和重查的费用比起来也相仿。正是这样的心态，查货的行贿受贿在大陆极其普遍。工厂一般都明白，大陆查货员少有不受贿的，而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查货员就少有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不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的深度进行改进，将出现道德的“沉船效应”。所谓“沉船效应”就是一艘大船在沉没的时候会引起周围水域的巨大反常，以导致周围的船只都受到影响甚至沉没。中国普遍的道德低下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外国公司，有的是很有声誉的，比如西门子，也不得不使用行贿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的危险。随着中国和国际的越来越多的交流，国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已经开始形成了道德的“沉船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以外地区被动的道德降解。在中国蔚然成风的假话、假货和贿赂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沉船效应”中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面子工程也在起着极坏的示范，在中国用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会金牌丰收的成果下，有的国家也在考虑是否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办金牌体育。这显然是一条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歧途。我希望西方绝不学习这样的举国体制，因为这已经不是体育，其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现实空间的国人素质如此，那么在虚拟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大陆的体育记者，在博客上号称自己如何和几个老外辩论，结果她所举例子是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辩论”。由于此司机的政治观点和她不同，此记者就下结论，那些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机要比这个白人司机和气得多，下车时她还给司机扔下一句话，“将来我不希望看到你向我讨啤酒钱”。我想，你干嘛不去北朝鲜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去采访，来美国干什么？我不知道此女记者在虚拟空间的“英勇”是如何虚构出来的，但是她把现实中的仇恨带到虚拟空间的努力却不容置疑。 于是在虚拟空间也充满了仇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些讨论，如果意见相左，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什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谩骂了。华夏的“泼妇骂街”，是世界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每人都肯定看到过骂街的情景，其实那些“泼妇”绝非仅仅女性，用“泼妇”这个词其实有性别歧视，因为“泼夫”也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不逊色。网络的发达使得很多这样的“泼士”（这不带性别歧视，男女均可）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国人在虚拟空间的辩论于是必然升级（或者说降格）为骂街。谩骂和恐吓，揭示了国人的仇恨和无奈。 物质的进步，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并没有带来素质的提高，而只是把现实空间的骂街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所以，不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环境。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那些在现实空间的“泼士”变成了虚拟空间的“泼士”，也许形象和声音被虚拟了，但那低下的精神境界，丝毫未变。 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国人的仇恨一定是后天获得的。如果一点点的观点不同就要如此杀气腾腾，那么真的关系到权力那就必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在华夏没有仁政。我经常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的著名葛提斯堡讲演和对于战败的南方的政策。胜利的北方（联邦）没有对失败的南方（邦联）进行报复，南方军队的高层没有任何人被作为战犯受处罚，李将军仍然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受到南北双方的尊敬，南方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战争结束意味着一切争端都成为了过去，南北方的人们都是平等的美国公民，每届美国总统还为阵亡的南方将士献花。这样的理念和胸怀，不禁令人唏嘘。 因此在西方的互联网论坛上，绝少“骂街”的，一些争论堪称激烈，但是大家就事论事，绝无人身攻击，很多争论充满了幽默感。幽默感源于平和的心境和乐观的态度，如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则幽默无从谈起。自私和仇恨直接消灭了国人的幽默感。 仇恨满腔必然导致幸灾乐祸，当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很多国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当自己遭受自然灾害时，却寻求发泄对于别人的仇恨。只要谁表达哀痛不够，就起哄仇视别人。而他们对于真正的救灾，是绝不感兴趣的。“阶级敌人搞复辟，雹子下进了棉花地。”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仇恨表达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把天灾都归罪于人祸，这些替罪羊当然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同时把一些人祸都归于天灾，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显贵。恨天恨地恨别人，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华夏天昏地暗，人人仇恨满腔，个个自私自利。 煽动对外的民族仇恨，鼓噪对内的阶级仇恨，这是国人过去的一贯做法。我希望这样的愚蠢和不理智应该在中国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但是，不，他们仍然在继续。如果不加以教育，甚至会愈演愈烈。 物质的富裕真的必然提高民众的素质吗？看看中国今天相对富裕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有钱和有德根本就是两回事。央视宣传公益精神的广告堪称做得不错，然而什么样的公众需要被告诫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就差告诫“不要随地大小便”了，其实这也应该宣传，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如此宣传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道德水平的低下。一个自封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对于“礼仪之邦”之名不副实的坦白了。但是，这样坦诚的勇气总比掩耳盗铃要好得多。 我相信华夏存在过没有以上令人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时代，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更早的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一定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一定有过充满谦谦君子而绝少卑鄙小人的年代，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裕。于是我们再次肯定，物质的富裕程度绝不能决定社会道德的高低。 我绝不认为贫穷会使社会更加合理，更不认为贫穷可以使人更加高尚。但我同样不认为腰缠万贯就可以导致好的德行。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高尚的人们会使贫穷消失，而一个仅仅是富裕的社会和一群脑满肠肥的富翁和权贵并不能使得社会变得高尚，甚至恰恰相反。 我们未必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在物质上清贫但是在精神上高尚的时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公益”和“善良”，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华夏积淀了太多的“自私”和“仇恨”。于是，我们知道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做一些什么。 让我们坦承和直面这历史积淀吧。进步是从正视现实开始的。

文革“梦魇”为何成某些人的“梦想”？ 文：雷颐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 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 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 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 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 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2） 文：林炎平 告别综合症自由、平等、博爱——走向公民 “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 —— 作者 公民——中国从未有过的理念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普适价值”的理念中，也许“公民”是一个同时集中体现了人和社会价值的理念——诞生于古希腊，沉寂于中世纪，再生于文艺复兴。她的命运就是社会公正和人的价值的命运。而作为法国大革命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这个古希腊价值的现代形象。“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却是永志不忘：“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他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毋庸讳言，“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中国就如同丰衣足食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自由一词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概念性缺失，其真正词意近代才诞生。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博爱”更在中国难觅踪影，其实“爱”本身，在中国也是非常近代才有的概念。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他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墨子曾经提出了“兼爱”，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則乱。”墨子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不分等级的“兼爱”。但由于墨子的“兼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支持，注定不能独立生存。孟子也提出了类似兼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破口大骂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惜的是，墨子的“兼爱”呼声在即便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显得那么微弱。随着对“爱”还算重视的孟子的破口大骂，和之后对于孔孟和儒家的独尊，墨子的“兼爱”就寿终正寝了。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和此后几乎所有皇帝都奉行的礼教，注定了从未诞生“自由”和“平等”理念的华夏连“博爱”的幼芽也将夭折。在等级森严的礼教中，在残酷专制的制度下，“爱”的消亡是如此必然。墨子“兼爱”思想的悲剧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在中国，对上的“爱”被恐惧和奉承所代替，对下的“爱”被威权和恩赐所代替，平等的“爱”被利益和客套所代替。因此，“爱”这个词已经不具备真正“爱”的含义，尚存的“爱”大概只有“宠物”对“主人”的爱和“主人”对“宠物”的“爱”了。离开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怎么看都像是以上两者。但即便这样，也比宣扬“仇恨”要好得多。毕竟，一个充满了即便再卑微“爱”的社会也胜过一个充满了高尚“恨”的社会。正因如此，国人在面对舶来的“博爱”理念时，显得很局促和拘谨，更多的是拒绝。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同于肉体的“爱”；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的爱和对真理的爱，因此也可理解为激情的“爱”；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人格的进步就是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搏斗的历史。而“奴才”，则最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它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一个社会的终极进步就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从“奴才”走向“公民”。 奴才——华夏久病不愈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夏有这么多人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恐惧万分，必欲置之死地。他们知道，如果“自由、平等、博爱”被华夏普遍接收，那么“公民”的理念和实践就会取代“臣民、子民、顺民、刁民、良民和暴民”，随之，产生和滋长奴才和奴性的土壤和基础就会荡然无存，一个由这样的社会人格和民族性格构成的社会形式将轰然倒塌。所谓奴才，绝不指那些地位低下者，也绝不是侍者或仆人。这些仅仅是职业，而绝不构成“奴才”的定义。“奴才”决定于人格，而不是社会地位。再低的社会地位也不构成奴才，而再高的社会地位也不妨碍产生奴才。我们不妨给奴才画一个像。奴才这样对待自由：奴才不需要自由，他们要的是仰仗权势的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这和普适的每个人的自由背道而驰。他们自愿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权势，随着权势的旨意，他们可以一拥而上，可以一哄而散，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噤若寒蝉。他们在龙或者狼的阴影里得到了自身的安全和给予别人的恐惧，他们为此心满意足。他们为了更多地给别人以恐惧，他们需要让龙更加强大、让狼更加残忍。龙和狼剥夺他们的，他们从别人的恐惧中得到了回报。龙和狼迫害他们的，他们从迫害别人那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奴才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眼睛里没有人，只有主子和奴才。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而只是权力的附庸，因此也绝不把别人当作人。他们发誓要骑在别人头上，又要辛苦地把主子扛在脖子上。他们扛着主子一是为了用主子吓唬别人，二是主子的重压让他们感到踏实。因此，一旦脖子上没有了主子，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奴才一生都在寻找靠山。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强大的靠山，哪怕那个靠山是残酷压迫他们因此他们避而远之的。因此，他们哪怕就是远涉重洋，也梦想着当时他们逃离的国度可以成为他们在异乡混得好一些的靠山。奴才绝不喜欢真相和真理，因为其将破坏他们营造的一切美好融洽的关系和利益。于是他们绝不喜欢公正，更不喜欢竞争，一旦竞争，那主子和奴才都做不稳了，那还了得？奴才这样对待“平等”：奴才痛恨平等，钟爱权势。在没有权势时，俯首帖耳，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于是，卑躬屈膝和专横跋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在奴才身上统一得很完美。他们在地位比其高的面前奴颜婢膝，在地位不如其的面前趾高气昂。对他们来说，平等是瞎话，要么主子，要么奴才，哪里会有平等？他们恨不得把所有别人都变成他的奴才，一旦他们成了某个程度的主子，他们就竭尽全力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才。由于奴才爱的只是权势而不是主子，于是在他们的主子垮台时也会对主子大打出手，那是绝没有了一点点过去的主仆情分。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可以成为主子而奋斗，但知道唯一途径，就是做好主子的奴才。只有做稳了奴才，才有前途。由于主子上面还有主子，于是奴才是注定要永远做下去的。做好奴才，是他们从历史和现实中树立的“颠扑不破”的信条。奴才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背景，以便可以让他们在外面称呼别人“蕞尔小家”，俨然自己出于一个“泱泱大家”。但其实他们自己在这“泱泱大家”里不过是奴才和家丁，就是连说一句话也要看看主人的脸色，以免遭到一顿臭骂甚至痛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豪感”，在嘲笑他人为“蕞尔小家”中，俨然也“享受”到了一丝作“主人”的痛快。即便离开“泱泱大家”后到某个“蕞尔小家”谋生，也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家”奴才和家丁的身份。由于远离主子而免遭痛打，便忘却了当时的疼痛，于是越发想念起主子来。那“臭骂”和“痛打”原来也令人梦萦缭绕，如今没人“打”没人“骂”了，这日子还真的不舒坦了。奴才这样对待“博爱”：奴才绝不可能博爱，因为他们只有利益，没有正义，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权势，因此依附权势者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那些越专权的，他们就越依附；越残暴恐怖，他们就越强烈尊崇。奴才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们恐惧别人，同时又在追求别人对自己的恐惧。他们忍辱负重，却也随时都在寻求把日积月累的仇恨宣泄给他人，把自己遭受的来自社会上层的践踏变本加厉地强加给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由于权势在奴才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把来自权势的迫害看作是恩赐，而把来自平等的宽容和谦让看作是他们的特权。于是奴才对于迫害他们的权势者，报以俯首帖耳；而对于有恩于他们的无权者，却恩将仇报。于是，奴才特别喜欢窝里斗，不斗清楚了主子和奴才绝不善罢甘休。不斗就分不清主子和奴才，做不稳奴才的日子是绝对不能过的。他们从来痛恨民主，因为民主不承认主子，而离开了主子的日子是无法过的。而当他们一旦成为主子，便绝不限制手里的权利，也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行善。于是，他们缺乏“爱”，而充满“恨”。在主子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但是当主子要他们愤怒时，他们振臂高呼、声嘶力竭。奴才完美地结合了慷慨激昂和俯首帖耳，大义凛然和卑躬屈膝。这都是为了主子进行的表演，是满足他们奴才性格的一种宣泄。奴才缺乏同情心，却热衷于他人的隐私，那绝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欣赏别人的痛苦。他们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别人的痛苦可以引起他们的快感，别人越痛苦，他们越亢奋。奴才绝难忠诚，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利益依附于主子的权势，依靠后者他们最大化了前者。于是在主子还强大的时候，他们对主子顶礼膜拜，对主子效忠有加，但是一旦危险出现，主子危急，他们就立即树倒猢狲散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总而言之，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反面。“为虎作伥”用来形容奴才非常恰当，从不幸的受害者走向卑鄙的害人者的经历，泯灭自己的良知为主子行恶，就是所有奴才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人，构成了“奴才”，这样的性格，就是“奴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是“奴性”代代相传的表征。在她做媳妇的时候，备受婆婆的欺凌，可怜。终于多年以后她脱离了婆婆的管束而自己也成为婆婆后，不去改变曾经加害于她的规矩，却反过来用同样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方式加害于自己的媳妇，可恨。如此奴性和奴才，导致中国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血流成河，过后社会却依然如故。世道没有变革，更改的仅仅是主子和朝代的名称。奴才，却一代又一代地真心实意诚惶诚恐地做稳了。鲁迅一针见血：“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他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亦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于当时词义的不同，这里鲁迅用了“奴隶”而非“奴才”。其实，他要说的是“奴才”，因为“奴隶”是被迫的，而“奴才”却是自觉自愿的。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人只是权势的附庸，而权势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于是，绝大多数人是极少数人的附庸，极少数人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子，“人”消失了，“奴才”和“主子”取而代之。但是，看似天差地别的“奴才”和“主子”之间并无人格上的差异：主子＝ 奴才 ＋ 权势在两边都减去权势后，等式变成：奴才＝ 主子 － 权势亦即，一旦“奴才”有了“权势”，就成了“主子”；而一旦“主子”失去了“权势”，就成了“奴才”。权势居然如此重要！于是在中国，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人格的蔑视成为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进而，为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对失去权势极度恐惧。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平等被践踏，而奴性和权势被弘扬。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培养奴才的学校，“合格”的“毕业生”源源不断供应到社会中来。他们的人生词典里只有“奴才”和“主子”，而没有“人”。在人格上，他们都是“奴才”，只是在对权势的追逐中，有的上升为不同级别的“主子”，一些沦为不同级别的“奴才”。当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他们呈奴才相，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他们呈主子样。仍然是鲁迅：“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可惜，时代更迭，沧海桑田，国人的奴性却并不见消失。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积重难返的就是“奴性”。数千年的积淀，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对丑恶的怜悯胜过对美好的同情；对谬误的姑息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对权势的屈服胜过对弱小的谦恭。这样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太少情面，但确实是国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文：葛兆光 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g26g5Qra3B5zXsfLpDxj5xrs94x7AqZEuKrwZrk6q78tON7t76iczvw/0?wx_fmt=jpeg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PjjBicLaYPKEhjSJSyv750iaTUicGkfkibWgWs9jNbuEtyjucP7VVIvXcA/0?wx_fmt=jpeg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SQ7M4sML40dvlic1WcDxhQy6g8iawnxZjTKHM1ZsePNHVkkzgh5fxYqA/0?wx_fmt=jpeg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GicUZdcgxEtlkRLvwNpu00XibaAXV0JMAHv5icoNocMx46jlDOFNImCuw/0?wx_fmt=jpeg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JN0qac7fUZm07N6tqkUiabM5ibDcYCMORZ7icktiayVJnOwibmDK3KTc6icA/0?wx_fmt=png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vnvUehnoMUJRRRJ127fLgnBvP2trxBWhNNtgK9daf7616ADEyDTbNA/0?wx_fmt=jpeg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YcjcQoC88LHzdSBU9DyfhQLp1RAice1vicDx9BhA7BZsV1B6qciaRdnAg/0?wx_fmt=jpeg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FMPIhmjurjbvnOd99gtCB9ia9iaM9Zj8Iq0ml0xYkfwgkGAV4B7Wvugw/0?wx_fmt=jpeg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雷锋是个“可爱”的孩子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说雷锋“可爱”，第一是因为他做的都是“好事”，当然被人们称为“最可爱的人”；说雷锋“可爱”，第二是因为雷锋做的事太“可爱”：比如，在大白天打着手电宣称是夜读毛选，在当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及其跌破眼镜的印刷技术上，老百姓估计要花很久才能认出照片上印的是人还是一只大熊猫。雷锋用大白天打个手电代替黑夜这办法还真有创造力，真高明！又比如，雷锋爱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做了好事偏偏不告诉你我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部队的编号，考考你们和我捉迷藏找我的能力；还有，雷锋手上戴一只瑞士英纳格手表，对着一双臭袜子要补上一千遍给你们看他是如何的节俭，哈哈，估计对这双袜子有特别的恋袜癖。更奇的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大城市里满大街捡小孩粪便，居然一天能捡到300斤。那时候估计满城市里的孩子等着雷锋来，熬了10天的大便一天在门外解了送雷锋。哈哈，想想也真可怕，那时的城市怎会有这么多的门前屋后的大便，没有雷锋，还不臭气熏天，居然还是春节阶段！ 雷锋确实做了好事了，偷偷写在日记本上，偷偷告诉你我部队的编码。这些日记，这部队的编码，就是今后受表扬的最好的证据。雷锋很可爱，故弄玄虚，像一个孩子，等着妈妈对他的表扬！ 这个世界，做任何事，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了信仰，一种是为了认可。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相信，不需要任何回报。认可是一种需要回报的行为。为什么说雷锋像孩子？因为孩子从出生起，是没有信仰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模仿大人，从大人的眼里，他慢慢地明白什么行为会被大人认可和受到赞扬，什么行为会被大人批评和谴责。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教育要和别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甚至食物。大人教育他：只有你今天和另一个孩子分享了，明天你才有可能得到这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和食物。这就是回报。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愿意分享的。这种回报教育的效应，尤其是几个回合实践摩擦下来，小孩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人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玩他的玩具，要有回报，就得分享！孩子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种认可。 信仰和认可，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爱的事业为工作，有人选择最高薪高回报的行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在爱情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结婚，有人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的人结婚。这两大类里，最最不同的是当遇到挫折时，为了信仰的人和为了得到认可的人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信仰本来就是一种真诚的感情，他不需要回报，也不需要外界的承认，是发自内在的热情。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是低薪回报，还是会非常高兴地做下去。 而为了认可而工作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的衡量是有条件而外在的。比如说一旦高薪变成0，或这个社会不再承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人会认为一切努力都变成无用之功，悔都来不及啊。所以美国和西方文化中，一再强调，你最好去做自己有“Passion”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有passion （激情和热爱）去做一件事，你将对一切结果无怨无悔。 雷锋捡粪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认可？　有时发奇想，如果哪一天雷锋不小心捡的粪，粘上了墙上红色的大标语（粪不认字啊），被别人揭发雷锋是个破坏革命的坏分子，雷锋还会继续捡他的粪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会！这粪带给雷锋的是耻辱，而不是光荣，哈哈，此粪已不是雷锋要捡的粪了！这分界线就出来了：如果说雷锋捡粪是为了城市卫生（信仰），雷锋应该继续捡他的粪：如果雷锋捡粪是为了表扬（认可），当然这个使之成为反革命的粪就是万恶的粪了。 雷锋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雷锋做这一切好事是为了一个信仰，他将真正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一个信仰，他不需要大白天打手电读毛选登报纸，他不需要捡了粪非要拿到秤上去秤出个几斤几两。所以外国人参观雷锋纪念馆，非常不解地问：既然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那么最后你们怎么会知道是他做的好事呢？外国人太愚蠢吧，他们就事论事，以为不留名就不可以留部队的编号，以为不留名就不会在日记上记下几斤几两的粪。这帮脑子不转弯的外国傻瓜！

海的深处 文：李颖（蒙特利尔） 小时候的很多个夏日午后，我爹总喜欢拿着一本童话书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读给我和妹妹听。有一年一位作家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安徒生童话，于是他最爱读给我们听的故事，就成了海的女儿人鱼公主的故事。我们都被人鱼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但在没有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年纪，我无比诧异她竟然能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放弃一切包括让我羡慕的潜入海底的能力？ 我爹很不负责任地解释说，这是爱情的伟大和生命的勇气，我和我妹惊讶地看着他漫天抒发完全意识不到他的诗人情怀是造就了我和我妹以后的任性人生的罪魁祸首。藉着他的文学背景，他总能把故事解读的很美，那时候的我，对美人鱼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在我心里，大海的深处，就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12岁的夏天，我爹第一次带我去看海，看着有人好像人鱼公主一样在海里游泳，我非常倾慕。要求了几次，我爹却坚决制止我下海，我痛心失望地问他：游泳都不敢吗，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因为这句话，爆发了我和他有史以来的最大冲突，他花了很长时间的跟我解释下海会生病而且对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女孩该有很多危险，可我不想听我只想像人鱼一样在海里游泳。于是他又给我讲了韩信受胯下之辱也要活下去的例子告诉我勇气没有那么重要，我听了以后不屑地说：我为什么要变得跟他一样无耻。他终于失掉耐心，把我推进房间去面壁自首。几个小时后他把睡着了的我叫出来，在晚饭前不甘心地最后一次问我，你要勇气还是要性命？我倾尽全力，用了让他震惊的决绝说：我要勇气，我就是要在海里游泳！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夏天，我爹专门带我去海边游泳，夏日的海风吹着，还不会游泳的我躺在游泳圈上被他在海里慢慢地推来推去，他很幸福地问我：很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爸爸带你一起在这片海里游泳吗？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我盯着大海深处的海天交界线郁闷地想，在你看来，我这就算在海里游泳了吗？ 毕业后没有多久，脱离了父母和被他们严密监护的环境，我就在McGill的游泳池里自己学会了游泳，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每年冬天飞去南方拥抱大海的人群。加勒比海域常年是差不多快体温了的艳阳天，太阳总是热烈执著地把我们从北方冬天带来的寒气烤干。一汪海水明媚闪耀地诱惑着，让人忍不住有立刻跳进海里被水环绕的冲动。被这样温暖的海水拥抱着，有好像回到前世故乡的那种归属感，又好似婴儿一样重新回到子宫的安全感。 有一年在墨西哥的Cancun海域玩一个Hobie Cat帆船，一个大浪打过来，差点把船打翻。我跟着歇斯底里地大叫，朋友淡定地微笑着调侃说，你不像那么没有guts的人吧，怕什么呢。我说，听说深海区有鲨鱼，我怕会在我掉进海里的时候把我的腿咬掉。他大笑着告诉我，那只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童话传说，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鲨鱼和他们的家吧。看着加勒比海特有的碧蓝的海面，很久很久以来对大海深处的向往和对美人鱼的迷恋一起助长着我越来越强烈的潜入海底看看的决心，而克服恐惧和挑战自己极限的欲望，是我随时都有终生不熄的冲动，于是我欣然同意。 我们先去找宾馆的潜水教练 Leo在游泳池里帮我上几个小时的初级速成潜水课。Leo是个哥伦比亚男人，他在加勒比海阳光灿烂的下午，独自沉默地坐在碧蓝的游泳池边的一堆潜水器材边上，被阳光tan过的深棕色的皮肤，高棕的鼻梁和西班牙裔男人稍微带着的一点点婴儿肥的脸庞。他总是眼神里带点困惑，或者说淡漠地望着远处，跟周围那些来度假的习惯于只关心利益的城市男人脸上的浮躁世故或者松松垮垮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只看他一眼，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在一个瞬间，我甚至有种想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想什么的冲动。初学潜水的种种不适，和我所有关于水进了眼睛或者潜水瓶太重了砸到我的脑袋的小女孩式的担心，都被Leo温柔地缓释。 仿佛一面天天面对的墙上突然被Leo开了一道新的风景独特的窗，背着压缩空气瓶潜入水中的霎那间，我就把思维全神贯注地放在了活着的那一刻，开始从新学习和关注已经习惯到成了生存本能不再关注的事情：呼吸练习。因为深水中的任何一点呼吸上的差错，都是致命的。在岸上，那些潜水器械太重了，为了背起它们，身上常常好几处被器材撞得青紫。但是一旦进入水里，我就迷恋上失重的感觉，那些沉重的仪器在水的浮力下，一下子让人觉得身轻如鱼。我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一切。短暂的培训结束后，Leo带我们出海去潜水。机械船开出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到了一个火山形成的暗礁，我们抛锚停船，我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背着沉重的潜水仪器小心翼翼地扑进海中。 音乐，灯光和水中，都有在感官上让一切的世俗和平庸在瞬间洗净铅华的魔力，而潜入水中，好像在刹那间走进了一个一切都裹着淡蓝色调的童话，或者很远很远的另一个星球，潜水员们自由舒展着人鱼一样的优雅身体，和水中各种奇异的生物，都是童话里的主角。在海中既要密切关注压缩空气的用量和海洋激流的方向，但因为Leo在我身边，感觉到他沉静淡定的存在，我就能克服一切恐惧。我在深海中挣扎着追上他，自然而然地拉住他的手，全神贯注地由他牵着向我展示他的世界：天使鱼，Frogfish, 海马，水母， Eel, Ray，榔头鲨鱼……我们仿佛牵手一起游走在一个童话里。有一条puffer fish一直好奇地追着我们，匆忙诧异的样子，仿佛是童话世界里最可爱的回声和证明。其实大部分海洋生物和漂亮的鱼群，都集中在浅海30英尺左右的地方，因为那里阳光充足，有具备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的一切条件。在潜水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海洋深处是最没有可能进化出智能生物的地方，在水里做什么都不方便，我想告诉Leo他有多棒可是只能忍着，因为讲话进水。这让复杂的文字积累没有了可能。海洋生物大多居无定所，让持续发展没有了可能。海水中的氧气含量大大少于陆地空气的氧气含量，这让大脑的进化发展和一切的工业化没有了可能。所以，一直困惑我的美人鱼的故事，也只能永远都只是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了。但是相对于陆地上动物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和动物群政治，海洋生物其实是最没有阴谋的，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海洋生物中最聪明的海豚，却需要上岸呼吸和求偶。 仿佛阿凡达在另一个星球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个躯体，我痴迷于在水里的刹那间就进入另一个星球跟人世喧嚣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是两罐压缩空气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岸上。隔着海水的媒介，我肆无忌惮地凝视着Leo的脸，回到阳光灿烂的海面上，一切陡然变得拘禁怪异，在孤独的水中对一个人产生的感情，到了人声鼎沸的岸上，能持续多久呢？Leo望着远方海的深处，眉宇间依然是淡淡的忧郁，可是我突然了解了他的世界，看到了他的目光落在的远处所看到的一切。 加勒比海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穿过度假村里一个长满鲜花的花园去跟Leo告别，我拉他来我怀抱里作法式腮吻， 然后告诉他我还会回来，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他拍了拍我点头说会的。回家后我似乎还长久地生活在那种失重的感觉里，报了潜水班，然后级别越来越高地考了上去，我甚至动了考个教练证书去南方海域作潜水教练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黄昏落尽的傍晚，我都潜在游泳池的深水区回忆和向往海的深处，仰头看表面上一个个穿Bikini的女孩美人鱼一样缓缓地游过。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又是一年飞去南方的季节，我准备好了潜水器材和潜水证打算从新回到Leo做教练的那个度假村，走前不经意地在网上搜索了Leo的名字，潜水新闻里突然出现的一小段西班牙文，似乎有Leo的名字，帮我翻译的朋友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你认识他吗？他是你什么人？我说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原来Leo在加州跟一群人一起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潜水，入海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会有其他人留在船上，就都整理好器材迫不急待地跳下水去拥抱大海。潜水以后他们每个人都安全地返回，这时才发现渔船不同于潜水船，船体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在作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后，在船体上充满了他们尝试爬上来的划痕以后，因为缺水，因为疲惫，他们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抓着渔船的手，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一条毫无人迹的渔船，无声无息地在水上漂流。 终于还是没有等到下次见面，Leo就这么永远地留在了他深爱的大海。而我，却继续了我的潜水之旅，一年又一年。在Cozumel, 在Key West, 在古巴，在巴拿马，在Costa Rica, 在Belize蓝洞，在加州……在每一个可以走进大海的深处的地方，我都背着压缩空气瓶娴熟地翻身入海，去寻找Leo的世界。在古巴Veradero的海里，我凝视着一只从头顶游过的最大的海洋生物Manta ray, 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了百年孤独；在加州，两个迎面过来的姑娘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飘散着海藻一样的长发，好像真的遇到了童年童话中的美人鱼，在水中，她们流露出的那种我们同是人类的默契微笑，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在Key West, 我的diving buddy在潜水的时候突然感到不适吐了，一群彩色的热带鱼立刻环绕了他，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他站在水中，一缕阳光穿过他棕色的头发，阳光里的他，鱼群怀绕，云雾飘飘地站在逆光的地方，好像神仙下凡；在Cozumel,我和我的diving buddy被巨大的洋流冲散，在深海中，我只好孤身上岸，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时间等着他浮出海面…… 距离第一次跟Leo潜水的7年以后，我在牙买加海边穿着旧潜水衣带着怀孕5个月的肚子在风暴里把一只刚刚玩过的sunfish帆船费力推上岸。一群刚刚潜水回来的人从我身后的海里走过来。 想去潜水吗？一个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人看着我问。 现在不行。我回他说。 以前有潜过吗？他没有走，站在我身边一边帮我推船，一边问。 看着海洋的深处一片云被风暴吹上来，迅速地变幻着竟然越来越像极了望着远处沉思的Leo, 我怔住了，慢慢回答他说，曾经。 泊了船以后，我没有跟着沙滩上晒太阳的人一起散去。在越来越大的风雨中，我默默地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从大海的深处涌过来的浪似乎越来越高，风暴也似乎越来越近，但是，我想我已经到过海的深处，不用再困惑大海里有什么了。在远离人世喧嚣和人类文明的大海的深处，致命的绚烂后面，却充满了随时可以致命的危险。深海无际，时间无限，可是我们，却是如此脆弱，如此短暂地存在于自然的怜悯之下。向所有有勇气远离人世喧嚣，孤身探索自然，热爱自然的人致敬……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文：任不寐一 阳光暖暖地照在长冬的尽头，蓝色的天空首先降落在城东的小岛上。风运行在水面上，如爱沐浴，只身一人。“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汉•乐府民歌《古诗穆穆清风至》）。这样的天气确实罕见，雪是如此的温暖，太阳和冰在光中交织在一起。树木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我以google的方式在草地中间搜索到了2009年的第一片绿叶，激动不已。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吟唱的那首童谣：“……春分地皮干，小满鸟来全……”。雅歌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世人寻找春天的方法实在如此相同。曾有一位诗人在我生命的冬天里这样唱别：“我仍然年轻，长裙曳曳，长发飘飘”。这是杜审言的心境，“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与人分享自由是人生的早春心境；我们在孤独中被赋予了一种自我疗伤的能力。“禅静”是极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时间很残酷，时间也这样的贴心。时间就是一场希望。每个春天，上帝按一次回车键，象七天创造的节奏，让生命从头再来。这个岛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将两个句字连接在一起，让我在眼泪和歌唱之间的“转型”期间有思考和作诗的机会。我的岛上有条静静的小河，还没有解冻，可以让我走在水面上，那水在夏天曾潋滟着我无数的好奇和忧伤。这使我想起“耶稣行在水面上”，在和煦的风中，给我有 “写诗”的温柔。诗歌诞生在时空断裂的地带。在冬天和春天纠缠的河谷，在祖辈和子孙分手的村头，在男人和女人挥手的桥上，在人和神相遇的岸边，诗表达双方的仇恨和爱情。诗是语言贫困的产物，也是感情泛滥成灾的逃路。诗是冬天的河，给两岸架起一座可以交通的桥梁，让昔日无法通行的江河湖泊可以畅通无阻。诗是春天倾诉着的孩子，有的被神收养，有的落入虚无，再没有回来。 二陈家坪的诗使我想起李白在《早春寄王汉阳》的一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家坪对春天保留着敏感的记忆，这在我们这个没有灵魂的世代是比较罕见的。他在古老“寒梅”之下逡巡，至今未得“消息”。他倾诉，无人倾听。于是黛玉从贾府出来，将河边洒落的一切句字一一收拾起来，有条不紊地陈列在家坪魂绕梦牵的故乡老屋。陈家坪的诗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在“乡愁”中表现出来的。“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他早些年的诗试图穿越生命的意义，在那里，有海子一样清清白白的绝望：“要离开‘昏暗的森林’，只有下沉才是出路”。家坪对付绝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自己安顿在故乡，没有把灵魂全部交给北京及其城市广场。“早年的我，被留了下来”。面对城市，家坪从传统中支取了自卫能力，而海子没有故乡，就彻底返回诗和黑暗——那是人唯一的故乡。“剩余的陈家坪”就这样上路了。在进入北京城门之前，他敏感那里发生着一场灾变。20年前，天坛外有儿女经火的童年献祭和青春夭折。20年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摩肩接踵，麻木与无耻一色，无知共无畏起飞。这是进京付出了两种代价，陈家坪用他的诗在自己里面掀起了抵抗运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去？每一条路都是错的，它要诞生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感不断被现实处境入侵，我有些担心。最近这几年，家坪的语言开始和那农民城市和农民艺术家、思想家同归于尽。当然，诗人不能容忍彻底被埋，城市里死亡的仅仅是“另一个我”，“这绝不是我，因为他即将在人群中消失”；“但又近似于我，独自朝向荒野”。我在岛上看见他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小沈阳和清华大学以死磕的方式坚守的异乡，家坪要去哪儿？“我的村庄，我的小路，我所投靠的大地”。他“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他能否找到永远消失村庄？在那里，“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 三叶芝对史班德说：“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弗洛斯特在这样的恐惧中让自己坚守在乡村背景中，同时藉着这种炫耀与城市听众分享他的不安。就象一个保护自己的孩子，首先将自己和成人的喧嚣隔离，然后又在寂寞中渴望城市的爱情。人类所有的诗都是“可怕”结出的果子，诗人的优势是，语言之美本身成了故乡。艾略特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他说的是诗的语言。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公开死亡，但地下诗歌残留着生命的希望。此外，“生命意识的最高点”或“最敏锐的感觉”乃是死亡意识、死亡焦虑，或对死亡事实的记忆。《书•舜典》说“诗言志”，我赞成闻一多那个解释，“志”的主要含义就是“记忆”。从前，中国的诗更是对远西故土的记忆。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歌象中国诗歌泛滥着这样多的乡愁，李清照说“载不动“。中国人流离失所在地上，距离故土和生命乐园最遥远。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月球以下的边塞诗。西方的诗Poetry源于希腊字ποίησις，这个字的意思是make，最早上帝“造”夏娃（“众生之母”）的时候，那个“造”就是ποίησις。Ποίησις保存了诗歌所要记忆的内容：生命乐园里的一场爱情。人类最早的诗歌与死亡无关，只是赞美神和彼此相爱：“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记 2：23）。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诗拉开了恐惧之幕：“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 4：23-24）。诗歌是啼哭的斑鸠，从我们童年的春天启程，寻访母亲。她在拉麦那个冬天的背后，她在冰河的那一边。在离亚大、洗拉很远很远的岛上，夏娃在水一方。

私语 文：王亭苏 喜欢挑剔，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气质，喜欢用刁钻的眼光看待一切，把一切都蔑视一遍，除自己之外，人人几乎都是异类。自己被限制中限制别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话里总是藏着看不见的机锋和小聪明，刺痛，而又自鸣得意。随时准备向对方扑过去，含情脉脉，诚恳地践踏对方的自尊，彷佛自己因此获得更多机会的赞美。 中国人对于自信心的培养是畸形的，攀比心做成了通往欲望的囧途。而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活一天算一天，不信因果，但是又迷信一切，恶狠狠地愚钝地盲目地活着，目标不是天堂，是现世的抽象的幸福，超现实主义的虚幻，想象中的明天永远寄托着希翼，见花落泪，落叶悲秋。对自然的感受比对人的感情总是更深厚和纯粹，使人恍惚觉得我们的人文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到底是否错觉，几千年也未见答案。 中国人最神秘的地方是永远不会给你答案，也许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活在一种扩张的被无限放大的自我意识里，衍生出一个无比花哨的而又诗意的世界，种种神秘诡异的文化氛围营造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鬼祟的做派和处世的机警。 年老绅士的名士派头里总有一种疏离感，让你亲近不得，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同自己一样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他们是被时间浸染的活着的标本，代表着这个东方故国的渊博厚重的底蕴，站在最远的距离最高的角度俯瞰你，俯瞰一切，彷佛只有他配得到好运和赞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到处都是热红朝天的生计，不可一世的摩天大厦，阳光直射下金光灿烂的玻璃窗子里永远是你猜不透的人心，容易使人生出厌世的念头。灰扑扑地又无限光明的一切，沾染了世故，不管不顾向前冲，没有尽头和死亡。 刻薄又克己的中国人都长着一副伶牙俐齿，吃一切可吃的，消化一切难于消化的食物和艰辛。说难听的话就像说好听的话一样容易。在美国人叫海里的虾虫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它作为上等菜招待客人。一个对食物有热情的民族，你很难相信他们会彼此刻薄和看不起，因此，如果你是个较被动的人，你需要有一些防范，如果你不擅长冒犯他人，就要用锦心绣口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最可气的是，往往自己先受到恶意的诋毁，而你一旦还嘴并且说服他，还嘴的人往往变成恶人，这就是中国逻辑，喜欢冒犯然而一旦冒犯失败，过错全是别人的，检讨自己相当困难。 中国人到底还是相信性善论的，人性里的美好遏制了恶的趣味，使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温和友善。孔教熏染下的人生，如果不是被统治阶级篡改利用，中国人是相当可靠的，情和义是中华文化脉络的脊梁，是礼的延伸，然而近当代对于传统的破坏几乎是没有取舍的，砸掉一切，毁掉一切旧的文物和思想，使古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中国人对于道统似乎没有多少疼惜，教育系统脱离人文和文化含量的弱化使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面目，是是而非和随波逐流。爱热闹，爱喧哗，爱一切可能填满空虚的娱乐和形式。自然和艺术是用来粉饰和附庸的，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便时刻想成为别人的主人，敌意来自内心的恍惚和不自信，来自彼此依存的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永远无法摆脱这张生活的网，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民族基因的传承显示了强大的能量，集体人格造就了越来越深的隔膜和怨恨，彼此都成为可能的发泄情绪的对象。如果你不学会自保，时刻有遭到创伤的危险。 然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喜欢精致的人生，有道德的人生，然而性格里有粗鄙的成分，不容许别人有不同于自己的地方，不容许你有隐私，你需要敞开心扉，过滤给世人看你自己，你才算的上是一个世俗标准里的诚实的好人。 中国因为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书写者的受挤压的地位和现实，回过头去看向纵深处，你听到的永远是浮泛回响，空洞，表象，莫测，然而，紧紧握在民族的苍凉的巨掌中的是被重新点燃的檀香炉里的檀香，经久地散发出华夏文明的悠远的香气，古老，风雅，神秘，参透一切悲喜欢爱，参透全部史实，就像你看得见的人体上的跳跃的淡蓝的血脉......永不凋谢的女人的发髻上的花朵，绣着龙凤的女人的艳丽的肚兜，一段残留的古城墙，帝后的王冠，朱红瓦绿的古老的宅院......张生和崔莺莺，杜丽娘的百宝箱，十八年寒窑的苦等，诸葛先生的草庐，扶不起的阿斗，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岳飞和满江红，苏轼的月有阴晴圆缺，李清照的争渡，争渡，醉向藕花深处.....这一切，数不尽，说不完的一切都是中国...... 永远不会完，挑剔中超越困顿，也许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应该得到体谅，得到时间的明证和宽宥。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5）文：林炎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本来的面目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鲁迅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作者被刻意混淆的概念 一个在中国反复被强调但同时又模糊不清的命题：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但是，什么是中国标榜的“集体主义”，什么是中国鞭笞的“个人主义”？在美誉“集体主义”和抹黑“个人主义”的漫长岁月中，国人其实很少质问它们到底是什么。 慢慢地，华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亦即，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整个社会褒扬前者为“天下为公”，贬低后者为“自私自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定义下来，对立起来。 但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定义完全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这一词条作如是解：个人主义相信，所有的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所有的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义推崇自我独立、个人隐私和互相尊重的价值。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以及对于个人的控制，特别是由国家进行的对于个人的控制。个人主义认为，允许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其目的和方式是最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个人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仅仅在立法和维持秩序，以及防止个人干扰别的个人。个人主义同时相信按照个人所希望的方式获得财产、持有财产和出卖财产。 由此可见，西方的“个人主义”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公益、甚至伤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而是强调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和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其不允许任何个人以任何理由践踏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或牺牲他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样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如同维护好每一条支流的畅通洁净，必然成就了干流的滔滔清流。 至于“集体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比较合理地可以把其认作凡事侧重于整体的利益，并不更微观地考虑组成集体的个人。因此，合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对一群个体的利益从不同角度的表达和考虑：前者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人出发，而后者从这个群体的全体出发。 于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可以相辅相承而不必敌对的。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古希腊人作为个人的权利和作为公民的责任完整地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承的典范。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古希腊公民大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成的典范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古希腊索伦（Solon）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个人独立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HXck5AibxSEoyLpvobDLhntYb1N7vmjcoJL30KHUrNt7NoqK6pyYdxw/0?wx_fmt=jpeg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索伦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真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绝不应该对立。集体是个人的集合，而个人则是构成集体的元素。一个不弘扬个人价值的社会没有集体可言，而在一个失去了集体的社会中，个人也成了覆巢之卵。人类的社会之所以可以进步，就在于让每个个人的价值得以体现。 但国人似乎不是这样理解的。华夏有一句非常误导的成语 —— “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应该彻底倒过来才对，“小河无水大河干”。 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是由小河汇集成的，当作为支流的小河干枯时，作为干流的大河就没有了澎湃。中国的河流也不例外，当长江浩浩荡荡入海之时，她已经汇集了无数的涓涓细流；而在黄河中途断流之刻，正是由于支流没有足够的水量汇入。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句错得如此彻底和显而易见的成语会流传得如此广泛和久远，并且被用来教诲人们。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国人在集体和个人理念上的误区。华夏文化中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和压抑源远流长，于是在华夏，既无培养古希腊式的个人主义的土壤，亦无形成古希腊式的集体主义的环境。于是，“公民”，这个产生于古希腊的同时表达了权利和责任、独立和人格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未存在过。于是国人才会把关心公众事务的人看作是傻瓜。 集体主义成了群羊主义 国人罔顾公共事务这种态度常令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所导致的结局。一群不关心国是的人，怎么可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国人依旧如此。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国人，其实把集体忘得一干二净。 这也许不是国人的过错，而是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实在无可抗拒。但是，把本来强加于自己的现状最终变成自己自觉的约束和行为准则，却是国人作为整体和个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国人是在代代相传的强权下被迫养成了莫问国是、苟延残喘和胆小怕事的求生习惯和道德准则，也正是国人自觉的约束导致了更加残暴的强权。 久而久之，国人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当时的普遍常识和习俗产生对抗。如果没有一个鼓励个人叛逆勇气的社会氛围和道德勇气，对真理的探索将不可能进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际上既是华夏百姓罔顾公共事务的理由，也是统治者不把权力和百姓分享的借口。那些不属于某个小圈子的和地位不够高的，都请“独善其身”吧。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只是鼓励百姓依附权势的口号，而真正的实践者，却被扫荡贻尽了。中国式“集体主义”，一面是“群羊主义”，浩浩荡荡，亦步亦趋，对主人俯首帖耳，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群羊主义”也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其另一面，即“恶狼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高压统治是如何败坏了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道德准则。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格缺陷是如何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无比艰难。 集体主义在华夏一直就是消灭个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代名词。 愚公vs普罗米修斯 有一个在华夏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在不久的过去以至今天仍然被作为民族精神受到赞颂，这就是出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6 －221 年）《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 愚公一家住在当时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南面，嫌出行不便，共商把山搬走。群情激动下，开始了搬山运动，他们用簸箕和扁担，肩挑到渤海湾，一年走两个来回。邻居智叟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干，太不现实了。但是愚公不听，理由是“我死了有儿子，儿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并不增高，因此总有一天会挖平的。”弄得智叟无言以对。于是，愚公一伙每天挖山不已。此事终于感动了天帝，派手下的神仙替愚公把山搬走了，于是愚公家门口就此一马平川。 至于那两座大山，就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王屋山在河南的西北部。 列子的故事很有趣，也许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也许表达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在诸子百家时代，各种观点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一传说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此价值取向的评价。光阴荏苒，阴错阳差，《愚公移山》从传说演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上升到了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高度，可是细究这个神话，总让人觉得困惑；琢磨这句后来的口号，不免觉得有些荒唐。 其一，愚公的行为毫无利他精神可言。愚公和家人方便了，但是别人呢？至少我和所有历史上曾经居住在太行山上的人都是愚公的受害者了，连食用的水都要到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去挑。愚公为了一己私利，祸及他人以及后代，而受益的仅仅是他一家。如果这就是集体主义，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集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中愚公的集体利益显然不是大众利益，更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仅仅是愚公一家人小团体的利益。 其二，愚公的办法绝无可能搬走大山，他最后是靠天神恩赐才得逞。于是，愚公的成功在于受惠于一个强大的权势，起决定作用的是天神的旨意，这体现了华夏世界观的又一个要素，即依附权贵。 目标狂妄虚渺、过程劳民伤财、手段愚不可及、结果却美好圆满。天神善心一发，举手之劳，便让愚蠢成就辉煌、贪婪变成美德，对这故事的赞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于是，我们被愚公的思想和行为所鼓舞，要立志做现代的愚公了。只是，这次的愚蠢和贪婪是集体的和全社会的了。也许这就是“集体主义”？于是，我们要用愚公的办法损害在世人的利益和未来人的福祉了，把山挪到别处去，让别人去不方便吧，让后代去不方便吧！就如同愚公让我们现在不方便一样。 《愚公移山》中愚公的思维和世界观是一种文化的典型，如果我们不怕让一些人暴跳如雷的话，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愚公是愚蠢和贪婪的典型。他为了消灭一点点自己的不便，无所畏惧、不计后果、前赴后继，不惜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代价，罔顾给别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愚蠢和贪婪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问题是，这个传说中的结局是如此的美妙，最后居然让天神被这样的愚蠢和贪婪所感动并慷慨相助。 从此，华夏给予了这样的贪婪目的和愚蠢手段以道德认可。也许正因如此，华夏在此后会把耗费上下数代人和当今所有人的福祉为某个冠以“集体”名称的利益所做的牺牲美誉为一种值得赞颂的实践，也因此在两千年后会有人执意按照愚公的办法来建设一个新时代。于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就变本加厉了。“愚公精神”在华夏的长盛不衰绝非偶然，这是久远的畸形积淀伴随着对科学的无知和人格的蔑视之必然结果。 由于这个神话，以及在中国普遍深入人心的对于这个神话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认可和崇尚，使得我非常怀疑一个说法，亦即，中国的文化是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 和中国的愚公移山神话相对立的是一则古希腊的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了把火从天上带给人间不惜对抗天神，付出自己被永久锁在悬崖上受惩罚的代价。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了一个集体的个人主义？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他和天神对抗，宁愿牺牲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比较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故事，就会发现古希腊和华夏所赞颂的截然相反。正是对于这样截然不同理念的赞许和肯定，古希腊和华夏形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进而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导致后来西方和华夏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形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5HZ9UdpFfrDibdtu0WcZITqTCAV3UicW4tAmuELqmThYXakaaTGEWXwA/0?wx_fmt=jpeg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彼得•保罗•鲁本斯作品 正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了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倾情讴歌了普罗米修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古希腊伟大悲剧作家，被尊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Od3xvXCOcnfKLPDSlGwrreJ7ckYh5fAfAoPOQUuCjYwxuNmAkpOzvg/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马拉松战役中另一位普通战士斐迪庇第斯，以他生命的代价从战场跑到雅典，传递了重要战况。这四十多公里在两千多年后成为了现代奥运会的压轴项目——“马拉松长跑”，以表彰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无法分辨，也没有必要区别，因为那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古希腊精神。 否认个人价值和否定集体利益实际上是共生的。在否认了个人价值的时代中最后培育出的只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中国的历史正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社会曾几何时把个人利益变成不可言传的禁区。“先公后私”还不够，必须是“大公无私”，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和损人利己的卑鄙小人盛产于那个时代，并且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涌现、层出不穷。毕竟，一种文化积淀极不容易被铲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集体主义怪现象 在高喊集体主义的同时，却几乎每个国人都要钻营到一个特殊的集体之中，以便把自己和地位不如他的人区分开来。中国的高尔夫会员卡供不应求，再贵也有人要。并非中国的有钱人比外国人更喜爱打高尔夫球，而是由于此乃身份的象征，证明持证人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一部分，他终于加入一个集体了，特权和身份才是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国人的“集体主义”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同乡会。这个现象在西方绝难见到，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在崇尚每个个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理念普及的社会中绝难生存。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正是这种病态“集体主义”的表现。 用“集体主义”绝难解释的还有国人特别喜欢找名人题字，不管是餐馆，宾馆，书刊，甚至大学校名，都要找来名人题字一把。这些名人都权力炙手可热，但书法却绝难恭维。显而易见，题字的价值不在于字的好坏，而在于官的大小。这个现象在西方绝对难以想象，不会有大学找大官题字，即便大官想到大学里做一个讲演还要看大学爱不爱理你，看你够不够水平。但在中国，一个达官贵人的题字给被题字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哈，看看我高攀上了谁！”这就是潜台词，其威力之大，在中国决不可小视，国人老百姓就吃这一套，“这家后台真的硬！”羡慕和崇敬，溢于言表。 那些经过精心美化仍然惨不忍睹的题字揭示了一个内在的民族性格：对于人格的蔑视和对于权势的逢迎，掩饰自我、趋炎附势、以图飞黄腾达。这样的行为毫无集体主义可言，更与个人主义无关，而以依附权势来达到一己私利的动机和实践却昭然若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悲剧。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集体（社会）对于个人的践踏，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个人对于集体（社会）的损害。这种互不承认和彼此势不两立的矛盾，造成了集体和个人的最严重和本质的对立。但是这两个看来势不两立的行为，却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 —— 对于他人的蔑视和对于人的价值的践踏。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来也很惭愧。我刚到加拿大时课后参加英语口语班，班上学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留学生和当地母语为法语的人。为了使学生灵活地使用英语，老师出一些题目让大家辩论。其中一个是敏感的艾滋病话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便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我很自然地就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隔离起来，直到社会找到了治愈的方法。我当时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得到很多人赞同，但是出乎意料，赞同的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没有一个加拿大人。 事情虽小，但是随着我对加拿大社会和整个西方的理解，这件事居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终于理解了当时我的观念和加拿大人的差距。尽管我还自诩为理解西方文化，其实，在骨子里当时我距离西方的理念相去甚远：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少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美其名曰，“集体重于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实这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不尊重。任何一种以多数的名义牺牲少数的利益的行为，都将最终损害到全体。理由很简单，在每个个别矛盾的对立中，少数对于多数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叠加这些事件，最终多数将不复存在，而只有多次的少数，而最终的多数和全体正是由这些少数构成的。 如果我们把民主仅仅理解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彻底错了。这仅仅是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本质。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其使得少数人在服从多数之后，仍然得到了利益上的保护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独裁。 正是由于华夏的“集体主义”，在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大多数人却可以认为和自己无关而不予关心，如果他们还有正义感，那么也用“集体主义”掩饰了其怯懦；如果他们的正义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恻隐之心”也随之而去了。在少数遭受不幸时，他们努力挤在多数之中，对受害者的不幸无动于衷，还美其名曰“集体主义”和“为大多数人服务”。俨然羊群遭到恶狼袭击，他聪明地躲进了多数，任凭个别被恶狼叼走，却庆幸自己是多数的一员。但是这样的“多数”能持续多久？ 中国的“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价值，迫使个人把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仅仅理解为对于权威的屈服和忍让，这其实是“群羊主义”；一旦这样的屈服和忍让成为不必要，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正是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在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就蔑视和践踏所有他人的权利，自然就导致“恶狼主义”。 现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点燃的奥运圣火，必定隐喻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勇敢和功绩！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使得个人在强大的逆境中正义凛然，正是古希腊对于人的价值的颂扬。普罗米修斯成功地给人类带来了圣火，为他人带来了利益，而他自己由于对抗权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愚公也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给他人带来了损害，并且他的成功不是真正战胜了逆境，而是感动了一个权势，在这个权势的恩赐下，他得逞了。因此说，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人格云泥之别，对于他们的赞颂和认同派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 在中国，符合权威的利益，成了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则和文化积淀。这正是中国的“集体主义”的精髓，也是其致命缺陷。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不能在中国生存，因为其会被冠以“集体”的权威和利益所吞噬。在华夏的历史神话中，从来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更加没有对此的赞扬。华夏也有“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传说，但都或是天神下凡，或是秉承天神旨意，君临天下拯救百姓。无论哪种情况，都缺少挺拔的人的形象和意志，缺少伟大的悲剧式的感染力。 注【1】Vincent Farenca，《古希腊时期的公民和自我》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p277，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我们天天叫嚣着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反独立思考的。 通常而言，一个正确的教育方法，是先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首先是有了观察，有了对事物的体验，最后才行成了我们对事物的概念。 譬如，我们观察苹果，才知道了什么叫苹果，我们观察了牛，才知道什么叫牛，我们观察了蜜蜂，才知道了什么叫蜜蜂。 然而，我们的教育方法是：在你还没有广泛地认识世界本身和观察世界之前，先往你脑子里塞概念，这样，你就不知不觉地，对这个世界有了偏见。 譬如，在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家长就会告诉你，蜜蜂和牛是人类的朋友，因为蜜蜂为人类酿蜜，牛为人类耕地，牛耕完地，肉还奉献给人吃。 而蚊子则是人类的敌人，因为蚊子吸人血。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由此产生，以致于以后有什么新的内容再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错的‌‌”，偏见就由此产生，更谈不上什么思考。 其实你理性地思考一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 这些动物他们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一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客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观的，是中性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来判断动物的好坏，将他们定性为‌‌“益虫‌‌”和‌‌“害虫‌‌”，都是因为私心，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与憎都是源自于一种非常自私的情感。 比如，蜜蜂本来辛辛苦苦酿的蜂蜜，是喂给其他幼蜂和蜂王吃的，人类强取豪夺，把数百只蜜蜂辛辛苦苦酿的蜜一口给喝干，完了来一句：‌‌“啊！蜜蜂啊，人世间可爱的精灵！‌‌” 还比如，牛本来就是要在草原里生长，人类把它们绑起来，命令它们为其耕地，耕不动地了又将牛杀掉，吃牛肉，扒牛皮做鞋子、皮包，完了来一句：‌‌“你看，牛真是人类的好朋友啊，生前勤勤恳恳，生后又将自己奉献给人类。‌‌”如果蜜蜂和牛知道这些，非得气死不可：‌‌“谁他妈愿意勤勤恳恳、奉献给你了？‌‌”也许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偏见没什么，我在此就跟你举一个更为严重的例子：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早些年，小学生有所谓的爱国教育。 就是一没事，大家都不用上课了，组织所有的学生去看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片‌‌”。 里面的内容，无非就是《小兵张嘎》、《地雷战》这些片子，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多讲了，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这些片子中，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性格塑造，过度的将日本人丑化了。 这种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我们长大以后，我跟很多人一谈到日本的产品，先来一句：‌‌“日本的东西，反正我是不买，不管他好不好，我只支持国货。‌‌” 不谈数据、不谈体验、不谈做工，什么都不谈，只谈立场。 假如你公开场合下赞扬日本的东西好，你就更有麻烦了：‌‌“你这种人要是碰到打仗，一定是个卖国贼。‌‌” 这种思想，倘或仅是在对待日本这一方面，带给他民族主义偏见，那也就罢了。 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当他判断任何问题的时候，情绪不由自主地起了主导的作用。在他看其他事物的时候，他更是带有偏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尽管在他本人看来，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在他还没接受这些概念的时候，带他去一去日本，感受一下当地的异域风情，他又会对日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你可能觉得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太偏了，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相当普遍，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灌输概念，不解释、不推理、不讲逻辑，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圈的： 这是我的一个亲戚，他不仅仅喜欢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他生怕我没看到，所以朋友圈发完，还私下里发给我。最后我不胜其扰，跟他说了一句‌‌“不要再发给我了‌‌”——为了让他感受到我是对事不对人，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要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对我没有帮助，对他也是一种祸害。 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我看看你的观点和我的有什么不一样、学习一下‌‌”，我发过去的东西，压根就不看，根本就不思考，因为此时对于他而言，他追求的是情感上的一致，直接回一句： 这些东西，我摘抄其中的一条，然后来解释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去看这些东西： 他这么说有道理吗？ 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你看了以后，和没看是一回事，和我们平时在街上路过的标语口号没什么区别。 究其原因，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只向你灌输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正不正确、如何得到的、他的立论在哪，讲述者完全不在乎。 比如：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这一句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稍微细想一下就知道，这话对吗？ 显然不对，不然那些重点班怎么会有差生的？既然跟着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请问，那些跟着优秀同学在一个班的差生是如何诞生的？ 你是调查了100个人，然后有90个人有这种结果还是怎样？然而他给出来的态度是不解释——你去照着我说的做吧！相信我！ 还比如这句：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 在这里，你既然定义了勤奋的人，请问什么叫勤奋的人？是朝九晚五上班就叫勤奋？还是晚上加班到10点叫勤奋？还是通宵才叫勤奋？为什么和勤奋的人在一起，我就不会懒惰？ 不解释、不推导，他只给你灌输一个概念：‌‌“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你去领悟吧！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谈不上是思想，更谈不上思考，但是他在很多地方很流行，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他满足了很多人急切的心理：看一句话我就要起效，看一篇文章就要改变我的一生。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做一件事情，只想知道结果到底赚了多少钱，不想知道其中的经历和过程。 做一道题，不想知道到底哪里错了、需要改进，只想知道最后得了多少分。 ‌‌“我不想知道过程，我只想听结果，你就告诉我，你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分？‌‌”这不是我们很多家长喜欢说的话吗？ 因此，当我们看一个问题时，就只想得到结果，根本就不想去思考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下正好满足了你的这种欲望：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嗯嗯嗯，我知道了，讲得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一股子，我称之为的‌‌“钙片文化‌‌”。 什么叫‌‌“钙片文化‌‌”呢？ ‌‌“腰疼背疼腿抽筋？一粒钙片，够了，一片顶两片，马上吃马上有效。‌‌” 我们在对待文化上面也有着同样的态度：试图用一句话感悟人生道理，用一篇文章概括人生，大家都很急，都很焦虑，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收获最多的知识。这个过程中就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思考，所以也别怪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因为平时就没思考，所以也谈不上什么独立。 我父亲甚至曾经对我这么说：‌‌“要是知识可以像汤一样灌就好了，我直接把我我的脑袋撬开，倒到你的脑子里，这个世界要这么简单该多好。‌‌” 当时我也觉得这样真好，那样我就不用去花力气去学习了。现在细想，真可怕。 要我全部复制了我父亲的思维，那么我这一辈子也就我父亲这种水平了，如果我要提升和进步，必须要花更大的力气，将里面的偏见和错误一一去除掉——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头开始学。 我在一个鞋厂工作的时候，一个版房的师傅跟我说，他平时没事也想像我一样，多看看书，提升提升自己的水平，希望我介绍几本书给他，于是我介绍《引爆点》给他看。 这位师傅就是我说的经常喜欢看朋友圈‌‌“大师语录‌‌”、‌‌“心灵感悟‌‌”那一类的人，平时他的朋友圈全是这样一类的东西。 看了一半他对我说：‌‌“我觉得你这本书，太啰嗦了，你看啊，一本书，他就讲了三点：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太慢了，‌‌”最后他补充：‌‌“我喜欢看一些有用的书。‌‌”——他的意思是，希望看了就能能赚钱的书。 你看，一个人看惯了这一类‌‌“心灵感悟‌‌”、‌‌“大师语录‌‌”，他就再也受不了要思考的东西了。毕竟很多人还是没明白，赚钱难，学知识更艰难。既然你想着学知识，就别想着轻松。学了知识，要将知识变作思考，再进行变现，那就更难了，尤其在这个对知识产权不怎么保护的国度里面。 你生产一台手机，大到用什么材料、你的盈利模式怎样、如何营销，小到你的倒角要怎么处理、你的字体怎么渲染、你的图标怎么设计，你都要懂，这里面要看多少的书？要学多少的知识？ 事实上，一个人生道理，哪怕是一个我们平时看起来很细小的人生道理，我们通常要经过‌‌“举例子（或者摆数据）‌‌”、‌‌“分析‌‌”、‌‌“得结论‌‌”一个完整的循环，并且，当你引入每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都要小心地审视前后逻辑的衔接，经过一个完美的逻辑演绎，最后才能把一个精彩的答案呈现给读者。撇去感悟、思考的时间，光是打字，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岂是一句话就能参悟的？ 最后，如何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于去得结论，而是着重去观察，思考，在验证你的观点时，仔细观察你的证明方法是否有错误。开始的时候，可以试着用个别的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慢慢的，可以尝试用大概率事件或者数据。 在看别人分析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着重学习别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结果。 当别人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看书时，不要过度的放松，相反，应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时，别人的经验代替了我们的经验，别人的思考代替了我们的思考。这个过程看起来毫不费力，事实上，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跑，将别人的观点和见解全盘接受。当你停止自己的思考而将别人的思考完全接受时，很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着或多或少，对世界的偏见，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理解，即便在你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不过那不要紧，关键你需要保持一颗随时学习的心。当别人提出和你观点相左的思想时，首先注意控制好你的情绪，仔细聆听别人的观点和见解，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说得正确的地方，可以学习。 他们说得不对，找出他们说得不对的地方，向对方提出来，帮助他改进。如果你提不出来，只是一味地反对对方的观点，说明此时，情绪正在左右你的大脑，务必冷静下来再思考。（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人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都仿佛自身受到了侮辱，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的正确，其实这些都没必要） 你比如像上面我提到的朋友圈的那些内容，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些误导人的东西，都是挺气愤的——有些东西你不懂就罢了，但不要去误导别人。还有些写手，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骗点击率，不惜昧着良心胡编乱造，实在可耻至极。 但是每次别人问及我，我都会耐心地向他解释——这通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对一个人而言，接受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容易，接受真正的好的思想更艰难。 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这样，很少有一开始就正确的时候，无一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校误、矫正，最后才臻于完善。 如是这般，你勤思考，多思考，自然会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文/陈漠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注：本文转载自《新周刊》

巴黎石板路上的Je t'aime 文：枫子 关于巴黎，每一个人对他（法语中巴黎是阳性词，故用“他” 指代）的理解和印象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巴黎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有时，当我想起巴黎，思绪也并不繁乱，可能就是几个人，几件事，真实的虚幻的，恢弘的平凡的，统统重叠交织杂糅在这样的一张明信片里：虽然那人那事早已成了黑白记忆，但那句深深印刻在石板路上的JE T’AIME（法语：我爱你）却依旧历历清晰。 流动的盛宴Je t'aime, moi aussi 巴黎是民族的，更是普世的，这个爱情之都一直不吝释放他的魔力，吸引全世界的有情人在此见证他们的爱情誓言：Je t’aime。 美国来的海明威（ErnestMiller Hemingway,1899-1961）在巴黎的爱情就似一场流动的盛宴，盛宴的主角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最清苦朴素，却又充满青春欢乐的日子（上世纪二〇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那里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爱情故事！写作《流动的盛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近四十年了，当年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唯有在记忆中追寻那段已在时光的透镜里失焦变形的朦胧往事。“这就是在巴黎的第一阶段生活的结束。巴黎绝不会再跟她往昔一样，尽管巴黎始终是巴黎，而你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注：海明威原文中用“她”指代巴黎。）这深深的叹息发生在海明威结束自己生命的四年前。那时他身患重疾，记忆力丧失，身心均遭受着深深的创伤和摧残。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自己已处暮年，或在心里已开始预备着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什么能令他动容、感怀不忘的呢？那一定是他一直珍藏心底，最柔软、最不忍触及的一段湿漉漉的黑白往事吧？于是他坐在古巴的观景庄，面向东方，目光跳过茫茫大海，将思绪飞回到从前和彼岸，追忆起了那一段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岁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vPIMtlfb3wCKkHpPHghAsBpiaSRZ75FFB3OHUl0H64lntvegWTLycWw/0?wx_fmt=jpeg 那时他才22岁呀！浑身都是少年那种抒情的能力！在这最美的年华里，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沉湎在巴黎这席流动的盛宴中，享受着纯洁温馨的爱情，开辟文学创作的新里程（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那时的生活可真是清苦，俩人时常得忍饿挨饥，可虽穷却精神富足。“我们吃的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青春的纯真加上艰苦的磨练，将两颗心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绝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爱。”那是他一生中真正的一段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 海明威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相对于其他三次，这第一段最为纯洁，那时他无名无利，有的只是青春的理想和激情。他曾那样爱着他的妻子，以至四十年后，在暮年时光里，仍旧清晰地记得妻子的模样：“等火车驶进车站时我又见到我的妻子，她站在铁轨边，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去爱任何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她体态美丽，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红中透着金黄色，那是整个冬天长成的，长得不成体统，却很美观。……这时我把她搂在怀里，”“她说：‘我爱你，我们（指她和儿子）都非常想念你。’” 这时他一定是这样深情地回答妻子的： “Moi aussi.（我也爱你。）” 可那脆弱的青春啊，是那样容易消逝而不可靠。当有人（他的第二任妻子）“不知不觉地，天真无邪地，毫不留情地企图与那丈夫（指海明威）结婚……而如果那丈夫运气不好，又会爱上她……”海明威一直把第一段婚姻的毁灭归咎于第二任妻子的蓄谋，“一切真正邪恶的事都是从一种天真状态中发生的。” 然而覆水难收。“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度过的是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但是等我们在暮春时分离开山间回到了巴黎，另外的那件事重新开始了（指与后来第二任妻子的婚外恋情）。” 海明威与哈德莉的纯美爱情就这样被他自己葬送了。怀揣着悔恨和遗憾他离开了巴黎，回到了大洋彼岸的故乡美国，在那里用一生一世来祭奠那又爱又痛的巴黎爱情往事。巴黎，记下了他的最痛，也记下了他的最爱，沉淀之后，他悠悠地说： “巴黎永远没有个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她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但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 遥远的梦幻Je t'aime，moi aussi 这是个随时随地、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因为想象力预先在这里留下了它最不寻常的关切。这个世界不再遥远，不再难以接近。雨果说：“这个又哭又闹的巴黎，风情万种，令人眼花缭乱。”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注定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心心向往的圣地。 这个女人年华不再，可她依旧坚定自信，铿锵豪迈，因为她的生命里有年轻时候储藏的爱的宝藏。 在那个年轻女子的心里，巴黎是在茫茫无尽的时间长河中航行时的想象，是她终极的关切和情感的寄宿。那遥不可及的空间与她热烈的憧憬对峙着，当偶然获得的一点感觉与憧憬相吻合，虽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她仍旧快乐地假想着这梦想存在的合理性。那异域的一切虚幻又实在，那样令人着迷，皆因她为之陶醉的，恰恰就是那模糊的形象，朦胧的感受。 那个印象派的巴黎啊！ 那吸引力从遥遥远方来到内心深处，虽脆弱却有生命力，虽飘渺却经久不散，寄托着她拳拳的期盼。“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说，远方总是好的，因为诗意的生活总在别处。 “诗人，生活在别处，在沙漠 / 海洋，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 这个把纯真情感寄予别处的女子，怀揣着史诗般壮烈的情怀，与那个住在巴黎16区的卷发男孩，孤注一掷地谈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异国恋爱。她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凭着唱过的巴黎歌曲，读过的巴黎书籍，看过的巴黎电影，背过的巴黎诗句，或者一部巴黎音乐剧，甚至是与来自巴黎友人的一席话……巴黎活生生地驻在她的心里。他们依托着书信和电话，认真地虚拟着恋爱的细节和情景：在布洛涅公园，在塞纳河左岸，在莎士比亚书店，在加尼叶歌剧院，在香街之上，在铁塔底下……他怀抱着她，说：Je t’aime，她依偎着他，说：Moi aussi。连背景音乐都设计好了：“Sous le ciel de Paris / Marchent des amoureux /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巴黎的天空下漫步着恋爱中的人，他们的幸福建立在专为他们营造的氛围中。”——Edith Piaf：Sous le ciel de Paris “爱情本身与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之间的差别判若天壤。爱情的本质在于爱的对象本非实物，它仅存在于情人的想象之中。”——马塞尔·普鲁斯特 她自顾自地谈着这场假想发生在巴黎的恋爱，她不是不知道：“Dreams are my reality /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梦境就是现实，惟一真实的幻想，幻觉已成平常事，我试着活在梦境里。”——Richard Sanderson：Reality 无论如何，她毕竟是拥有了生命中一次至纯、至真，浪漫而奇妙的爱情故事，并如愿地将它写在了巴黎的书页上，这是她一生的财富。 巴黎，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遥远的梦幻。爱情，就应该发生在巴黎！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avxibQSXwtnncicREy5IxEQAcHlVrtaKktE5vAfC4ic0YEzf6XKwKibbew/0?wx_fmt=jpeg 理性的情感 Je t’aime，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aussi”？Parisian（巴黎人）却怀疑这种完美爱情誓言的合理性——那好像是中产阶级的文化遗存，落满了灰烬尘埃，是外省人、外国人才追求的东西。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诞生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早已深深地嵌进了人们的基因里。接受冲突，接受缺陷，接受不完美，是巴黎人的本性，就像承认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连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著有《恶之花》）都说花也有恶的也有病态的，更何况是有人参与的爱情？真正的巴黎人从不追求虚无的完美。情到浓时，也一定要理智地给Je t’aime加一个小注脚：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non plus，我爱你，我也不爱你。这样不解风情的调侃出自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法国流行音乐教父）。当他与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昵称BB）——这个全法国最性感的象征——在床笫间缠绵之时，BB恳请Serge为她谱写一曲全世界最美丽最动听的爱情歌曲。迷人的性感小猫说：Je t’aime，丑得像海龟的Serge 却说：Moi non plus。 这首充斥了喘息呢喃性明示的靡靡之音由于太色情太露骨，被定性为音乐界的Emmanuelle艾曼紐（三级片电影），曾一度被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时候禁止播放。 Serge却很不服：这明明是一首纯洁的爱情歌曲，真挚坦荡，“The music is very p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rite a love song and it's taken badly.” 这个死后被追认为“时代的波德莱尔”的叛逆音乐家，在生前，人们只看到了他形骸放浪、嫉俗愤世的一面，那内心隐藏着的深刻理智与足以让人绝望的洞察力，却无人能解。 Je t’aime je t’aime（女）我爱你我爱你 Oh oui je t’aime（女）噢是的我爱你 Moi non plus（男）我也不爱你 Oh mon amour（女）噢亲爱的 L’amour physique est sans issue（男）肉体的爱是无望的 短视的人们只听到了深深的喘息和“来来去去”的呢哝，然而Serge却在这浓情蜜意之际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这肉体的爱是多么的无望，没有出路。“It was an ‘anti-fuck’song about the desperation and impossibility of physical love.” 难道人们就没有从那优美的旋律中听出背后隐藏着的忧伤吗？相信吗，心有灵犀者听到这首“色情歌曲”也会难过地落泪？有性无爱（或少爱）背后的叹息，是那样地寂寥和惆怅，就似除了遥远而一无所有的远方。理智的Serge即便怀拥着全法国人民最渴望的性感女神，也一样抑制不住那蔓延心底森森密密的绝望，为那身心灵不能融为一体的失落与忧伤，越是强调“我要进去”，那肉体实实在在的结合愈加遮掩不住内心的空虚慌张。谁能说那激情过后不是置身沙漠一般的孤独和迷茫？ 你看在这首歌的MTV里，与那性感的歌词、挑逗的声息相呼应的，是Serge身裹大衣，面目严肃，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庄重地、肃穆地，却又仿佛孤注一掷地，发出他爱的宣言：Je t’aime！同时好像又感到了这美好愿景离现实太远，紧跟着再强调：Moi non plus。就这么“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来回往复地重申，怀着某种宿命的态度来迎接爱情。 Serge死后被葬在巴黎的Montparnasse墓园，与宣扬“美与丑恶不可分割”的诗人波德莱尔，和引领法国人实践存在主义生活态度的哲学家萨特为邻。巴黎人民在这几个哥们的带领下，在爱情面前，没有外省人、外国人那种神圣感，觉得爱就爱了，那只是没有忘记理性的尽情体验。 Serge Gainsbourg在巴黎7区的故居。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1） 文：林炎平 圆明园质疑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圆明园这个话题了。1707年，也就是满清入关制造这些惨案60余年后，一座专供皇家享乐的园林在康熙年代的北京郊区初具规模，康熙后来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四子胤祯，亦即后来的雍正。乾隆继位后继续大兴土木，历经嘉庆、道光，转眼到了咸丰年间。1860年的圆明园已经是一个超过5平方公里的硕大皇家园林，这时，距离“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经有两百余年了，国人的辫子已经梳得很自然踏实，奴才也做得滋润稳当了。当然，春风得意的是满清朝廷：被奴化的广大顺民、被征服的辽阔疆界、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有，这争奇斗艳的园林，啊！一切都是这么美好。 不幸的是，洋鬼子来了。清朝统治者一想到洋鬼子就感到深受威胁，那汉人对大清奴颜婢膝俯首帖耳，但是这些洋人既不下跪还气宇轩昂，这不是天朝大祸的开始吗？不杀一杀洋鬼子的威风，这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而建立起来的美好的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满清确信，要按照征服汉人的办法来让洋人臣服，既然杀戮这办法对汉人好用，对洋人也应该一样好使。 1860年8月的一天，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使团成员，在通州城外被清廷的僧格林沁部队恶意扣留。他们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德诺曼先生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 他们这样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30英里，关进了一个城堡的牢房，他们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坏死，化脓长蛆，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死后三天，他的尸体才被挪走。 又过了两天，德诺曼在同样境况中死亡。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铐。 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Mr.Boulby） 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湖有庙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就是圆明园），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殴打，三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死亡。几天以后，波尔比等人相继死亡，死状与安德森中尉相同。 另外，一名英国军官巴巴松上尉和一名法国军官德鲁克，在八里桥被斩首，尸体抛在运河中，三人因伤重而死，几名印度兵饿病而死，其余的被捆绑虐待而死。 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39人，活着回来的只有19人。运送死者的棺材到来后所呈现的令英法联军十分愤怒。波尔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的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手掌发黑坏死、化脓长蛆、白骨外露。等最后一批约13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亲王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退兵。 英国人正在悲愤之中寻求报复的办法，但是恭亲王俨然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这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心有不甘，绝不愿就此饶过满清政府。他们要找一个让清朝皇帝永难忘记的报复办法，否则，等到联军退走，清朝皇帝更以为天朝威慑洋人无可奈何。最大的担心是，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很可能会受到类似对待。权衡思量之下，圆明园就成了报复的首选目标，因为幸存者讲到，那个虐待和杀害他们的地方，就在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也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若干被扣人员的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他们的地方！ 额尔金写道，他曾经考虑过几种惩罚办法：“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偿还，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破坏和约的罪犯，被交出的很可能是一些替罪羊。推断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1860年10月17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英法分别为30万两和20万两。恭亲王很快同意支付恤银，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退兵的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挽回英军烧园的决心。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1860年10月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致词。第二天，公元1860年10月18日，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在为其战友复仇的强大动力驱使下，冲向满清皇室的后花园——圆明园。 绝大部分国人对于圆明园事件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于圆明园事件的理解就如同一部由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香港导演拍的电影：一群匪徒，把圆明园抢劫后烧掉了，马上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几根孤零零的石柱和散落在地面的大石头。既不给出真实的起因，也不提供真实的结果。我当时就看过这部片子，始终搞不明白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动机，那电影对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而事实远非如此，经过也要复杂得多。 首先，圆明园被抢劫和焚烧后并没有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焚烧后还有大部分的建筑是没有受损的。我在1980年代读研究生时曾经到圆明园参观，那时参观圆明园的人还很少，园内冷冷清清。我看到了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头和尚存的残垣断壁，觉得这种野蛮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又想，难道一把火就会烧成这个样子吗？我在圆明园的实地解说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令我吃惊的是，在园内的说明书上明确记载，圆明园焚烧和抢劫后，大部分建筑还是完好的，除了一些容易拿走的细软，园内文物被掠走的不多。显然，圆明园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后来许多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稍后来说这个问题。 其次，圆明园被烧的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对于清朝皇帝野蛮行径的报复。本来清廷以为西洋人和中国人一样，只要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样杀戮，就可以使之屈服和恐惧，从而服从和归顺。但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洋人不是中国百姓，他们不会就此屈服，然后山呼万岁。相反，他们对于清廷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咸丰知道大错铸成，自己丢下京城，落荒而逃至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他的“庙”是没法跑的。洋人并没有拿中国的老百姓出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事件和普通百姓并无关系，所以他们后来的报复完全没有针对普通的国人或城市，他们选择的报复目标是可以让满清皇帝记得住痛苦的皇室后花园——圆明园。 圆明园遭到报复性的焚毁和抢劫后受到一些损坏，但是总的程度并不严重，因此咸丰还要重新修葺，甚至后来慈禧还想过恢复圆明园的昔日风光，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慈禧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颐和园。这样圆明园就被弃置了。 但是圆明园的大部分金银、雕梁画栋、各种石雕、各种工艺品都还在。于是就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抢劫。这时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破坏，完全是由中国人（包括满族人和汉人）自编自导的闹剧，和西方人并无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洗劫圆明园的是清朝的高层，随后是八旗子弟，再后来是小官吏，最后是普通百姓。亦即，圆明园的绝大部分洗劫是自上而下地由满清的臣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先洗劫的是细软，越到后来越是重物，最后就是那些雕梁画栋和石头，洗劫的最后，百姓车拉驴驮，把圆明园最后没有被高官和八旗子弟洗劫掉的进行最后的清理，直至仅仅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非起重机不能搬运的东西。如果检查北京的各处，有的四合院铺的石头就是从圆明园拉来的。 大多细软和文物流向了更加广泛的民间，当然包括国外。绝大部分圆明园文物是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其中就不乏清朝的官员和八旗子弟，还有的根本就是老百姓自己干的。当看到圆明园遗物时，可以想象，这些遗物绝大部分极可能是清朝的高官所洗劫后转卖的，而那些笨重的圆明园遗物，则肯定都是国人（包括高官、八旗子弟和百姓）之所为。你可以按照遗物的重量就知道是哪一个阶层的国人干的。 不久前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发现了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原来在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石雕喷水鱼。当时网上还群情激昂，嚷嚷要把被外国人抢走的宝贝都要回来。但是，这石雕鱼并不是外国人抢走的。这个价值连城的喷水鱼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发现的，显然不可能是法国士兵或英国士兵从圆明园里抢了出来又扛回到北京城里的四合院里。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通的。事实的真相是，老百姓把原本属于圆明园的宝贝“顺”到了自己的家里。 当然近水楼台的高官和八旗子弟就不屑于“顺”这些石头了。2009年初国外拍卖圆明园铜鼠首和兔首的事件在华夏渲染得沸沸扬扬。主流媒体拿出它一贯胡说八道的看家本领，宣称“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掠走了这十二个青铜兽首，致使国宝流失海外140多年。虽然目前已有5座铜像经各种渠道回到祖国，但圆明园和这12座青铜兽首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 首先，这些铜像仅有区区250年的历史；其次，它们是由意大利人朗士宁设计和制造的；再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虐杀无度和制造“文字狱”的皇帝后花园里的装饰品；最后，它们并不是由英法联军掠出圆明园，而是由于那些达官显贵和八旗子弟的手笔，它们才从圆明园消失的。当时的英法联军至多仅仅毁坏了一些园内的建筑，拿走了一些细软，这些在当时并非文物古董的兽首铜像绝不是英法联军所感兴趣或者容易拿走的。它们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喷水鱼一样，都是日后被自上而下的中国官吏和百姓最后扫荡干净的。然后由他们卖给了民间，辗转到了海外。 那些大骂“兽首”被拍卖的国人和那些趁火打劫彻底洗劫了圆明园的国人在心理上是同样一些人，他们自相矛盾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在于他们对于文明的蔑视和仇恨的崇尚。他们在砸烂文物时候的激情澎湃和叫嚷归还文物时候的热血沸腾都源于无端的仇恨和敌意。 现在我们应该理解了，圆明园沦为今天这样子，英法联军仅仅是一个序曲而已，正剧是中国人自己演出的。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历史的真实。国人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外人，其实中国的所有严重的问题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那些把圆明园和其流失的艺术品说成是中国“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慷慨激昂地利用“圆明园”和“兽首”宣泄仇恨的人，目的绝非“爱国”，而是“仇外”。他们面对真正的千年古迹被破坏贻尽时的无动于衷、甚至兴高采烈、甚至积极参与，足以说明他们对几个区区两百年的由意大利人为一个泼血的朝廷所制作的后花园饰品的大做文章的愚不可及和别有用心。 如果我们要把圆明园作为一个教育基地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教育人民如何正直，而不是从高官到百姓的万众一心的趁火打劫。为什么雅典卫城废墟的石头没有人去偷？人家已经废墟了两千多年了，那些石头都还在。我2008年去看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一部分修缮结果。那些石头都是在废墟遗址现场找到的。而圆明园才区区一百多年就连大石头都不翼而飞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民众普遍的作践自己的行为以及把自己的恶劣行径嫁祸于人的伎俩才是我们的圆明园遗迹更加需要谴责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b3eMKJSFNOSSiabu34WT2wgFECTtaWsvYWEkQWyIJC9I6L3d5mOoy3rStVPyIkcib1lVQiaPfx7FVg/0?wx_fmt=jpeg 依然屹立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 杭州雷峰塔的遭遇和圆明园有几分相似，其倒塌的主要原因是百姓常去塔基那里挖一些土和砖回来以“镇宅避邪”。本来白蛇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和被迫害的弱者，抗争失败后被代表权势的法海用雷峰塔将她永久镇压在下面。因此，雷峰塔就是恶势力迫害弱小的象征。但是，百姓却把这样的象征拿回家去顶礼膜拜和避邪，他们要避的是什么邪？无非是要让自己在强大的恶势力庇荫下苟延残喘，以期避免和白蛇一样的下场。他们在崇尚恶势力的同时，又破坏了古迹，如此双重的道德犯罪，也许只有在华夏才可能名正言顺蔚然成风。原来的雷峰塔终于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在1911年倒塌了，现在的雷峰塔，是一个几年前新造的“古迹”，以其不伦不类的辉煌掩饰着这历史的伤感传说和百姓的怯懦行径。 正是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弱小的蔑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才能都被国人很容易地遗忘了。今天，当年誓死守卫扬州的史可法的事迹和大屠杀遗迹即便在扬州也无人问津了，江阴民间浴血抵抗满清入侵最后全城被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遗迹早已无可寻觅。而这些，才应该作为教育基地，那里，才有中华民族的惨痛和需要记取的历史。 义和团的愚蠢和罪行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庚子赔款”和其原因“义和团运动”了。在中国谈起义和团运动时，并没有完整地描述这一事件。“义和团运动”由民间发起，但确有宫廷背景。义和团被清廷所利用，最后又遭到了清廷的抛弃。对于义和团运动，国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甚至胡编乱造，从而使得这个事件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需要。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民运动和愚民运动。 义和团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的伤害，远远多于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的伤害；而义和团对于中国人的伤害，更加远远超过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伤害。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的伤害几乎不存在。比如西方在和满清的冲突中，刻意避免了可能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 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义和团运动的话，可以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运动”。这两个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历史这样轮回，不得不叹惜中华民族近代的不幸和不争。愚昧与残暴，同是“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将义和团比作红卫兵，认为是迷信和暴力的象征，我觉得非常贴切。甚至红卫兵借用了满清迫使国人的剃发，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剃成阴阳头，一侧光溜，另一侧留长发，这和满清强加给汉人的前面光溜，后面一条猪尾巴有异曲同工之“妙”。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民间的秘密会社，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其中掺杂大量反科学反理性的愚昧成分，因此他们先天就对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另外，满清数百年的愚民政策使得普通民众无从获取知识，造成了普遍的愚昧，从而对外来事物不解，进而充满恐惧和仇恨。很多人相信照相机会摄走人的魂魄、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心肝修炼邪术，不一而足。于是，教会成为人们敌视憎恨的对象。加之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传播知识，例如西医等，对华人社会的某些陋习如纳妾缠足等多有抨击，这也为守旧势力所不容。 愚昧必定导致仇恨和残暴。义和团就是这种社会风气达到了极致的后果。义和团对于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充满敌视，务必除之而后快，西方人被称为“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称为“二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里面会讲洋话的，用洋货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称之为“三毛子”到“十毛子”不等，统统列入异己。既然是异己，那就不必客气，或抢或杀，决不姑息。于是必然导致滥杀无辜。很多时候已经无法分清他们是出于敌视才行凶，还是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义和团对无辜平民施暴非常普遍：“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西巡回銮始末》） 义和团的这一极端仇外心态被慈禧太后所利用，用来对付当时正令她头疼不已的西方人，那些由奴才组成的义和团当然不会错过被主子欣赏的绝好时机，于是欣然从命，为“大清一统靖江山”充当急先锋。当义和团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认可，进入北京后，暴行愈演愈烈，奸淫掳掠，滥杀无辜，导致北京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庚子国变记》） 他们凌虐妇女，将活人肢解活埋，甚至对利玛窦、汤若望等曾对中西方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死人都不放过，掘墓鞭尸无一幸免。《西巡回銮始末》中如此记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北京外，义和团在河北、山西、浙江、内蒙古和东北等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如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当时在内蒙古传教，被铁索横穿肩骨，关在囚笼里，到处游街，最后处死。正是因为中国境内频频发生教民被杀事件，引发各国抗议，而慈禧太后知道西方各国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江山，便招安义和团，向各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急剧膨胀的仇外情绪和极其低下的民族自尊一脉相承，并且极易被统治者愚弄利用。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场绝非理智可以解释的运动。他们也许还记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是他们既没有反抗这些惨剧的始作俑者的胆量，也没有能力。于是积淀的仇恨就发泄到了各种没有多少势力的团体身上，比如传教士和教民这样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群。这些人群被义和团定为迫害对象的理由是，他们是异己，他们被清廷痛恨，并且他们没有自卫能力。通常，奴才选择的宣泄仇恨的对象和迫害对象，都符合如上条件，亦即，被迫害者必须是弱者，必须是主子不喜欢的人，也同时是异己。如果不是异己，那么就把他们打成异己。 于是在清廷的煽动下，在慈禧太后的默认下，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高喊“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及中国基督教民进行了大规模群众暴力。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大约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很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也死于义和团之手，数量远超被害教民。仅北京死于义和团的就有十数万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北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全被烧光，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灭之而后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情况。日后文革时的破四旧，对文物古迹砸烂毁尽，即与此一脉相传。 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暴民运动和大屠杀，才有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时的慈禧，和当年的咸丰一样，仓皇出逃。这才有了次年，亦即辛丑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庚子赔款”等后续事件。这些来龙去脉本来一清二楚的事件，由于人为的原因，居然被偷梁换柱，弄得扑朔迷离，唯有把对西方的敌视，渲染得家喻户晓。无限放大的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庚子赔款对中国人民的羞辱，略而不谈的是各地义和团的罪行和清廷公开悬赏杀人的起因，只字不提的是各国用庚子赔款兴办学校医院的善举。这不能不说在舆论宣传上是偏颇的。 教科书上美化义和团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却在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出处，能找到的倒是类似以下充满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歌谣：……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这些奴才要帮助主子来“大清一统靖江山”了。这些曾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诸多满清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现在要为满清的江山不择手段了，包括虐杀无辜的西方人、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教徒同胞、无辜的妇女儿童，以及“紧急破坏大轮船”。我们从这些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群头上冒着傻气、眼里露着凶光、心里怀着仇恨的明火执仗的匪帮。 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感叹：“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这是当事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和对中国百年来民间迷信思潮的反思。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陈独秀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指出：中国若要进步，“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没想到几十年后风水大变，义和团运动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些荒唐的咒语，那些冤死的鬼魂，似乎不曾存在过。现在的很多“爱国者”，提起西方义愤填膺，提起康乾盛世却交口称赞，颂之为“千古一帝”，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仿佛“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大屠杀都不曾存在过。 1645年中国人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自己的头上不梳辫子，曾经以死抗争。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两百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将会为了保留头上的猪尾巴再次以死抗争，并且誓死捍卫那个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政权。可笑的是，两者都是以“爱国”的名义，难道时间和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今的中国教育体系，还在灌输学生如何仇视西方的近代。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别有用心地告诉普通的中国人，“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在西方这么多年，到过许多西方国家，交往过很多西方人，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有和普通中国人过不去的想法，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西方人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恶意。那些刻意煽动中国人恐惧和仇视西方的人，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用心险恶，或者两者兼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恩怨，应该留给昨天；历史的启示，则赠予今天。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公正和完整地陈述和评价历史，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理解：民族之间的敌意和阶级之间的仇视，都是病态，都不必要。 国人其实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的存在，国人的痛苦减少了很多。如果没有西方，也许今天国人还梳着辫子山呼“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叶赫那拉氏早已死了，但是她的衣钵和祖上的规矩未必就随她进了棺材，于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是必须要呼喊的。被山呼万岁的对象可能一变再变，口号或许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那情真意切发自内心的奴才式的欢呼却并不曾改变。 西方也许曾经是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敌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如何看待和处置权力？中国、耶路撒冷和雅典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中国把权力拥有者神圣化，其随即就成了神的化身，成了道德的化身。他不受任何约束，他就是最高主宰，而且，其人民也相信这点。于是，世俗变成了神圣。 耶路撒冷把权力归于上帝，让世俗的权力披上了神的外衣，但执政者仍然坚称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之间并不等同。亦即，神圣加冕于世俗。 唯有雅典其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并且，执政者的权力被分散给了不同机构，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并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亦即所谓“笼子”。权力最初是被古希腊的雅典关进笼子里的。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诠释了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形式：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政制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的危害应该为后人所警醒，其造成了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数百年的黑暗。如此危害，今天仍然在一些宗教狂热地区继续。 “官本主义”的危害更不言而喻，中国漫长的毫无制度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证据。而今天的北朝鲜更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人本主义”的直接政治成果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本主义”，它同时顾及了多数和少数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不同理念，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只有古希腊文明中的神是裸体的，因为他们不必掩饰。他们身体之裸露，正如古希腊人思想之坦然。 或曰，古希腊的神没有裤衩。后来不幸被古罗马人遮掩上了“裤衩”（无花果叶），这样的遮掩正是从光明磊落的“人本主义”的古典文明堕落为遮遮掩掩的“神本主义”的中世纪黑暗的先兆。欧洲被耶路撒冷带来的黑暗笼罩了近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逐渐重返光明。 而华夏更为悲惨，子民们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青天大人”和“大救星”身上。数千年来一败涂地，但至今痴心不改。国人对“以德治国”的热情，就源于“官本主义”的理念和传统。 “神本主义”至少坚信在神面前人人有罪，因此有着原罪的平等。但是在“官本主义”社会，官就是神，甚至官高于神，从而使得任何平等成为不可能。 中国历史，对于权贵，就是一部权力交替史；对于子民，就是一部青天大人盼望史，从“以官为本”沦为“以食为天”。 所谓“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是“官本主义”的表象。“人本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凡事冠以“民”的，而只有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才需欲盖弥彰地冠以“民”。“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前者基于所有人的平等，而后者只是在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中官对子民的恩赐和粉饰。因此，“以德治国”只是“官本主义”社会中子民的意淫。 久而久之，子民们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缺陷。他们既不能以“人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对权势进行批判，也不敢以“神本主义”所特有的信仰对权势进行质疑，他们只好以“官本主义”所特有的怯懦对权势歌功颂德。他们对大救星的企盼有别于“神本主义”社会对上帝的信仰——后者最终还会让自己付诸行动，而前者只会跪求“青天大人”。他们对权势者的“以德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期盼，而对于设立制约这些原本凡夫俗子的权势者的制度却不感兴趣。 于是，他们会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权势者打扮成道德和理想的化身，自己则匍匐于其下。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结局。“神本主义”至少认为“神是完美的，但任何人都不是神”，而“官本主义”却相信“神是完美的，而权高位重者就是神”。只有“人本主义”直言“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我们和神在道义上没有高低”。 “以德治国”最终必然导致道德破产。中国今天的道德破产不始于今天，也不始于毛泽东，也不始于马克思，而是始于汉武帝秦始皇甚至更早，然后巅峰于康雍乾，集大成于毛时代，病入膏肓于今天。任何对“以德治国”的想往都是对“大救星”的企盼，救星一定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灾星。 因此，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去估计人性和权力。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因此掌权者的善恶就是权力的善恶。权力越大，善恶的后果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希望他人对自己行善，而未必会制止自己对他人作恶。因此，当被制约时（法制），人的善良便容易体现；而缺乏制约时（人治），丑恶就常常毕露无遗。因此，被制约（笼子里）的权力常可行善，而被纵容（笼子外）的权力鲜不作恶。 也正因如此，把权势者的“裤衩”扒下来，亦即把权势者的道德伪装扒下来，是符合道德的。对那些自称“裤衩”里没有私利的权力，用任何方式把他们的“裤衩”扒下来都是合理。这就是为何重庆朱瑞峰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和动机，那是另一回事，正如同台湾议会的打架不应被用来非难民主代议制。我们不能仅仅指望某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而应该设计一种世俗功利的制约制度。 宪政就是用制度限制人性之恶，中国的宪政之路需要我们抛弃“以德治国”和“大救星”的神话。宪政对中国之重要和之困难都在于此。一方面，中国如无宪政则永远是一个奴才和主子的国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斥着奴才和主子使得宪政的实现格外困难。 如果必要，我不介意在走向“人本主义”时路过“神本主义”。“神本主义”至少比“官本主义”要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主义”。 中国必须走上宪政之路：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仅由被统治者授予并被明确界定——此曰“笼”；权力规则必须透明——此曰“裸”；同时，权力不能被供奉，而必须努力为全体公民服务——此曰“奔”。 因此，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吧！

关于巴黎枪击案，你该听听这个女人怎么说 文：来源于网络 sultan 【这个女人叫Wafa Sultan，一个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女人。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下面这篇文章来自互联网，被反复转载后，原文作者已经无法查清。】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我被眼前这位阿拉伯女性利剑般的语言震惊了！一位朋友传来近日在阿拉伯网站和许多英文网站流传的一段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辩论节目。在这个节目上，这位女性舌战伊斯兰教士，对方简直没有丝毫招架之力。这是我观赏过的最精彩的电视辩论之一，这是我见识到的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Wafa Sultan video 在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世界，不仅专制横行，还是绝对大男人主义的世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毛拉们（mullahs）统管一切。女人连骆驼的价钱还不如，没有任何权利，连脸都不让见天日，要严严实实蒙起来。那些动不动就上街狂热反美、反西方的大男人们，可以合法拥有三、四个老婆，但女性却连开车都被当作犯罪，更不要说在婚姻上有同样的权利。 至于伊斯兰文化的弊端，更是不许女性插嘴。在那个“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的《可兰经》主导的世界，谁也不可以对这种文化、这种宗教提出批评。在自由的丹麦，一家报纸发表关于伊斯兰先知的漫画，那个世界的男人们就狂热喊叫着去攻击人家的使馆，向天空放枪，放火；当然，就别提他们用自杀炸弹，去炸犹太人的餐馆、学校、老人中心，甚至正举行婚礼的教堂。 在那样一个谁也不敢说真话、噤若寒蝉的世界，竟出现一位女性，敢公开在阿拉伯半岛电视上和那些毛拉们面对面地辩论，大声说出事实、真实、真相，痛斥伊斯兰文化，勇敢地为犹太人、为西方文明辩护。一夜之间，她成为阿拉伯世界“良知”的象征！ 她就是今年47岁的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个亲眼目睹的事件改变了在叙利亚出生、成长，并曾是虔诚伊斯兰信徒的苏尔丹。1979年，一帮恐怖份子冲进她当时就读的大马士革 Aleppo大学，高喊着“Allah is great!”，当场枪杀了她的教授，并一气打了一百多枪，她震惊了，意识到这不是她应该要的神和宗教，从而开始质疑曾得到的所有伊斯兰知识。 她决心逃出那种宗教主导的国家，去寻找真正的文明。1989年，她和丈夫孩子抵达洛杉矶，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她常在网络上撰文和那些极端伊斯兰者辩论，后来被半岛电视台发现，找去参加辩论节目，由于她信奉自由的价值，大胆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弊端，再加上她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敏捷，反应机智，毫不让步，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 尤其是今年2月21日，她在半岛电视上和埃及伊斯兰教士辩论，精彩异常，其片断被中东的“媒体研究所”（MemriTV.org）放到网络上，一下引起轰动，各种语种的网站在转载这个节目，仅MemriTV上的该节目已被下载超过百万次，google 关于她的词条已一百多万，并以每天近10万的速度增长，更有成千上万的评论，甚至有人称她是“新世界的女神”。 这个节目让人感到阿拉伯世界的希望所在。更令人确信，不管什么族裔，什么文化背景，不管哪里的人群，面对怎样严酷的专制，只要是人，心里就会有对自由的呼唤，对真正文明的向往！ 苏尔丹提出一个远高于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她说《可兰经》明白地写着，要用武力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变成穆斯林。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比较说，犹太人经过巨大苦难，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团结起来，不是用暴力和屠杀，而是用向世界贡献知识，赢得世人的承认。但穆斯林在做什么，把三个大佛像凿毁成废墟。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她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更是向倍受伊斯兰世界的大男人欺压的阿拉伯女性发出呼吁﹕“我想告诉每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你是真正的领袖，如果你不坐在驾驶位置，带着我们的新一代安全地向前行驶，那么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出路。” 苏尔丹特别强调，女性的天性不是暴力和强制，而是和平与宽容。她说，“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么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后，他们带领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要相信你自己，扮演你的角色。” “你能生出生命，你就有能力来保护生命！” 她直言﹕“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 苏尔丹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人物，《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CNN 电视，法国《世界报》，以色列广播电台等，都发表了对她的报导或专访。《华盛顿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勇敢的美籍阿拉伯女性”的社论。她和伊斯兰神学士在半岛电视上的辩论，被译成各种文字，成千上万的人发贴讨论，成为近日最大的网络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当然，她也遭到那些狂热毛拉们的痛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神学士在谴责她，她家里的电话留言中不断有威胁的话﹕“噢，你还活着，你等着瞧吧”；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即使在半岛电视节目上，那些辩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发出追杀《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裁判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她对《纽约时报》说，“知识把我从那种落后的思想中解救了出来，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去把穆斯林人民从那种错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她已用阿拉伯文写过两本书，目前正在完成第三本（英文），名为《逃脱的囚犯﹕当神是个恶魔》（The Escaped Prisoner: When God Is a Monster）。《纽约时报》说，这本书出版后，“阿拉伯世界会被搅翻天”。 她的母亲和兄弟仍在叙利亚，已不敢和直接她联系了，只能通过在塔林的妹妹转话。她的两个兄弟，在她上电视批评伊斯兰教之后，就被叙利亚的秘密警察带去审问。但苏尔丹说，“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这就像一场万里跋涉，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和最困难的开始十英里。”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 苏尔丹在半岛电视台与穆斯林辩论时的视频解说词： Wafa Sultan：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是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的冲突；它是尊重人权和侵犯人权的冲突，是把女性当畜生还是把女性当人之间的冲突。我们见天看到的，不是文明的冲突，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 MSL一：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发生着的是西方文化和落后无知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Wafa Sultan：是的，那是我的意思。 MSL一：那是谁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种概念？难道不是亨廷顿吗？可不是本拉登。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讨论这个问题。 Wafa Sultan：是穆斯林最早使用这种概念的，是穆斯林最早开始这种文明冲突的。伊斯兰的先知讲：“我被命令去和其他人战斗，直到他们相信阿拉和他的追随者。”当穆斯林把人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且呼吁和不信仰阿拉的人战斗，知道那些人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他们就开始了这场冲突，发起了这场战争。为了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教义和教规，那里面充满了对非穆斯林人的侮辱，并呼吁和不信仰者战斗。我的同事讲，他从没有攻击过别人的信仰。但在这个世界上，哪个文明会让你去叫不是人家自己选择的名字？有时候还把人家（犹太人）叫做AhI AI-Dhimma，有时候把他们叫做“那本书的子民”，有时候把他们比作猿猴和猪，或者指责基督徒让阿拉愤怒。谁告诉你们“他们是那本书的子民”？他们不仅是写圣经的人民，他们是写了很多书的人民。今天你们所拥有的所有那些，有用的科学书籍都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自由的、创造性思想的果实。是谁给了你权利把他们叫做“那些让阿拉愤怒的人”或“那些走向歧途的人”？然后宣称，你的信仰教导你要克制自己不去攻击其他信仰者？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或者犹太人，我是一个世俗者，我不相信超自然，但我尊重别人信仰的权利。 MSL二：你是不是一个异教徒？ Wafa Sultan：你愿意怎么称呼都无所谓，我是一个不相信超自然的世俗的个人。 MSL二：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那我就和你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你诽谤和反对伊斯兰、先知和可兰经。 Wafa Sultan：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兄弟，你可以相信石头，只要你不把它往我身上扔。你可以自由地朝拜任何人，但是其他人的信仰，不关你的事，不管他们相信弥撒亚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或者撒旦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让人民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犹太人经过浩劫的灾难，他们迫使世界承认他们，用的是他们的知识，而不是暴力；用的是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哭喊和暴怒。人类众多的发明创造和18、19世纪的科学都归功于犹太科学家，1500万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贡献和知识，赢得了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在德国餐厅引爆自杀炸弹，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表达抗议，可是穆斯林把三个大佛像毁成废墟。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烧毁清真寺，或杀穆斯林人，或毁掉别国使领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用杀人、毁掉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道路。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你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文:刘悠扬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 这是一段与深圳密切相关的文学之旅。 从20年前在深南路上得到灵感，写下《出租车司机》，到2016年《出租车司机》英译版在加拿大出版，薛忆沩花了20年时间，将“深圳人”带到西方。 2016年6月，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其“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Shenzheners》正式进入英美图书市场。对于深圳而言，这一文学事件是个里程碑：它为英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 6月4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上，薛忆沩带着《Shenzheners》，第一次面对西方媒体和读者，谈论他笔下的深圳和深圳人。接下来的多伦多文学节、温哥华文学节，都将有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Shenzheners》将和英美世界产生对话。 更早的对话，在翻译之初就已启动。尽管薛忆沩本人也用英文写作，但这本书的翻译，还是邀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家——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 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吴明益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版前，出版商Linda Leith问薛忆沩：这本书要献给谁？薛忆沩稍作思考，用英文写了一句话：“给那个启发了我的爱尔兰人。”那个爱尔兰人，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都柏林人》，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而《Shenzheners》，如今正被西方读者称作“中国的都柏林人”。 《Shenzheners》中的小说，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几乎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薛忆沩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是他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本期读书周刊，薛忆沩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首次对国内媒体讲述“深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将如何在英美世界“发酵”？这一事件对深圳意味着什么？西方读者又如何看“深圳人”？《Shenzheners》的出版商、“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Linda Leith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采访，她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对话薛忆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AiaHQlwSFyQEbMp4NexVDppaHXLY201mRib6VemuG7SayFA2hQpwiawXA/0?wx_fmt=jpeg 《Shenzheners》 1. 作品翻译迎来“破冰之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忆沩：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也用一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应该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薛忆沩：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的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的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将会接踵而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薛忆沩：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写作的特殊性。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中。它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2. Shenzheners与《都柏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薛忆沩：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中文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薛忆沩：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宣传活动的一些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宣传活动6月初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事实上，它的宣传已经于5月14日在深圳的福田图书馆开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文学节上，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3. 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薛忆沩：《作家》杂志1987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这个版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我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薛忆沩：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视“人性”而轻视“物象”，关注“内心”而忽略“外表”，贴近“边缘”而远离“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有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4. 他们对中国文学怀着敬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在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薛忆沩：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非常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出版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她是伽兰的研究者，也是伽兰的朋友。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她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薛忆沩：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在那里，我也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5. 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将出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包括《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薛忆沩：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薛忆沩：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第一”会属于目前还只有繁体字版本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不久，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薛忆沩：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20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Linda Leith (“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 “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来就远离深圳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同时却又十分亲近、可信。 我喜欢Darryl Sterk既口语、随和，又节制、严谨的英译。这种节制和严谨达到的极致使个体生命的宽阔景观可以通过微小的动作、表情和精准的词语本身来呈现。 《Shenzheners》这本书的外表首先就让所有人对它感觉既陌生又着迷。书的封面上和每篇作品的开始都配上了中国艺术家蔡皋的插图。谁能不被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插图迷上呢？而封面设计使用的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不仅漂亮，还令人好奇甚至诧异。 最大的诧异当然源于书名字母的排列。“Shenzheners”是一个很长的词。这意味着只能用较小的字号才能将它在一行中排出。想到薛忆沩的写作受到《都柏林人》的启发，我查看了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集多种版本的封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版本将“Dubliners”这个词切断，分三行排列。于是，我们的设计Debbie Geltner在封面上对“Shenzheners”一词做了类似的处理。这使得这个词本身和“深圳人”这种身份变得哪怕是对熟悉他们的人都感觉陌生了。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词，去感受“深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的原因。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 　　我的“深圳人” 蔡皋(画家、《Shenzheners》插图作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MPK4PEyMEZGAFJe3tJUGxFticcD3iakrj4Ric0ZXbTdHGOIzWNrUBDCiaA/0?wx_fmt=jpeg 《Shenzheners》插图 读忆沩的作品我总是站在作品后面的那个人。读着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千人。越变越多，越变越小，变成豆丁。 遵忆沩嘱为“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画插图，我便坐东窗下画起来。画着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万千人，两种东西合成了一处。 人，灰色人群中的灰色点子，类似物理学中的玻色子，天生倾向呆在一个状态，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变成另一个状态……世界就这么变化着，又觉察不出变化。 我的朋友岸子曾同我讲美丽的物理学，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个小圆点，再画波长，画栅画基本粒子的位置，我被她感动，我的豆丁小人实起于那个笔记本上的那个小点点。 我喜欢豆丁。 我居住的城市有魔幻的高楼，我不喜欢摩天楼，小高层还可以。我的住宅就在一小高层的顶层。顶层有花园，只要眼光短浅，也可以将花园误会成大地。但我总不能老捂着眼睛哄眼睛，我喜欢看生活，小高层楼房看生活不隔，我看街看城，看满到处有趣的豆丁，看自己提着篮子拖着影子跑生活。出租车和它的司机、小贩和文盲、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忆沩的视野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熟悉这些，觉得亲切，就像深圳的读者熟悉忆沩，觉着亲切一样一样。 不好意思，希望我画的豆丁也能被西方的读者接纳。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读书”，作者为《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